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要素配置与农户集体林种植决策

基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监测”数据与贵州省农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农户老龄化对集体林种植决策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农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与要素配置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老年农户经济林种植比例明显低于非老年农户,劳动力老龄化显著降低集体林中经济林比例;老年农户经营的农地规模越大,对种植经济林的负向激励就越大,劳动力老龄化对集体林中经济林比例的影响明显受到农地经营规模的调节作用;老年农户分别通过减少林地种植劳动投入和增强林地持有意愿,降低集体林中经济林比例,劳动力老龄化加大农户集体林种植的劳动力约束与林地流转约束,强化农户经济林种植的负向激励。据此,建议推进林地种植社会化服务,加大对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培育力度,不断优化林地要素配置与林业发展功能区划。

林权改革与农户家庭收入:理论线索和经验证据

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是林权改革的重要目标和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的关键所在。基于全国9省(区)18县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考察林权改革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林权改革能够有效提升农户家庭收入水平,通过稳健性检验、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等方法验证了实证结果的可靠性,但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间存在显著差异,突出表现为“益富更益贫”的特点;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要素激励、生计策略选择、林地流转和林权抵押贷款在林权改革影响农户家庭收入中发挥中介作用,林权改革通过增加林业要素投入、强化生计策略选择、提高林地流转发生率和信贷可得性来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异质性分析表明:林权改革的政策效果在森林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禀赋、代际程度和生产结构差异下表现出明显的情景依赖性。

林地流转模式的选择机理及其政策启示

研究目的:挖掘集体林地流转模式多样性的普适性规律,为促进林地流转和完善林业经营体制提供借鉴。研究方法:以交易费用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对浙江省的三个集体林地流转案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交易属性会通过治理结构属性影响林地流转模式的选择。研究结论:林地流转的资产专用性、盈亏不确定性、流转规模作为主导交易属性对流转模式的要求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流转模式选择,村集体的加入是提高治理效率、促进林地流转的重要基础。

集体林区林地使用权流转模式、动机与路径选择——基于湖南省一个县的实证调查

南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使南方集体林区呈现出以分户经营为主体的基本格局,在明晰经营主体林业产权的前提下,通过合理有序的林地使用权流转,实现林业规模经营已成必然趋势。本文以湖南省L县案例为中心,运用参与式农村调查和问卷调查的方法,在概述不同林地使用权流转类型的运行模式和流转意愿的基础上,分析林地使用权流转的动机,指出林地使用权流转形式的路径选择。

基于农户视角的集体林地使用权流转调查分析——以江西省铜鼓县和靖安县的农户调查为例

农户是林地使用权流转的重要主体。基于农户视角,运用江西铜鼓县和靖安县77户农户调查数据,客观分析了农户对林地使用权流转的认知、判断、意愿及行为状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普遍认知并满意现行的林地使用权流转政策;农户对林地使用权流转的判断和行为选择日趋现实和理性;农户的态度和行为选择上既存在一致性,也存在异质性。提出了加强政策宣传、稳定流转政策、加强流转立法、完善流转市场及相关机制等建议。

集体林区林地使用权流转分析——政策演进、流转形式及机制

文章介绍了集体林区林地使用权流转的政策进程,解析了集体林地使用权一级流转形式即家庭承包、招标承包、拍卖、租赁、股份合作、反租倒包等,以及农户林地使用权二级流转的主要形式即转让、转包、出租、互换、入股、抵押、托管等,并针对林地使用权流转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提出了四大机制体系构建设想：林地使用权流转评估机制以确保流转主体理性参与流转;林地使用权流转交易机制以确保流转主体顺畅参与流转;林地使用权流转管理机制以确保流转主体规范参与流转;林地使用权激励机制促进农户积极参与流转。

集体林地流转影响因素分析——基于7省3500个样本农户数据

从人力资本、资源禀赋、机会成本、制度约束、政策扶持等方面分析了我国集体林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基于理论分析,采用辽宁、湖南、江西、福建、云南、陕西和甘肃7省3500个农户样本数据,选取相应变量构建二元Logit计量经济模型,分别对影响农户林地转入和林地转出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林地转入模型结果表明,在户主个人特征和家庭生产资源禀赋方面,户主是否为干部、户主个人年收入、家庭留守劳动力、家庭林地面积对林地转入具有正向影响;家庭非林收入比重、家庭耕地面积对林地转入具有负向影响。在制度约束方面,林权证、林权纠纷和采伐指标等对林地转入具有显著影响。在林业扶持政策方面,造林补贴、林权抵押贷款和森林保险均对农户林地转入行为具有正向影响。林地转出模型结果显示,防火、防虫情况能否满足林业生产需要以及采伐指标、造林补贴和森林保险在不同置信水平和不同方向上影响农户林地转出行为。

