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转移支付理论的渔业保险中央财政补贴适度规模估测

渔业保险财政补贴是有效促进政策性渔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形式,但现行补贴规模较小,保费补贴比例平均,中央财政在补贴分配的差异化对待上有所不足,结果产生了补贴的区域不公平问题。采用因素法构建了渔业保险中央财政补贴适度规模估测指标体系,结合因子分析法、熵值法对各个指标进行客观赋权,测算出中央对试点省份转移支付的分配权重,继而估测出在现行专项资金标准(1000万元)下中央财政对各地区渔业保险进行补贴的适度规模。针对渔业保险发展及财政补贴责任合理划分等提出可行的对策建议。

财政转移支付对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理论层面分析了财政转移支付对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运用2013—2022年新疆14个地州市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转移支付能够直接提高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转移支付通过调整财政支出规模和财政支出结构对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间接负向影响,但间接效应有限。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一般性转移支付对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专项转移支付具有负向影响;转移支付对南疆地区和北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呈现显著的正向效应;转移支付对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同维度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基于此,新疆应尽快出台自治区对下财政转移支付办法,强化对转移支付资金的预算绩效评价,加快构建多元化地方政府考核评价体系,立足新疆资源禀赋,充分发挥转移支付对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财政透明度对预决算支出偏离的影响研究——基于268个地级市财政预决算数据的分析

利用2013-2021年中国市级层面公共预算的预算和决算数据,从预算支出视角分析财政透明度对预决算支出偏离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的提升对预决算支出偏离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通过稳健性检验,证明结论成立,且财政透明度对预决算支出偏离存在地区异质性,低财政透明度地区、经济发达地区、低财政自给能力地区和低政府支出规模地区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的提升可以通过提高政府财政自给能力、控制政府支出规模两个途径抑制预决算支出偏离。

省以下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规模——对中国县级数据的分析

中国的省以下分权改革由地方政府参照中央与省的制度安排自行调整,省内财政体制的安排存在较大差异。文章利用中国的县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省以下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的关系,结果表明,"双重援助依赖"的地方财政制度显著扩张了地方政府规模,其原因主要在于地方官员的"横财效应"机制和转移支付存在的严重"粘蝇纸效应"。因此,想要约束政府规模的膨胀,一个有效的方式便是通过制度安排消除省内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格局,通过县级政府竞争提高地方政府运营效率。

转移支付、财政努力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影响的研究——一个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门槛效应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转移支付、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影响的基础模型并结合我国2008-2017年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发现转移支付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辖区内公共服务的供给,但该促进作用易被缺乏弹性的行政性薪金支出弱化。转移支付在提升公共服务支出占比上存在着以财政努力为门槛的三重门槛效应,随着地区财政努力程度的不断提升,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增进效应也呈现阶梯性提升。因此,控制财政支出的可替换效应,加快构建与地区财政努力程度激励相容的转移支付制度,引导地方政府的支出偏好向民生领域倾斜是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环节。

财政转移支付与西藏县级地方政府规模——来自西藏自治区72县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发展是解决西藏所有问题的关键,其核心领域之一是处理好国家投资与社会投资关系,尤其是中央转移支付与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文章研究讨论财政转移支付对西藏地方政府支出规模扩张的影响,对相关批评进行回应。研究认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确实对西藏地方政府规模扩张有重要影响,但这一影响与内地甚至全球的财政转移支付的"粘蝇纸效应"没有大的差别。财政转移支付是地方政府规模扩张的一个重要的一般性原因,中央对西藏财政转移支付并不是一个特殊效应,更不是有意的制度设计。一定程度的财政依赖不是中央关注的焦点,如何为西藏自治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打下扎实基础才是重心。

我国现行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思考

我国现行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分级包干”体制下的转移支付和分税制体制中提出的转移支付的混合体 ,这是一种过渡时期的、不规范、不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我国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还存在许多弊端 ,规范和完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刻不容缓。

论我国现阶段政府间转移支付规模的合理界限

政府间转移支付规模过大或过小都会影响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目标的实现。一国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规模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该国的财权集中度与事权重心定位所决定的,可称之为分税制管理模式。该模式的选择需考虑一国的具体情况,包括是否具备实施大规模转移支付的制度条件以及权衡各种分税制管理模式的优势与局限。鉴于我国目前短期内尚难以制定与实施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的情况,作者建议通过调整分税制管理模式适当缩小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规模,以便提高我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运行效率。

财政转移支付的效率问题

财政转移支付的效率问题 ,涉及转移支付的效率机制的四个方面的内容 :目标模式的选择、规模、结构及其资源配置。它们对财政转移支付的效率方面有重要影响 ,因而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 。

财政推动共同富裕——基于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分析

财政作为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发挥着缩小城乡、地区、群体间差距的重要作用。本文以中国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作为分析对象,先后整理介绍了2000—2019年省以下转移支付规模与结构,并考察其决定因素。结果发现,采用总额分成、递增分成等方式划分财政收入的省份,更倾向使用一般性转移支付;省级政府所集中财力越高、省级政府承担事权与支出责任比重越低的省份,省以下转移支付规模越大,并越倾向使用专项转移支付;省以下转移支付规模与地区间发展差距并无显著相关关系,但经济发展不均衡程度越高的省份,越倾向使用专项转移支付。

