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榕培典籍英译“三化”研究

中国典籍英译专家汪榕培从文学角度英译《老子》和《庄子》,使道家典籍文学化,接受效果良好。他将中国传统文学作品译为当代英语,使中国文学当代化,展现中国文学魅力。他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理论和绘画理论提出“译可译,非常译”复译观和“传神达意”翻译标准,使典籍翻译理论古典化,丰富了中国传统译论研究。汪榕培典籍英译的“三化”实践有助于中国典籍英译水平的提高及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化,也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

基于语料库的《伤寒论》三译本译者风格研究

学界认为《伤寒论》百年英译历程主要可分为三大阶段。分别选取《伤寒论》英译三大阶段内中外译者罗希文、魏迺杰、刘国晖的译作节选进行双语语料收集与建库,借助AntConc与Wordsmith工具对译文文本在词汇和句法层面进行译者风格的统计与分析,并结合时代背景、译者身份、理念三个维度对译者风格差异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该典籍英译三阶段的代表性译者在标准化类符/形符比、词汇密度、平均句长等方面的差异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而这种规律与译者所处时代的翻译环境,译者的翻译理念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西班牙汉学家雷林科的中国古籍翻译与汉学研究

雷林科是西班牙当代汉学界代表性人物,创《文心雕龙》《牡丹亭》《西厢记》等古典作品西语首译之功。本文结合口述史访谈和文献,探讨其古籍翻译实践与汉学研究之路,以期丰富西班牙当代汉学研究。在翻译实践上,雷林科注重阐释中国文化意涵与美感,探索融通中外、适应时代的中国古籍传播新方式;在学术研究上,雷林科跨越中西文化、贯通多重领域,为深化中国西班牙学术对话与文化交流、扩大中国文化在西班牙的影响作出了贡献。

古诗英译中的叙事化转向寻析

古诗的译介总是无法避却诗歌精神的佚失现象。这种现象集中表现为诗歌经语际转换后于译文中呈现出一种叙事化转向。所谓叙事化转向,并非意指译文中的抒情因素为叙事因素所替代进而渐趋消弭,而是体现为其叙事性的增强与呈现。这种叙事性的增强归根结底产生于主体对情节机制的识别以及抒情性、叙事性与诗性三者的相互关系。

建党前后马克思主义文献的译介与传播研究——以陈独秀赞助人身份为线索

建党前后,陈独秀以多重身份鼎力支持马克思主义文献的译介、阐释和传播。作为马克思主义翻译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陈独秀组织策划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出版活动;作为马克思主义媒体人和出版家,陈独秀构建了以《新青年》为中心的红色舆论阵地以及新青年社和人民出版社等机构,为马克思主义译文提供了理想的刊载平台和发行渠道;作为马克思主义撰稿人、评论家和演说家,陈独秀发表了《马克思学说》《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等评论文章或演说,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陈独秀鼎力支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译介和传播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党的早期革命活动提供了丰厚的理论滋养,也为党百余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编译出版事业打下了良好基础。

近90年来学界对张仲实的研究及其思考

自1934年10月21日上海《中华日报》发表评论张仲实译著的《我们也希望得到那末一封信》文章始,至今学界对张仲实的研究已近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学者们发表在上海、北平、重庆、新疆等地的27篇文章,主要是对张仲实的译著斯大林《论民族问题》、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等9部书籍及一篇论文的思想内容特点、理论与现实意义及译文质量的评论,而对张仲实生平经历、著译成就及思想人格作较为全面评价的唯有杜重远的一篇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仅有个别文章就张仲实有关经典著作的译文作了讨论,真正对张仲实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近40年来,除了整理出版两卷本、十二卷本《张仲实文集》外,已出版研究著作4部,发表文章百余篇。已有成果大体分为两类:一为与张仲实一起工作过的老同事的回忆文章,一为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概括起来基本指向:高度肯定张仲实一生坚持不懈翻译、研究、出版马列主义著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的重大贡献;高度肯定他一生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勤勤恳恳、躬身率先,为党的理论建设和革命、建设事业奋斗不息的人格精神和道德风范;高度肯定他一生认真严谨、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治学态度。反思近90年来的张仲实研究,一方面对张仲实翻译、研究、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研究虽取得一定数量的成果,但研究的深度极其有限,至今尚未见到系统性的理论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从研究的选题方向看,尚缺少对无产阶级革命家张仲实及其革命活动、人格精神、治学态度等等的探究。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杰出代表,张仲实的一生阅历丰富、理论贡献巨大,对他的研究是一个极具价值且有着广阔空间的领域。

