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ss v. Harbottle规则与中国股东代表诉讼

英国公司法中的Foss v. Harbottle规则及其例外是英国公司法保护少数派股东权利的一种独特的救济方式。它不仅影响了英美法系国家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而且影响着部分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尽管中国新公司法已经确定了自己的股东代表制度,但英国在代表诉讼制度上的保守态度和经验,依然值得我们借鉴。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政府优先购买权:障碍及实现路径

作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改革的试点内容,政府优先购买权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起到调节作用。试点地区行使政府优先购买权,实施租赁住房建设,调节土地供需关系。2019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表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获得与国有建设用地同价同权入市的资格,政府优先购买权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具备价格调节和规划功能,能够对土地市场机制存在问题进行纠偏。政府优先购买权受到市场规律约束,不会导致政府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变相垄断,和政府行政征收有本质区别。市、县两级政府是有权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主体,政府可以委托国有土地资产公司收购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二级市场参照国有建设用地执行,符合转让、出租等流转条件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是政府优先购买权适用的客体。建议以土地改革市场化为导向,通过法律授权国有土地资产公司以合理价格行使“间接优先购买权”。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府优先购买权之地方性程序文件。

基于CCR模型的控制权转移、股东制衡与公司效率研究——来自上市公司大宗股权转让的经验数据

对92家引起控制权转移的大宗股权转让上市公司2003～2010年的财务数据进行数据包络分析,实证研究控制权转移、股东制衡与公司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大宗股权转让是实现对上市公司控股的一个重要途径,我国上市公司存在严重的"一股独大"现象;(2)大宗股权转让引起控制权转移后,公司效率呈现波动态势,在短期有明显上升,但中长期的公司效率有所下降,公司效率改善持续性不足;(3)一定程度的股东制衡可以弱化控股股东的侵害能力,从而提高公司效率和企业价值。

基于股东特质的控制权转移的盈余管理研究

从股东特质角度研究控制权转移的盈余管理问题,笔者根据控制权的不同把上市公司区分为国有控股和民营控股。研究结果表明,当第一大股东由国有股权转化为民营股权时,第一大股东有盈余管理动机,即国有股权私有化过程中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嫌疑。当第一大股东由民营转变为民营时,第一大股东变更前后盈余管理存在显著差异。即第一大股东变更发生在民营企业间时,由于民营企业是一种"理性经济人",因而显著地存在对业绩的盈余管理问题。当第一大股东变更发生在国有企业之间时,无论是无偿转让还是有偿转让,盈余管理的动机都不明显。而民营转为国有的例子在我国当前几乎不存在,但未来有可能出现。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公司控制权转移视角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是资本市场中常见的融资手段,其对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探讨。基于控制权转移视角,本文以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模型,并引入真实盈余管理作为调节变量,探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股价崩盘风险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真实盈余管理在股权质押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且在控制权不发生转移的情况下,上述两种关系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和治理结构影响本文的研究机制,当控股股东的直接持股比例小于50%或该上市公司不存在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时,股权质押、真实盈余管理与股价崩盘风险三者的影响路径更为显著。

矿业权与股权自由转让原则的冲突及解决

我国现行法律对矿业权转让有严格的条件限制,这导致部分投资者选择以股权收购的方式获取矿业权。股东依法处分股权的结果涉嫌规避强制性法律规范,此行为的法律效力亟待确认。关键是正确理解股权自由转让原则和矿业权有限转让的关系,将现行司法经验上升为立法,明确矿业权转让的类型及要求,同时完善矿业权转让制度。

股权让与担保的内外关系与权利界分

股权让与担保是债务人或第三人与担保权人之间达成的协议,通常采取股权转让的方式,要求将作为担保物的股权登记在担保权人名下,从而引发了《民法典》和《公司法》之间的冲突。股权让与担保反映了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图,没有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是有效的。股权让与担保涉及的法律关系,可以分为对内关系和对外关系两个方面。在对内关系中,担保权人是债务人的债权人,是目标公司的股东,其股东权利的行使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受到限制。在对外关系中,涉及外观主义的适用。如果第三人对股权登记的外观事实产生了合理信赖,则应当保护该信赖。担保权人的法律地位及权利义务,可以用信托原理加以解释。通过担保事项“记载/公示”的方式,一方面明确了股权是信托财产,另一方面可以阻却第三人合理信赖的形成。

股东代表讼诉制度中诉权的滥用及其预防

为使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有必要解决该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诉权滥用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本文探讨诉权滥用的含义及其主客观要件,并结合日本及美国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实践提出预防措施。

