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社会中的刑事政治问题——从制度需求的角度

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刑事政治如何应对变革社会情形下的制度短缺,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刑事政治理论的自在发展在决策民主和执行监督方面有完全不同于狭义刑事政策的规律和要求,具有突出的跨学科特性和相对主义特征。以此为指导,政策与法律的二元背反在刑事制度的供求方面大有可为。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强制措施运作模式转变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诉讼化,在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际上就是落实公法中的比例原则。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我国刑事强制措施运作模式从"追诉型"向"保障型"转变。确立单一的强制措施适用目的、多元化的强制措施结构、证明标准和理性化的强制措施手段和对象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关键。

论刑事政策的二律背反原理

政策与法律的冲突是刑事政策的核心问题。在冲突原理的介绍中,坚持从变革社会的情形出发,坚持辩证法的二律背反原理,坚持制度的经济分析,都是为了引入广义的刑事政治理论约束刑事司法政策的作用空间。归根到底,既要禁止刑事政策超越刑事法律,甚至违背刑事法律直接适用于抗制犯罪的任务,也要考虑到变革社会的情形,以扩大供给为目的,从立法、司法的层面共同探讨妥当的制度路径。

走出保护与惩罚之间的迷思——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再检视

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构成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基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是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本体。14～16周岁的未成年人之所以成为转化型抢劫罪的犯罪主体,是因为转化型抢劫罪属于非身份犯,转化型抢劫罪与抢劫罪可做同质性评价,司法实务中的生态环境也认可这一观点。在此前提下,依行为人暴力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轻重采取不同的出罪机制或者弱刑罚化路径,能够彰显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理念。从而,实现规范与政策的有效弥合,达到制度与理念的和谐统一。

携带凶器抢夺研究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在学界引起了较为广泛的争议。从该款的立法原意看其存在有必要性,且应以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来理解该款的具体内容。实际适用中尚有部分疑难问题。

论转化型抢劫罪

本文主要论述了刑法中的转化型抢劫罪的适用条件及既遂与未遂的标准问题。

试论转化型抢劫罪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转化型抢劫罪转化的前提条件应当为罪,而不是危害行为;在主观条件中存有犯罪目的的双重性;客观条件的确定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同时是否可以直接适用抢劫罪的加重处罚情节要区别情况而定。

社会转型期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的调整

社会转型期,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从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再到宽严相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社会转型过程中刑事政策的调整,从结构上来说,主要是基本刑事政策的调整。根据社会转型的主要趋势,社会转型后期的基本刑事政策应当着重体现:高度关注人权保障、"轻轻重重"两极化、强调犯罪预防。

中国社会转型期刑事政策调整特点探析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是一种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民众生活方方面面的全方位转型。由于社会转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敏感性等特点,决定了以指导惩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刑事政策的调整具有渐进性、复杂性、审慎性等特征,正确把握刑事政策的调整,仍将是转型期中国社会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论转化型抢劫罪的犯罪形态

中国现行刑法典第2 6 9条规定了转化型抢劫罪,亦称准抢劫罪、准强盗罪、事后抢劫罪,它 是指在盗窃、诈骗、抢夺的实施过程中或实施完毕后非法状态持续的一定期间内,由于行为人在主客观 方面出现了特定的变化,使整个行为的性质恶化,从而在法律评价中要以抢劫罪论处的情形。理清转化 型抢劫罪的形态,把握转化型抢劫罪的适用条件,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非常重要的问题。

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适用条件

抢劫罪是侵犯财产犯罪中比较严重的犯罪,是刑法打击的重点。《刑法》第269条规定了一种比较特殊的转化型抢劫罪,即由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转化为抢劫罪。文章对转化型抢劫罪成立的前提条件、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作了详细的论述,并且认为这三个条件同时具备才能成为转化型抢劫罪。

论我国《刑法》应由粗疏型走向精细型--基于我国《刑法》立法现状的统计数据分析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刑法》呈现出粗疏型的立法样态,这虽为因事制宜及灵活操作留下了空间,但也难免给人以政策性刑法的印象。政策性刑法系刑法的政策化,其不同于政策思想指导下的刑法;政策性刑法也非工具性刑法,刑法皆有工具性。但是,在目的性的视野下,政策性刑法与法治性刑法相抵牾。随着社会发展及法治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刑法》面临着由粗疏型走向精细型的现代转型。精细型的刑法样态与法治性刑法并行不悖。法治性刑法以罪刑法定原则为思想根基,在实定法上追求法的安定性。为此,我国《刑法》应当通过罪名立法化、罪状叙明化、法定刑幅度精确化等,实现精细化立法,增强法的安定性,推进刑法的法治性。

