增值税改革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研究

抑制企业金融化对于振兴实体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实施了多项重大增值税改革,基于2009—2019年的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综合分析增值税改革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增值税改革显著抑制了企业金融化,在改变税负水平衡量方式和样本区间,排除内生性干扰后抑制作用依然具有稳健性,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对于小型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效果显著。机制检验显示增值税改革主要通过活水纾困、实业拉动和收益改善机制发挥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抑制作用。

数字产业化、金融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脱实向虚”

发挥数字产业化的金融引导功能是抑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重要选择。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产权性质差异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数字产业化对金融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影响及具体路径。研究表明:数字产业化可促进金融科技创新水平提升,并抑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同时,金融科技创新是数字产业化抑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关键渠道。进一步研究显示,在金融开放水平较低地区,数字产业化对金融科技创新效应驱动效果更强。应大力孵化金融科技数字新基建、适度调整数字经济发展杠杆、拓展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边界,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过度负债会加剧实体企业金融化吗?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负债率较高的同时存在"脱实向虚"问题,那么企业过度负债是否加剧了"脱实向虚"呢?以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企业过度负债与金融化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过度负债程度越高的企业金融投资越多。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主业发展状况和公司治理状况会影响过度负债与金融投资之间的关系: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低、波动较大、管理费用率较高和两权分离度较高的企业,过度负债对金融投资的加剧作用更为明显。这一研究对理解去杠杆政策的经济后果和引导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金融回归本源促进浙江制造业升级对策研究

实体企业"空心化"严重影响到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要有效抑制实体经济"空心化",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应充分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使金融回归本源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应充分考虑引导金融资源在制造业的创新升级、整合优化、强链补链、有序退出的问题上发挥积极的作用,提升浙江省制造业发展水平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同时,积极推进金融体系改革,建立竞争有序、规范统一的高效率的资本市场,形成对制造业创新的全面支撑。

劳动力成本上升驱动企业“脱实向虚”了吗?

本文从劳动力成本上升视角来剖释企业“脱实向虚”的驱动因素,并利用2007-2018年上市企业作为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显著促进了企业金融化,对企业“脱实向虚”产生了驱动效应;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实体企业增加了金融资产持有规模,金融渠道盈利比重提高;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金融化的驱动效应在竞争更激烈的行业和内部盈利压力更大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而研发投入有助于减轻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金融化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基于企业实业业绩和实业投资两个角度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劳动力成本上涨引发的实业业绩下滑是劳动力成本影响企业金融化的重要中介渠道。结论表明,要重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脱实向虚”的驱动效应,激励企业研发创新,并从效率层面提高实业投资的长期回报。

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沪深A股2016~2020年上市企业为样本,分析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并探讨了具体的路径机制以及对冲机制。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资;环境不确定性通过提高实体投资成本和现金流波动性,进而削弱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资。进一步分析得出,环境不确定性会促使企业加大股权投资,恶化投资结构,导致“脱实向虚”。对冲机制表明,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能有效缓解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产生的消极影响;此外,内部控制与管理层能力也是保障企业有效投资的重要措施。

脱实向虚和金融强监管对金融实体行业间极端风险关联的影响

随着金融机构影子银行业务的扩张和部分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倾向的加剧,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联系愈发紧密,对于极端风险的研究不应只局限于金融体系内部。故此,本文首先基于行业指数日度数据与五分钟高频数据测算行业风险价值,其次利用Elastic-Net-VHAR模型构建金融实体极端风险网络进行动态演化分析,最后研究实体与金融行业间风险溢出水平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第一,基于横截面维度,材料和工业行业在网络中居于中心位置,金融行业的风险净溢出水平为负;第二,2017年金融强监管政策开启后,网络整体密度明显下降,实体行业对金融行业风险输出水平降低,而金融行业对实体行业风险输出水平略有提升;第三,面板回归结果显示,实体行业"脱实向虚"程度显著提升了实体与金融行业之间双向风险溢出水平,并且在金融强监管与双向风险溢出水平之间起到了正向调节效应。根据上述结论,建议监管层进一步推进金融强监管政策,注意金融监管政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之间的配合,还应特别重视对实体企业金融化规模进行严格监控,更加有效地防范系统性风险。