论虚拟财产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这是一个数字时代,虚拟财产逐渐进入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关于虚拟财产的概念、性质以及虚拟财产的转让等,成了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不能回避的问题。本文结合法律理论和实践对以上若干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虚拟财产不是物权。从不同主体的角度看,在不同的情形下,虚拟财产可能是著作权,可能是债权,还可能既包括著作权又包括债权。

再论指示交付及其后果

中国物权法第26条关于指示交付的规定有利有弊,对于其利,必应否定;对于其弊,在解释论上,应最大限度地限缩其中所言"法"的范围,将若干第三人无权占有的情形视为"依法",而不作为"违法"对待。不宜一概否定指示交付场合让与物权的返还请求权。"出让人转让被人盗窃或遗失的手表一块,此时转让的返还请求权应包括对第三人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之说,是合适的,不应否认。

高管更换与经理人市场有效性

从控制权转移、经营业绩、股东财富与高管更换关系的角度回顾了国内外关于高管更换的研究文献,并从理论性障碍与技术性障碍两个方面指出了这一领域研究中的困难。

美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体系概况

通过对美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研究发现,美国拥有健全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体系,该体系营造了创新的政策环境,对研发成果的归属、专利授权、专利权使用费的分配方式、技术转让机构的设立、技术转让的激励措施等都做了系统的规范,有效地推动了科技成果的转移和转化,其经验有借鉴意义。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集体组织成员优先权行使问题研究

集体组织成员享有自己的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集体组织成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享有优先权。这种优先权行使的条件、期限以及优先权竞合时的处理等问题应值得关注。

未经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

有限责任公司中,未经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在司法实践和理论学说上争议不断,综合考虑各学说在法理与法律上的优劣之处,“有效说”更优。“有效说”以判断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范性质、界定股东优先购买权性质以及运用区分原则三条路径为认定股权转让合同主要路径。为弥补该三条路径在法律解释上的瑕疵,应适用“合同法基本规则+公司法特别考量因素”为股权转让合同有效的判断标准。在此基础上,在合同有效情形下应明确对外转让股东与受让人注意义务的分配以及合同履行完毕仍不妨碍优先购买权人的救济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探索与实践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农业规模化经营经历了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以土地承包权流转为特征的历史进程。通过历史的回顾和理论分析,我们发现,只有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以政治制度作为经济制度实施的保障,把以民为本作为政策的出发点,中国的"三农"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未经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不能对抗第三人吗?——新《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质疑

2005年《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涉及到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的效力问题。但是,变更登记是不应当成为股权转让生效的必要条件的。因为股权在本质上并不是因登记而形成的,所以变更登记不具有作为股权转让必要条件的基础;股权的私权属性、公司经营秩序的稳定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要求变更登记不应当成为股权转让的必要条件;股权转让的登记与否,对保护债权人(第三人)利益并无直接关联。另外,该条的规定还存在逻辑混乱的立法技术性问题。

限制股东权利章程条款效力之探析

公司实践中经常出现公司以章程条款限制股东权利的情形,对于该类条款效力的判断现行公司法无明确的规定,相关理论也研究不足。从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出发,应从是否符合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否得到了股东的明示或者默示的同意、是否背离了股东的重大预期三个方面进行判断。

论股东权的法律性质

股东权是指股东基于其出资或认购股份而在法律上对公司享有的对所持股份的所有权和获取经济利益并参与经营管理的权利。它可分为两个部分:股权、其他股东权(包括自益权、共益权)。对股东权法律性质的认识,应根据其内容进行具体地分析。股东权兼有所有权和社员权的性质,其中,股权具有所有权的性质;其他股东权具有社员权的性质。

试析股东身份的确认

公司股东身份的认定关系到投资人在以公司为联结点的法律关系体系运作过程中的权利配置与责任负担。对于股东身份判断的标准,必须要有一个一元的、最终的标准。决定股东身份的是责任,而不是权利。在公司成立的情况下,签署公司章程意味着投资人对公司承担了股东的责任,应当成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身份认定的标准。在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股东资格的确认只能由司法的权力加以解决。有必要在公司制度上设计专门的股东身份确认的程序。在程序设计上建议采用公司内部机制与司法确认机制两个层级。

评2005年《公司法》对股东直接诉讼制度的完善

股东直接诉讼是股东因自身权益遭受公司、董事及控制股东不法行为的侵害,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基于其公司出资人的身份而提起的诉讼。相对于派生诉讼而言,股东直接诉讼提起权对于股东而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只有赋予股东诉权才能使股东权益切实得到保护,只有赋予股东诉权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新《公司法》修正案,进一步明确了股东直接诉讼制度。通过增强股东权利和设定救济途径,保障投资安全,以达到维护股东合法权益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