政府治理视角下的转移支付政策分析

从2014年开始,一系列转移支付政策的调整和实施,显示出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性。本文基于我国现阶段转移支付政策面临的问题,结合财政分权框架下的区域经济增长,信息不对称下的产权界定,行政管理体制下政府治理的理论逻辑,阐述转移支付政策的运行机制,提出了应继续推进转移支付制度的法制化建设,实现转移支付资金的预算公开和监督考核机制,联结和统筹转移支付制度与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税制结构调整等政策,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服务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转型等相应措施。

转移支付不确定性与政府债务规模——基于转移支付指标下达时间改革的政策实验

转移支付与政府债务是现行财政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厘清其内在理论机制和逻辑互动关系,对建设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0年开始提前下达固定数额转移支付指标这一事件,从不确定性风险的视角出发,利用2005—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转移支付不确定性的缓和是否抑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膨胀。研究发现:转移支付不确定性的缓和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支出扩张行为和竞争强度,减轻了土地财政问题并改善了预算偏离的情况,由此缓解了公共池效应、预算软约束问题以及随之到来的债务规模激增问题。人口老龄化程度和财政透明度均对政策效应形成异质性影响。因此,转移支付资金结构的合理化与资金分配的科学化是今后转移支付资金改革完善的主要方向;要切实降低转移支付的不确定性风险,构建并完善科学明晰的转移支付制度。

转移支付的“钱随人走”:行动逻辑、典型经验与推进路径

转移支付制度为国家公共服务体系提供财力支撑,必须适时转变财政资源供给思维,从而有效应对人口大规模快速流动给政府公共服务带来的现实挑战。我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难以满足流动人口诸多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在激励机制和方法工具等方面存在不足。因此,本文提出建立“钱随人走”转移支付模式,在精准挂钩流动人口、全面覆盖流动人口需求的基础上,动态优化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机制。“钱随人走”的核心在于转移支付标准从过去的静态地域存量需求转变为动态人口流量需求,即“流量思维”,使资金拨付能跟随居民身份场景的变化而不断延伸,确保财政资源准确、及时地安排到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中。借鉴国内外的典型经验,要将“钱随人走”理念深深注入转移支付制度、加强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体系标准化建设、改进绩效激励约束机制,实现财政资源供给的动态化、标准化,为进一步发挥财政治理效能和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供支撑。

转移支付改革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

本文基于CGSS2013中居民样本嵌套于76个城市的截面数据，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探讨了转移支付规模和结构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及其边界条件。结果显示：转移支付规模的扩大在概率上显著增加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同转移支付形式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有显著差异：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无效性，一般性转移支付在概率上显著增加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晋升压力是影响“转移支付规模、结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间的重要边界条件。因此，我国在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中，应充分考虑当地的晋升压力，只有实现转移支付制度改革与晋升压力的协同配合，才能最大限度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转移支付形式会影响地方政府的收支行为吗?——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

财力与事权的不匹配导致了财政垂直不平衡,转移支付成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内容。文章以税收竞争框架为基础,讨论了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不同类型的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产生的收支效应。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研究发现,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收支行为确实产生了显著影响:支出决策的敏感程度要大于收入决策。对转移支付细分后发现,专项转移支付以及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收支决策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前者的支出效应要大于后者;税收返还对地方政府收入和支出行为都存在正向影响。文章为完善省级以下转移支付制度提供了参考。

财政状况与地方债务规模——基于转移支付视角的新发现

理论分析认为地方政府财政收不抵支是政府举债的重要原因,但由于地方政府债务数据不易获得,而且财政状况与债务规模之间往往存在循环因果关系等,上述理论在中国是否成立,缺乏实证检验。基于2004-2009年321个地级市数据,本文首次使用政府间转移支付作为地方政府财政盈亏的工具变量,有效控制了财政状况与债务规模之间的内生性关联,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财政缺口与地方债务规模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地方政府财政状况与地方债务规模之间的关系出乎常识认知,两者之间呈现显著负向关系:即财政缺口越大,地方债务规模的增长越缓慢。这说明,基层政府财政困难导致地方债务规模快速膨胀的传统观点有待商榷,地方债务的持续扩张另有其因。

走向收入平衡增长:中国转移支付系统“精准扶贫”了吗?

现有研究关注了单渠道救助资金的受益归宿,但是忽视了转移支付体系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研究。本文构造了转移支付亲贫性数量测度方法,并基于2000—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家户数据,从政府-企业-居民间的多层次系统检验了中国转移性体系的受益群体,并探讨了其在缩小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中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1)来自政府、企业以及居民间的转移性救助资金都更多被低收入家户所获得,即综合而言,中国现行转移支付体系具有较好的"精准扶贫"效果;(2)分类别而言,政府性救助"精准扶贫"效果相对最好,居民间救助次之,而企业救助弱亲贫;(3)分年度以及分转移支付类别的分析发现,救助资金的边际再分配效应在时间和类别上存在较大差异。本研究表明,走向居民收入平衡增长,提高资金的贫困瞄准效率尤为重要;同时政策引导第三部门的再分配参与也需要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