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法复兴与近代欧洲法治文明

罗马法复兴运动是欧洲法律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它反映了欧洲法治文明近代化的过程。这一运动起于中世纪意大利的各自治城市,前后有帕维亚、拉文纳、博洛尼亚等地的法学家的持续推动和助力。而罗马法研究之所以能在欧洲蔚然成风,是因为罗马法是当时的政教斗争中的有力武器,亦是文艺复兴之人文主义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作为欧洲共同法的罗马法,一举奠定了中世纪欧洲多元一体的科学法律秩序,其后期兴起的法律民族主义思想也促进了欧洲民族法的编撰和研究,此外,罗马法中蕴含的自然法观、权利观、正义观、理性观等经进一步发展,成为了近代欧洲法治的核心内容。

“画圆”与“破圆”--鲁迅小说循环叙事的现代性转化

鲁迅循环观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尼采永恒轮回哲学理论、进化论思想以及现实生命经验等因素的影响,鲁迅采用了时间的虚指化或模糊化、空间的典型化或象征化、人名的类型化或特征化等让故事时间非历史化的修辞策略,以此凸显循环时空的强大与顽固。鲁迅充分调动循环轮回与线性进化两种充满张力的时间结构元素,巧妙地借助循环时间或传记时间以“画圆”,借助线性时间或传奇时间以“破圆”,并以现代时间意识和美学观念改造了传统循环叙事,使循环观念转化成了叙事的结构方法和增强艺术效果的修辞手段,同时赋予了循环时空结构鲜明的反思批判功能和意识形态性质,开创了全新的现代循环叙事模式,完成了循环叙事的现代性转化,从而把循环叙事推向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度。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以开放包容著称于世。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和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思想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处理好守正与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通过改革和转化,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良法善治彰显了中华民族建构法治秩序的理性态度。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司法审判中具有价值引导功能,优秀传统礼仪文化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具有行为规范作用,建成法治国家则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价值目标。这就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在“人的全面发展”进程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谱写中华文明新华章。

民国太极拳的“现代化”转型研究

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民国太极拳的“现代化”转型进行解析,研究认为:时代精神、近代体育思想、科学及社会精英是太极拳现代化转型的“动力”因素;练习目的、传播模式及价值观念是太极拳现代化转型的价值“追求”。在时代大变局和文化新浪潮等诸多要素的推动下,太极拳完成了由“末技”向“体育化”“大众化”“科学化”的转变。在转型中太极拳承担了国家文化形象构建、全民健身、学校教育、海外传播及竞演中的重要角色,凸显出太极拳的当代价值和意义。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理论塑造与中国传统法文化——以荀子治国理政学说及其当代价值为例

要使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理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除了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还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国传统优秀法文化相结合。作为汉代以降两千年传统中国主流政治哲学的核心内涵,荀子的治国理政学说所包含的“大一统国家观”、仁政和民本主义观、隆礼重法的国家治理方略观、“化性起伪”的人性论与人本价值观、刚直不阿且行法至坚的劲士精神,对于当下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理论的塑造具有重要启示性价值。荀子治国理政学说当代价值的生成,必须与时俱进地推进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包括从礼所建构的传统等差秩序转换为现代法治塑造的平等秩序,从民本观念转换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从君主制礼(宪)转换为民主立宪,从而寻求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理论塑造与荀子治国理政学说中优秀文化元素的契合,彰显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特色和强劲生命力。

浅析近代苏州园林功能的转变

苏州园林在古代社会中主要以私家园林的方式存在,其功能多是供园林所有者居住和休闲消遣,承载了当时文人墨客的自然旨趣和生活态度。进入近代后,苏州园林的所有者和使用者发生了转变,由文人墨客、士大夫群体变为当地的商会、商帮等群体,由私家园林逐步变为开放性园林,并显现出了新的功能和作用。其中典型的有以售卖抵押园林、出租园林、收取门票等为手段的经济功能,以承办会议、名人演讲、慈善活动为主体的公众集会功能和以传播新思想、开发新职业、促进文化交流为代表的文化传播功能等。