我国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及配套改革相关政策问题研究

我国新一轮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及配套改革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文章利用实地跟踪调研获得的大量一手数据资料,分析了我国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及配套改革的进展情况,侧重探讨了农户经营林地意愿、林权抵押贷款和林地流转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集体林权流转制度改革:历程回顾、核心议题与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集体林权流转制度改革经历了林业"三定"时期、两次集体林改过渡时期和新一轮集体林改时期。研究结果显示:集体林权流转是集体经济组织和林农流出的过程,流入方注入新的生产要素与经营理念,集体林经营的资本密集度渐增;集体林权流转主体不断增多,每个时期都有主要的集体林权流转参与主体,且从单向流转向多向流转转变;政府部门从禁止集体林权流转转向鼓励和支持集体林权流转,林地收益是集体林权流转的保障,多异质性主体和林农非林就业机会增多是集体林权流转的必要条件;集体林权流转从木质产权交易演化到木质与非木质并重的产权交易,生态价值得以体现。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小农和村集体将继续向新型经营主体和工商资本等流转集体林权。为实现集体林权有序流转和保障各方利益,有必要进一步强化集体林确权工作,完善集体林权流转平台建设,规范政府行为,完善政策法规,明确生态公益林等林业区划原则,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农民对不同林权改革方式的满意度存在差异吗?——广东农户对“均股均利制”和“均山制”林改政策的评价及比较

不同的林改方式会对农民间可行能力差异产生不同的影响,可行能力差异越大,农民的相对剥夺感越强,从而对改革政策的满意度评价越低。基于"可行能力—相对剥夺—满意度"的逻辑思路,采用广东省的农户调查数据,检验不同林改方式下农民对林改政策的满意度是否存在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影响农民对林改政策总体评价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农民对以"分"为主的"均山制"改革的满意度高于以"不分"为主的"均股均利制"改革,"均山制"制度安排更有利于农民可行能力的塑造;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以"明晰产权"为主要内容)是农民行使可行能力的基础,配套改革(包括林权抵押、林权流转等)是农民提升可行能力的关键,两者都显著地影响农民对林改政策的整体评价,且主体改革的影响更为显著。应完善"均股均利制"的利益分配方式,并通过赋能措施降低赋权不公的负面影响,积极推进配套制度改革,提升农民的可行能力。

集体林地使用权流转收益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以福建省邵武市为例

林地使用权流转收益是否合理,关系到流转权益各方的切身利益与林权制度改革配套措施建设成效。借助相关基础数据与理论模型,分析2000—2011年度福建邵武市不同立地质量的林地使用权理论流转收益,认为木材价格的不断上涨及政府的政策性税改让利是理论流转收益不断攀升的主要原因。研究发现,闽政文[2005]50号及南委[2007]37号文件规定的林地使用权价格明显低于林地理论流转收益,林农及基层经济组织并不能共享土地经营权流转剩余收益;延平区政府的林地定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邵武市林地流转的价格依据及政府制定流转政策的价格参照。创新林地使用权流转价格形成机制是合理调配权益各方利益争端,实现利润共享的必然选择。

论集体林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与流转

集体林地使用权流转可分为承包经营权整体流转和集体林地经营权分离流转两大类。农林产业规模化发展需要集体林地大量流转和集中。集体林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可以推动集体林地使用权的流转。进一步推行林地经营权分离流转形式,而非承包经营权整体流转,仍存在诸多阻碍集体林地经营权流转的因素,应从完善林业产权制度、完善集体林权流转制度、集体林地相关制度的配合,以及地方政府加强宣传和引导等方面提出对策。

中国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回顾与展望

采用历史产权制度研究方法,利用详实的历史数据与信息,系统地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每个重要时期的改革内容与进程以及集体林地林木流转制度演化历程,发现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集体林所有权和家庭经营的基因没有变,变的是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权的实现形式;指出集体林产权制度变迁道路中的困惑;提出未来集体林产权制度的选择路径。

