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制度下有效法律援助辩护的现实检视与理性回归

认罪认罚制度下强调有效法律援助辩护,旨在保障受援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和合法性。但在实践中,值班律师法律帮助效果不甚理想、指定辩护服务尚未达到预期水平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尚未完全建立等问题仍较为突出,相关制约因素主要包括法律援助辩护实践因素、立法规范因素以及司法观念与诉讼制度因素。为实现认罪认罚制度下法律援助辩护的有效性,在实践供给方面,需要强化法律援助律师内部管理的规范性及跨区域协作机制,调适辩护定位并优化司法观念;在规则续造方面,应当健全获得法律帮助权规定、有限允许侦查讯问的律师介入、保障值班律师权利顺畅行使,并明确量刑建议生成机制;在制度依托方面,可从判断标准、程序适用和法律后果三个层面构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无效辩护制度,从而进一步提升法律援助律师的辩护质量。

论法律援助中的有效辩护——基于法律援助与委托辩护的对比性分析

法律援助与委托辩护在发生基础与价值导向上存在根本差异,因此有效辩护的侧重及实现亦有所不同,应分别探讨。委托辩护以民事合同为基础,以利益为导向,其中有效辩护的界定应是“令委托人满意的辩护”,在信息公开的条件下依靠市场自发调节可以实现。法律援助是以政府指派为基础,以义务为导向,其中的有效辩护应界定为“尽职尽责的辩护”,实现路径需依靠政府的有效监管,并对法律援助相关制度予以进一步的完善。

刑事辩护的正义逻辑

刑事辩护对于司法公平正义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刑事辩护具有三重正义逻辑:一是刑事辩护的实体正义逻辑。该逻辑以结果正义为导向,强调刑事辩护促进实体正义实现的功能,追求“不冤枉无辜者”的消极实体真实。二是刑事辩护的客观程序正义逻辑。该逻辑以过程正义为导向,关注刑事辩护程序本身是否具备正义要素,意在通过构建公正合理的诉讼程序实现实体正义,系一种“实质性程序正义”。三是刑事辩护的主观程序正义逻辑。该逻辑以诉讼参与者的主观感知为起点,强调刑事辩护对于个案正义感知度的提升作用,主张通过完善的刑事辩护程序增进参与者的正义感知,从而实现主观上的程序正义。只有系统厘清刑事辩护的正义逻辑这一基础理论“元问题”,才能有效回应我国刑事司法转型期间的实践需求,指引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完善。

论我国值班律师的法律定位及其权利保障

值班律师制度作为一项旨在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重要制度,在我国立法过程中,值班律师的法律定位经历了从模糊化处理到确立为法律帮助者的发展过程。基于联合国公约的要求以及现代意义上辩护的内涵,应将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理解为辩护行为,但值班律师并不等同于法律援助辩护律师。为了使值班律师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有效适用,应赋予值班律师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的权利,还应采取措施提高值班律师的经济补助,并允许值班律师转化为辩护律师。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律师的地位与作用 ——以三个诉讼阶段为研究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以来,在提高诉讼效率方面效果显著,但同时也伴随着架空程序正义的风险,律师实质性参与是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之正当性基础。加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动着协商性司法的进程,中国特色的控辩协商机制来日可期,律师的有效参与更应成为完善制度构建的应有之义。然而司法实践的现状与制度设计的初衷相去甚远,律师分别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诉讼阶段发挥不同作用的同时也面临不同的参与困境。结合域外经验加以审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框架下的律师参与存在辩护理念和立法规制的双重缺失。具体而言,应推动有效辩护的理念建构和精细值班律师的制度建构,探寻律师实质性参与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合理路径,从而有效保障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助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健康推进。