当代中国司法公平正义的理论表达和实现机制

司法公平正义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大体来看,它经历了从实质正义到形式正义、再到最终确立让人民群众在每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发展演变历程。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接受公平正义的中国语境诘问,并不断进行纠偏、试错和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因而这个过程也是坚守公平正义、先立后破,立足实践不断从“薄”到“厚”蜕变的过程,更是推动“两个结合”“两创”互融共进、重塑中国语境的过程。要实现这种从每个案件中感受到的公平正义,离不开完善的司法基本制度、司法改革的动态调试、以移情感受力与领悟能力为核心的审判能力现代化、指导性案例的指导,以及法律监督对个案正义的推动。只有这些制度联动耦合起来,形成该当的制度合力,期待中的司法公平正义才能真正得到实现。新时期中国司法公平正义的重要篇章正在被重新书写,情感叙事应当是公正司法以及中国法律话语该当的组成部分。

近代女子足服观念的转变及原因

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与思想变革运动推动了女子足服的变革,女性选择足服、穿着足服的观念随之产生转变。文章采用对比论证结合史料文献的研究方法,比较古代和近代社会对于妇女缠足、天足的态度,以及女性社会行为等方面的变化,归纳近代女子足服观念转变方向,并探析其原因和影响。研究表明:在近代女子足服观念转变过程中,足服的形制、色彩、材质趋向多元化,实用性与舒适性增强,进而成为近代妇女整体服饰形象的重要部分。从缠足女子的弓鞋到天足女子足服的多样化,再到不同阶层女性的足服消费行为和穿着方式,从中折射出近代女性人格与形象的解放、国货制鞋业的壮大,其实质是近代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新命题和新路径

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是法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四大重要环节。对乡村法规政策和现实情况进行梳理,厘清进入“后乡土社会”的乡村地区在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思考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新使命、新内涵和新场景,并提出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径。应在“乡政村治”的既有治理体系格局下加强关键领域立法,完善乡村法律制度体系,突出党领导下乡村居民治理主体地位,构建智慧治理机制,加强乡村地区司法保障,完善乡村地区法律服务体系,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布局与共同富裕总体目标。

老子不老:作为儒法和解之基的新道家

一部中国思想史,就其根本而言,实际上就是一部儒法之争的历史,也即一部坚持“礼治”还是坚持“法治”的历史。然而,追本溯源,无论是儒家礼治所尚的亲亲而仁民的家国合一,还是法家法治所尚的己之私利以成天下之公的以利释义,都是以老子“道法自然”的“生命自组织性”为其共同的终极依据、终极根基。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有助于克服中国思想儒法取舍之间非此即彼的两难,同时正如近现代异军突起的“以道释儒”“以道释法”复老思潮所表明的那样,也为当代呼之欲出的“新道家”的兴起做出了极其重要的理论铺垫和贡献。

中国传统法文化嬗变及其近代转型——媒介变迁视角考证分析

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嬗变及近代转型均离不开媒介的变迁。口语文化、文字文化以及印刷媒介的变迁史,引导了中国古代法律文本载体的发展史,促进了法律的规制效率及法文化的空间传播。在媒介变迁视角下分析法文化的嬗变,其分期可以概括为:口语文化引导下的“礼乐政刑”发轫时期、文字文化引导下的周秦转型时期、口语和文字文化相结合的法文化渐进时期、手抄法律文本转为印刷法律文本的法文化传播发展时期、媒介技术变革影响下的近代法律转型时期。正是透过文字载体形式以及媒介技术的变迁,促进了口语文化秩序向文字文化秩序的转变以及法律文化传播方式的转变,并且这种转变深刻地影响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秩序转变。

新型现代法院建筑设计研究——以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审判法庭综合大楼设计为例

以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审判法庭综合大楼项目为例,深入研究法院设计的发展方向以及创新思路。法院建筑虽发展较晚,但随着民众法治意识的加深,新型现代法院建筑设计应注重人性化、公共形象和后期改造等方面的考虑。通过合理的设计,可以提高法院的工作效率,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展示法治的精神,确保安全和保密,为司法事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中国近代史学转型与表征——基于学人日记的视角