农户劳动力迁移程度对林地流转的影响分析

基于江西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项目2011—2016年的连续监测数据,考虑非农就业的内生性,采用IV-Probit模型及其估计方法,分析集体林区农户劳动力长期外出务工对林地流转的影响。结果显示:集体林区农户劳动力迁移程度对林地转入有抑制作用,但对林地转出具有促进作用,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在如何推动农村劳动力实现长期、有效、稳定的非农就业转移这一问题上做出相关努力,以促进农户间的林地流转,最终实现林业规模经营的目的。

对云南省森林资产流转的思考

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森林资产流转进入一个新阶段。文章从云南省森林资产流转的历程和现状出发,在对流转运行环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云南省森林资产流转的可能性不充分和向度不大,森林资产流转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等观点,主张把目光投向流转更基础性环节,并以此提出自己的建设性建议。

我国集体林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构建探析

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被认为是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和保障农民土地正当权益的有效措施,也是得到管理层和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作为一种特殊的农村土地,集体林地增值收益分配的相关研究鲜见。文章首先梳理了集体林地增值收益分配概念和特殊性,进而分析了集体林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基本原则、农民主体性、增值收益来源、分配机制和分配方式5个方面进一步探析了如何构建此项制度。最后讨论了确保制度得以构建的保障措施。

非农就业对林地流转的影响——基于双内生视角的MV Tobit估计

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林地的市场交易行为并未如政策预期。为了探讨非农就业是否阻碍了林地流转,本文构建了双内生农户决策模型,并利用国家林业局对全国9省区1497个农户的固定样本连续监测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考虑到林地流转和非农就业的双内生性、以及被解释变量的数据删截性问题,采用了多方程系统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非农就业对林地流入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相反,非农就业对林地流出的作用并不显著,这与林地流转契约的长期性和林地生计保障功能密切相关;无论是对流入还是流出,交易成本都是一个重要的负向因素,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其他显著影响林地流转的因素还包括工资水平、林木价格、林地面积、林地细碎化程度、家庭人口数等,这些因素对林地流入和流出的影响方向相反。上述发现有助于理解林地流转不活跃的经济机理,为后续配套改革提供决策参考。

我国后林改时期集体林地承包经营的现实问题与制度完善

随着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推进,全国主要集体林区已基本完成承包到户的改革任务。林改后的集体林地承包经营实践中还存在着林地经济效益受阻、生态公益关注不够和林地资源浪费等问题。林地承包立法针对性差,林地资源使用标准欠缺、林地流转制度不完善等林地承包经营制度的缺陷,无疑是产生这些问题的重要制度原因。林地的特殊属性以及特定的时代背景决定了林地承包经营需要制度创新。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制定林地利用标准和规划,强化林地承包经营中的生态责任,赋予发包方承包地收回权,完善集体林权流转制度,是既发挥林地经济效益,又有效保护生态公益的重要举措。

环境变迁、流转价格与林地流转意愿——基于粤、赣两省的农户调查

基于农户效用最大化构建集体林地流转价格决定与流转意愿关系的模型,认为流转意愿价格差异取决于环境变迁下林业经营收益的变化,厘清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有助于为推动林地规模经营提供决策参考。一方面,木材价格的上涨预期、非木材收益的逐渐显现和林地的禀赋效应共同抬高了林地转出意愿价格,农户经营行为能力的提升则进一步增强了对林地的持有意愿。另一方面,林地规模收益的增量有限抑制了林地转入意愿价格的提升。通过对江西与广东的农户调查发现,农户集体林地的流转比例、流转频率和转出意愿均较低;实证结果表明,轮伐期较长的树种转出意愿低,林业金融服务对农户林地转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户林地流转的双向弱化促使林地规模经营的实现更倾向于合作,对股份合作、联户经营等合作方式的政策支持有利于林地的规模化经营。

基于内生性视角的非农就业对林地流转的效应评价——来自9省1497户林农的连续监测数据

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劳动力配置和林地流转的农户决策模型,在内生性视角下阐述了非农就业对林地流转的影响机制,据此提出了研究假说。并利用国家林业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在全国9个省份开展的大样本多年份连续监测数据,对上述假说进行实证检验。考虑到非农就业的内生性以及林地流转数据的截取性,本文采用了IV-Tobit模型及其估计方法。结果显示,非农就业行为对林地流入决策产生了负向影响,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相反,非农就业对林地流出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这种正向影响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林地流入决策还显著受交易成本、木材价格等因素影响,而这些因素对林地流出均不显著。这反映出林地流入是受到市场机制影响的经济决策行为,而林地流出则是更偏向于受心理因素所决定的非市场化行为,二者在行为机制上的差异性为集体林改的后续配套改革提供了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