金融发展与资金“脱实向虚”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和金融体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经济总量不断提升,金融体系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张。然而,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增速趋缓,实体经济投资收益率下降,我国经济中出现了资金“脱实向虚”的现象,经济发展的“外热内冷”不利于经济转型升级,而且容易催生经济泡沫,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有必要对这一经济现象进行深入分析。本文首先界定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内涵,阐述了资金“脱实向虚”的主要表现,进而分析了脱实向虚的原因、形成路径以及危害,并提出了治理这一现象的对策建议。此外,本文在研究资金“脱实向虚”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其对于金融发展的启示。

金融化、财政激励与企业投资结构

财政激励政策对企业投资结构的调整具有重要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激励政策会促使企业选择提升权益性投资比重,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递减倾向。其中,税收返还和财政贴息会显著促进企业权益性投资比重升高,研发补贴则会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升高。进一步以企业融资效率为中介变量进行检验发现,财政激励可以通过提升企业融资效率进而促使企业提升权益性投资比重。因此,在利用财政激励政策工具调节企业投资结构时,应充分考虑企业金融化水平,以避免企业投资结构出现失衡。

环境保护费改税与污染企业转型:环境权变抑或金融逐利

立足于中国环境保护费改税和严防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现实背景,本文尝试从环境保护费改税视角阐释污染企业转型的制度逻辑。以2018年正式实施的《环境保护税法》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分别从金融逐利动机与环境权变动机层面考察了环境保护费改税对污染企业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环境保护费改税实施后,污染企业的环境权变动机占据主导地位,抑制了企业金融化,污染企业转型更倾向于绿色化,且这种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第一,环境保护费改税主要通过压力效应机制和激励效应机制抑制企业金融化并激发污染企业进行环保投资;第二,环境保护费改税在整体上促进了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但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更多表现为策略性行为,其实质性绿色创新没有提升;第三,环境保护费改税所诱发的绿色创新并非是在既有创新活动基础上的叠加效应,而是挤出了既有的非绿色创新活动。文章的研究发现为中国在环境保护费改税的效果评估和作用机制方面提供了企业层面的研究思路和评估框架,为政府进一步完善环境税制改革提供有益启示。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经营绩效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速减缓,越来越多的企业为了增长和转型涉足金融投资。基于此,本文聚焦于企业金融化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这个问题,使用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2010年至2020年的数据,验证了实体企业金融化总体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以“挤出”效应为主导,并在此基础上区分金融资产流动性差异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本文还发现产权性质和行业特征对企业金融化与企业经营绩效关系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企业“脱实向虚”如何传染?——基于同群效应的视角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金融企业将大量的资金投资于金融资产,使得我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脱实向虚”趋势。文章基于同群效应的视角,考察了我国企业金融化行为传染效应的存在性、发生机制及其经济后果。利用2007−2016年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文章研究发现,企业的金融化决策存在显著的传染效应,企业的金融化程度与同行业或同省份其他企业的平均金融化程度显著正相关,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信息学习”动机和“代理成本”是驱动企业金融化同群效应的潜在原因,主要表现为具有信息劣势的追随企业倾向于模仿具有信息优势的领导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但反之不成立;并且,外部信息环境越差、不确定性程度越高、代理成本越高,企业金融化的同群效应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基于同群效应的金融化降低了企业的特质风险,但增加了企业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和总体风险。文章的研究为理解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的发生机制及经济后果提供了一个新的微观视角。

客户集中度影响企业的金融投资吗?

近年来,实体企业金融化问题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以2010-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客户集中度是否会彩响企业的金融投资水平。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越高的公司,金融投资水平越高。这样的关系在企业议价能力弱、客户稳定程度高、企业对客户是专用性投资以及产品市场竞争激烈时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从微观视角分析了企业金融化的动因,同时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更好地理解新兴市场中供应链关系如何衫响企业行为带来一定启示。

数字经济对经济“脱实向虚”的影响: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数字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要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并且防止数字经济发展加剧经济“脱实向虚”。本研究以中国沪深A股实体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程度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在整体上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正向影响。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加剧企业金融化的“传染效应”推进了企业金融化。研究还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存在产权异质性、政策支持异质性及地区异质性。除此之外,企业对数字技术的投资和使用缓解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促进作用。本研究拓展了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因素研究,也为数字经济发展中的风险防范、企业金融化的合理管控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