中国近代史学的转型有一明显的外部特征,是在西方学说的冲击下,由最初的简单模效到基于自身具有近代史学因素的基因有选择地吸纳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可以说,近代史学的转型,西学的冲击及与之结合只是其表象,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中的精华是实现这种学术转型的内在基础和思想动力。中国近代史学学科的建构就是在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背景下实现的,而其中观念、方法、书写方式的变革更是体现近代史学转型的复杂性。其中进化史观的输入、数理史学方法的运用、科学实证方法的引进皆有中国传统优秀史学资源的接引。近代日记中蕴含着丰富的学术史史料,是学人检核史料、查证历史真相的重要原始史料,是学术批评取之不尽的史料渊薮。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今的法治认同

法治认同是民众对法治的心理认可,是现代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法治认同作为一种文化认同,不能离开传统文化,需要从传统法律文化中寻找形成法治认同的资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关于法治认同的"资源",是传统社会对于法律的态度、对法律的认可程度以及民众对礼法建立的社会秩序的认可等。法治建设应当在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制定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法律,以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方式实施法律,建立民众更期望的法治秩序。基于传统文化建立起来的法治秩序,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对法律的态度。从内心认可法律,为实现法治建设提供有利的非制度性支撑。

“大同”“小康”在近现代中国的创造性转化

"大同"和"小康"分别代表了中国古代仁人志士向往的两种不同程度的社会政治理想。其中,"大同"是最高层次的社会政治理想,"小康"则是比较贴近现实的社会政治理想。近代以来,为了挽救民族危机,探索民族复兴之路,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同时也借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小康"概念,并赋予其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内涵,使之成为阐述其奋斗目标的中国话语,并因此为人民群众所理解,进而成为激励和引导人们团结奋斗的旗帜。

中国传统法制的特点及其现代转型的困境

中国传统法制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如引礼入法、礼法结合;以人为本、明德慎刑;法尚公平、重刑轻民;法自君出、权尊于法;权利等差、义务本位。传统法制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在现代转型过程中面临一些困境,如权尊于法,不符合现代民主法治精神;重刑轻民,不能满足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义务本位,与现代法治的权利本位观念不符。分析并解决传统法制所面临的现代困境,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中华法系文化要素的发掘与发展

以中华法系文化要素为代表的传统法治文化,历经上千年流变,仍然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对当今法治建设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在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要挖掘优秀的传统法治文化。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后,要格外关注既有法律制度得以存活的文化土壤和生存环境,使其能够达到立法预期。吸收外来法治理念和制度时,要关注它们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避免法律不能落地存活。近现代法治实践的历史表明,绝不能仅仅对传统的中华法系文化要素进行非此即彼的机械式处理,而应在全面把握其基本内容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发展和法治建设的需要,进行现代化改造。传统法治文化经积累、传承与再生产,被不断地提炼和更新,可以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资源。为此,需要挖掘传统中华法系文化要素,赋予其时代内涵,为我所用。

西方社会学知识的传播与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

近代尤其是民国以来,随着西方社会学知识的广泛传播,社会学学科在中国得到建立和发展,培养了一批掌握社会学基本知识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与西方来华宗教力量、社会学学者一起,不仅充分重视运用社会调查来认识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广泛开展各种社会服务工作,并且能够自觉地运用社会学理论分析中国近代慈善福利事业的发展趋向,主张借鉴西方的社会救济与社会福利,兼顾中国的国情与民俗,建设并发展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推进了传统意义的慈善概念和慈善事业的社会功能发生重大改变,对中国慈善事业的近代化转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

近代早期欧洲猎巫运动述论

猎巫运动是发生在欧洲近代早期的一个历史事件。猎巫运动发端于教会对于巫术的迫害,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社会形势促其发展成为一场遍及欧洲,延续时间长达三个世纪的运动,它的实质是社会转型引发的痛苦的"痉挛",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欧洲近代化之艰难。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近代转型的进程

中国伦理道德在近代的发展大致经历了酝酿孕育时期、太平天国时的准备时期、洋务派和改良派的中西比较、戊戌至辛亥的建立时期 ,它在中国近代产生了三次较大的转折 ,即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 ,表现为由物质文化到制度文化再到思想文化 ,最终深入到道德文化的逻辑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