第一部李白诗集英译本的百年出版传奇

世界上第一部李白诗歌英译文集由日本学者小畑薰良翻译,于1922年在美国出版。该诗集收录李白诗歌124首,并介绍了李白的生平和诗歌成就。100年来,该诗集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印行20余次,创造了中国古典诗歌作品在西方世界的出版传奇。该诗集的出版概况、出版特征、封面设计、馆藏情况都呈现出独特特征,对当下中国典籍外译仍有启迪意义。

《中庸》英译研究在中国

本文回顾了近几年国内学者对《中庸》的英译研究,总结英译《中庸》研究的主要特点和启示:1研究者主要集中在辜鸿铭译本上,对辜译本的研究侧重其文化用心和归化策略的运用。2、对其他译本关注不够。多译本的比较研究以及跨学科、跨文化研究应成为《中庸》英译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3、在辜译和理译的对比研究上,国内学者更倾向赞同辜译,质疑理译的翻译用心。从接受理论的角度重视国外对各译本的评论,提高典籍英译的质量。

面向汉英平行语料库建设的四大名著中文底本研究

介绍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的版本问题,及入选《古典文学四大名著汉英平行语料库》汉、英文本的作(译)者、成书时间、内容和底本的基本情况,比较了四大名著各英译底本间的异同,在此基础上对入库的中文语料的选择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通过深入地比较、研究、分析、筛选及语料的标注,为语料库中文语料的选择提供了详细的理论参考。

试论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典籍翻译策略之选择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采取何种翻译策略才更有利于中国文化典籍的传播,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古典名著《红楼梦》最有影响的两个英译本(杨宪益译本和大卫·霍克思译本)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分别归属于纽马克提出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范畴,通过对两者的比较可以看出,语义翻译是文化典籍翻译的较佳策略。

科技典籍《天工开物》中修辞格及其风格英译之译者行为批评分析

被誉为晚明四大科技典籍之一的《天工开物》系统地记录了我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但是作品的遣词立意继承文学传统,践行了诸多构成风格标记的修辞格。本文从译者行为批评的视阈描写和对比任以都、孙守全英译本和李乔苹英译本对引用、拟人和明喻三种典型修辞格的翻译以及相应的风格传达。结果表明,在译者主观因素和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下,任以都、孙守全努力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寻求平衡,表现出较高的译者行为合理度,而李乔苹英译本则偏向社会性务实。文章也借此呼吁科技典籍中非科技价值的英译在求取语言真相和务实于读者之间达到有机的统一。

文学经典的重复出版及其图书采访问题

书籍的危机在过去主要表现为书籍被毁,现在更多的是书籍泛滥。文章揭示了中国文学经典和汉译外国文学经典"穷凶极恶"的重复出版现状及其图书采访工作面临的棘手问题。

中国科技典籍英译本概况探究:现状与建议

科技典籍作为中国典籍的一部分,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在"中国科技典籍"定义的基础上,对其所包含的文本进行分类;接着通过自建数据库和相关检索,初步发掘了当前国内现有中国科技典籍英译本的概况;最后,指出了当前中国科技典籍英译本数量不足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以期促进中国科技典籍英译的发展。

《墨子》英译对比研究

本文通过对墨子现有英译本的比读分析,论证《墨子》英译全译本问世的必要性及特点,探讨文本考辨在典籍英译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典籍英译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1)典籍作品的文本考辨事关译文的准确,必须高度重视;2)“明白、通畅、简洁”应为翻译《墨子》一类古籍作品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译”与“传”:辜鸿铭儒经翻译论