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宜适用转化型抢劫定罪处罚

目前,关于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盗窃时当场使用暴力致人轻伤的案件性质判断,许多法律工作者对我国相关法律以及司法解释方面理解不一,有无罪说也有转化抢劫说。本文从立法原意、有章可循的司法解释以及我国现行的刑事政策角度支持无罪说。

转化型抢劫罪的转化条件探究

我国刑法第269条规定的犯罪在刑法理论上被称为转化型抢劫罪。转化型抢劫罪的转化条件、犯罪形态等都是刑事法律理论和实践研究的重要内容,有不同观点和争议,本文在学理上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究,提出转化型抢劫罪的转化条件由基础犯罪事实——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和关联事实——当场以及转化犯罪事实——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构成的观点、理由及相关问题的解决思路,以期对转化型抢劫罪的研究工作的开展有所助益。

论转化型抢劫罪的适用条件

转化型抢劫罪是一种常见的多发性犯罪,是一种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暴力型犯罪。但是,转化型抢劫罪在刑法理论界尚有一定的争论和分歧,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刑法条款的规定比较原则和笼统,造成执法过程中对该罪名的理解存在一定的伸缩空间,使得对转化型抢劫罪适用条件存在争议。转化型抢劫罪有三个适用条件:前提条件、主观条件、客观条件。

论转化型抢劫罪的适用

我国刑法269条规定的转化型抢劫罪在司法适用中存在诸多的争议,对法条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在定罪量刑上的巨大差异。本文从转化型抢劫罪的适用条件与转化型抢劫罪的犯罪形态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进一步论证了转化型抢劫罪适用的前提条件、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与转化型抢劫罪的既遂与未遂的犯罪形态问题。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转化型抢劫罪适用探究

年满14周岁但尚未满16周岁的相对负刑事责任的行为人能否被界定为转化型抢劫罪的行为主体,在我国一直备受争议。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转化抢劫行为的判断,应对转化前后的两个行为进行整体评价更为妥当,我国《刑法》第269条转化型抢劫罪中“犯盗窃罪”中的罪,应解释为“罪行”而非“罪名”。根据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实施转化抢劫的社会危害性、罪刑法定原则及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等方面,分析得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可以成为转化型抢劫罪主体的结论。

《刑法》第17条评注(未成年人刑事责任)

《刑法》第17条是有关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规范。未成年人在相邻接的责任年龄期犯同一犯罪,如对犯罪结果具有防止结果发生义务而未履行义务的,应承担刑事责任;如为同种数罪,则应考虑对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后罪在量刑上予以优待。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之人应当对抢劫罪的一种法条竞合与三种法律拟制情况承担刑事责任。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之人承担刑事责任“情节恶劣”要件应采主客观结合说,对其启动核准追诉程序应在立案后,核准否定权非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属,核准追诉过程中应当有辩护律师参与。在例外情况下可对未成年人判处无期徒刑。对“两小无猜”条款的解释应当采“特殊政策说”。专门矫治教育的决定机关专门教育委员会应当以教育行政部门为主导,其适用对象无年龄下限,执行期限一般为六个月到三年,并应扩大申请救济的权利主体范围。

转化抢劫罪的若干疑难问题探析

构成转化抢劫罪的前提“犯盗窃、诈骗、抢劫罪”并不要求一定达到既遂程度,也不是三个具体罪名,而是指三种行为形式。转化抢劫罪中的暴力、威胁必须达到一定程度。其主体必须年满16周岁。其目的条件之一的“毁灭罪证”不包括灭掉证人。

“反腐”国家战略与刑事政策的法治转型

重意识教育轻制度建设、习惯于运动式治理以及倚重刑法事后严惩，是我国传统反腐刑事政策的基本特征。眼下我国的腐败已蔓延为体制性和社会性问题。体制性腐败必须依靠制度解决。反腐表面上看是个违法犯罪的治理问题，根本上事关国家权力的科学配置和政治体制改革。权威性政府是我国走向现代化的基础和保障。腐败的解决需要在该框架下探索如何处理好国家权力内部分工与功能性整合问题。当前倚重刑法反腐虽具有不得已性，但有可能成为国家拖延解决腐败问题的“救命稻草”，要理性对待刑法在反腐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