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银行卡诈骗犯罪背景下储蓄合同纠纷民事责任的承担

近年来,因银行卡犯罪引发的储蓄合同纠纷呈上升趋势。针对此类案件,不同法院的判决理由、依据和结果差异明显,影响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鉴此,司法实践亟须在以下几个核心问题上取得共识:第一,存款行为的法律性质属于消费寄托,持卡人存入的货币资金的所有权即刻转移给银行。第二,在金融电子化自动交易条件下,银行卡与密码是持卡人进行意思表示的必备条件。因此,持卡人意思表示的效力规则应该是:真卡与密码的使用不管是否是持卡人本人的行为,如无免责事由,也应视为是持卡人本人的行为。据此,犯罪嫌疑人使用伪卡和密码则不应视为是持卡人本人的交易行为。第三,如果持卡人存在疏于银行卡与密码保护的过错,法院应支持银行主张持卡人承担侵权责任,以防范持卡人的道德风险。

论民事纠纷刑事化防范体系的有效构建

在厉行"依宪治国"的当今时代,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民事纠纷刑事化是与法治理念背道而驰的司法实践。仅凭现行制度中公安机关的自我约束及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下并不能有效根治和防范这一顽症。要想根治和防范这一顽症,就必须基于法治理念构建有效的防范体系,进一步改革并完善我国的具体法律制度设置。只有这样,民事纠纷刑事化的根治和防范才有可能落到实处。

从IPAD商标确权案看知识产权案件的识别

苹果公司与深圳唯冠之间关于中国IPAD商标权属之争,不仅涉及到程序法律问题,即本案的案由如何确定和法院管辖权的有无,还涉及实体法律问题,即苹果公司主张的法律依据表见代理是否成立。知识产权案件的案由识别应该由诉争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决定。按照物权变动原因和结果相区别的原则,物权变动原因关系,通常为合同关系,产生的纠纷,其案由应识别为合同纠纷;而由物权变动结果导致的权利归属纠纷,其案由应识别为权属纠纷,知识产权作为准物权,其案由的识别同样应适用这一原则。商标转让协议中的表见代理要成立,必须具备表见代理的权利外观和第三人的主观善意,而本案中苹果公司一方不具备上述要件。

基于犯罪心理生成机制的民转刑案件防控战略

民间或民事纠纷向刑事案件的转化过程可以分为从纠纷到犯罪动机,再从犯罪动机到犯罪行为两个阶段。这一转化过程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和持续效应。制定民转刑犯罪防控战略应当在不忽视第二阶段的同时以第一阶段为重点,并以矫正心理失衡和缓解心理紧张感为目标。战略措施应包括建立并完善矛盾化解机制、心理监测、预警和心理危机干预体系,以及加强公民的法制和道德教育等。

侵占罪的界限问题研究

侵占委托物罪成立的前提是存在占有事实,侵占脱离占有物罪只能发生在自己有权控制的场合,而盗窃罪则相反。区分侵占罪与诈骗罪的关键在于交付财物是基于双方之间真实的保管关系还是一方的错误认识。区分侵占罪与贪污罪的关键在于合理确定"公共财物"的范围。民事纠纷有可能转化为侵占罪,两者可以是重合的,但是欠缺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无论如何也不能被认定为侵占罪。总而言之,认定侵占罪的界限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以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对我国涉嫌犯罪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机制的评析及重构

涉嫌犯罪的经济纠纷案件会同时侵害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需要民事诉讼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共同处理。目前我国采用的是"先刑后民"的处理准则。这种处理机制在理论与实践中都存在很多问题,不利于相关当事人的利益保护和纠纷解决。因此,应对涉嫌犯罪的经济纠纷案件的处理机制予以重构。

股份能否认定为侵占罪中“代为保管”的财物及对普通侵占罪犯罪圈的限定——对乔某侵占罪案的评析

股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认定为侵占罪中"代为保管"的财物,并可能成为普通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普通侵占罪与纯民事纠纷之间的主要分别在于普通侵占罪不但侵犯了财产权,同时也侵犯了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内部信任关系。普通侵占罪以财物所有人与行为人之间存在委托代为保管关系为前提。在认定委托关系是否存在的问题上,要结合双方是否存在内部信任关系等因素,根据日常生活准则进行判断。为贯彻刑法谦抑主义的要求,对普通侵占罪应重点从"合法持有→非法占有→拒不返还"的行为模式,以及犯罪客体、行为人返还能力、犯罪数额、证据、犯罪主体等方面进行严格限定,以防将纯民事纠纷认定为犯罪。

“民转刑”案件成因及防范机制研究——基于L市D区137起案件的实证分析

减少“民转刑”案件的发生对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实证分析,L市D区“民转刑”案件具有诱因集中、被告人文化层次低、前科犯和共同犯罪占比大、手段暴力、具有社会危害性等特征。发案原因包括文化素养低、法律意识欠缺、情绪控制能力弱等个人因素和社会氛围紧张、人民调解制度不健全以及犯罪防控机制不完善等社会因素。因此有必要双管齐下,在个人层面加强教育,提升公民的法律意识、情绪控制能力和心理健康;在社会层面完善各项制度,从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两方面健全犯罪预防模式,并完善人民调解制度。

消费者维权过度与敲诈勒索罪界限的研究

消费者合法权益因商家销售的商品、提供的服务存在质量问题而遭受侵害,消费者以向新闻媒体曝光或者在自媒体上发布相关信息的手段,向商家索要巨额赔偿的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这一问题在刑法实务界和理论界众说纷纭。对消费者过度维权行为的定性不能"一刀切",必须进行层次性的刑法分析。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于构成要件层面对各要素进行实质解释,于违法性层面展开实质性法益衡量,从而厘清敲诈勒索财产犯罪与民事财产纠纷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