辜鸿铭英译儒经文本是典籍翻译"走出去"的成功典范,是一种经典化儒经译本。但由于学界长期缠绵于翻译标准的"忠"、"信"之争,辜鸿铭开拓性的儒经翻译在得到极大肯定的同时也遭到部分学者的全盘否定。翻译传播本质的认识为我们研究翻译提供新视角,利用传播学理论能对辜译现象做出较好解释。因此,若能立足于翻译学自身的"译"理,吸收传播学之"传"艺,建构翻译传播理论体系,用于指导翻译实践,将会帮助翻译突破"译"的瓶颈,提高当前典籍翻译的科学性和创造性,引导译作的经典化,促进翻译学跃上新台阶。

马克思所有制理论若干范畴译名与释义考辨

关于马克思"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命题的争论历百余年至今尚无定论。笔者经过对相关范畴译名与释义的考查与辩证分析发现:"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命题其实是"重新确立个人所有权"的误译;《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中"公有制"范畴本意为"共同所有";社会所有制是指涵括劳动者个人所有权的集体所有制,社会所有制的提法源于市民社会与社会交往关系范畴。笔者试图合理地修正并重新认识马克思有关未来社会所有制思想的范畴及语义基础。

近年来学术界有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争论述评

本文对于近年来有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否经典的学术争论进行了梳理和述评。目前国内争论的主要趋向是:学界普遍认为该作品在反映生活方面缺乏真实性;保尔作为主要形象塑造得不太成功;"全译本"的提法有误,以及成书的过程缺乏完整性和独创性;形成"《钢铁》热"的原因与作品本身的价值无关。因而得出结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只不过是一部具有一定文学性的读物,而远没有达到经典名著的程度。

从婉约闺阁到鉴侠革命:秋瑾诗文与早期女性自觉

晚清社会是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作为历史中间性人物,秋瑾的创作从文体到内质均体现了这种转型期的痕迹。她早期的部分诗文,不脱古代闺阁文学春愁、闲情、孤寂和婉约的感伤传统。如果不是晚清民族存亡危在旦夕,仁人志士强烈普遍的舍身救国思想,不是维新运动促成了中国最早的知识女性,不是西风东渐的男女平权思想和女国民意识,不是个人婚姻不幸等诸多因素激活了秋瑾个性中刚烈反抗的一面,大家闺秀的她是没有机会“心比男儿烈”地反出夫门,负笈东渡并参加反清活动,也就不会留下那么多英风豪气、强己自立、审视男权的诗文创作。秋瑾不仅是用墨写的文字,更是用血写的生命为社会革命、为女性自觉、为中国女性文学竖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文化自觉视域下《三字经》三译本之文化专有项英译比较

儒家典籍《三字经》英译本众多,但丰富而鲜明的中华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无疑是影响《三字经》在英语世界可接受性的最核心要素。通过选取翟理斯版、王宝童版、赵彦春版三个流传较广的英译本为研究对象,自建语料库,结合量化统计和实例分析平行比较各译本物质文化、制度习俗文化和精神文化三类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的异同,并从文化语境中分析外译者不同译风之成因的研究发现,中外译者出于对各自国家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采取的主要翻译策略有所不同,由此决定了各译本不同的文化传播功能和效果;进而说明要精准还原《三字经》蕴含的中国经典文化精神并提升译品在英语世界的可接受性,需要译者兼具国际化的文化视野和坚定的中华文化立场,处理好词语与语篇的织构、语言与文化意识形态的关系。

《诗经·国风》中的植物英译及中国文化意象的传达

文章在统计和总结汪榕培、潘智丹的《英译〈诗经·国风〉》著作中所出现的植物名称的种类、英译的基础上,从训诂学、名物学、文学翻译等角度对其英译进行分析。目的是考证其英译和文化意象的传达,希望对中国典籍英译实践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笔者首先分析《英译〈诗经.国风〉》共出现的79种植物英译,认为其中值得商榷的有"唐"、"条"、"黍"和"稷;"然后提出相应的更能"传神达意"的翻译,尤其强调传达原作中特有的中国文化意象;还探讨了上述翻译欠妥的原因。最后文章简要说明了文化意象传达在典籍翻译中的重要性,并就《诗经》乃至典籍翻译提出了三方面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