中国辩护律师的真实义务范围研究

辩护律师是刑事司法活动中的重要参与人员,由于辩护律师在诉讼中的特殊法律地位和维护委托人利益职责的要求,辩护律师的真实义务具有独特特点。我国目前立法与实践过于偏重辩护律师承担真实义务,且真实义务范围较为宽泛和笼统。为改观律师目前的弱势地位,保障律师辩护作用的发挥,有必要科学界定辩护律师真实义务之真正内涵,细化其具体内容,并对辩护律师的真实义务进行必要限制。

值班律师制度的结构性分析——以“有权获得法律帮助”为理论线索

值班律师制度法律帮助职能的立法设计与认罪认罚案件中律师有效参与及刑事辩护全覆盖的应然要求存在结构性冲突。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首先明确司法实践的现实需求,进而引导值班律师供给侧制度改革,而非一概以“辩护人化”了之。基于实践需求,一方面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可以考虑明确值班律师有效法律帮助的认定标准,构建无效法律帮助程序的制裁机制,弥合值班律师法律帮助职能与律师有效参与需求间的功能悖离;另一方面,“刑事辩护”全覆盖应为辩护律师与值班律师并存的二元体系,保留值班律师提供初步、及时法律帮助的功能特性。值班律师制度理论来源于“有权获得法律帮助”,是对“有权获得辩护”原则的理论发展。在辩护权利规范运行体系相对完善的背景下,应更强调国家法律援助的义务,实现辩护权利“质”与“量”的双重保障。在此理论基础上,通过完善值班律师与法律援助律师二元划分的法律援助体系,实现律师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构性平衡。

我国值班律师功能定位的结构性重塑

我国的值班律师制度伴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速裁程序的出现而步入发展的快车道。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值班律师相关职责问题的规定不过是对之前试点经验的总结与提炼,未对其职责进一步明确与完善。规范漏洞使得学界对于其究竟是法律帮助者、准辩护人还是辩护人的身份存在争议,从而束缚了值班律师制度应有效用的施展空间。在坚定表明值班律师为辩护人的基础上,以推动刑事辩护律师贯穿刑事诉讼程序全过程为新视角,综合运用大数据技术重塑其在各类刑事案件中以及在刑事诉讼各阶段所具备的不同职能,以促进我国刑事辩护结构进一步优化。

律师法庭辩护涉及义务冲突的几个问题

律师维护司法公正的义务与律师维护被告人权益的义务之间存在矛盾。律师对法庭负有真实性义务 ,这主要是指他不得有意识地向法庭提供伪证。在我国法律制度中 ,律师独立于当事人 ,他可以而且有时应当发出不同于当事人的声音。但是他应当事先告知当事人 ,允许当事人另行选择辩护人。为了保障律师权利的行使 ,应当赋予律师庭审辩护言论的豁免权 ,其庭审言论不受民事和刑事追究 。

认罪认罚案件辩护实质化实现路径研究

目前,我国认罪认罚制度中并未赋予值班律师辩护权,值班律师权利有限,无法有效保护被追诉人法益。为此,应解决值班律师辩护实质化的落实与完善,使其由认罪认罚案件中的“见证者”转换为实质参与者。同时,解决审查认罪认罚案件中的疑难问题,明确被追诉人的权益保障机制,健全认罪认罚案件的适用程序,推动刑罚善治。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律师有效辩护的实现路径

律师的有效辩护是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得以正当运行的必要条件,是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帮助其与检察机关进行量刑协商,为其争取最大限度量刑优惠的关键。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案件中律师的辩护效果不甚理想。为了实现律师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的有效辩护,需要厘清司法实践中律师有效辩护的现实阻碍,并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特有的程序机制,通过适当转变律师的辩护策略、完善值班律师制度、建立控辩平等的量刑协商程序以及完善律师辩护权利的救济机制等措施,来推动实现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有效辩护。

认罪认罚从宽之值班律师制度:问题与对策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值班律师制度的创设是当前刑事辩护制度改革的一大突破。值班律师介入认罪协商具有实体和程序的双重价值。由于值班律师制度的实践时间不长,值班律师在认罪协商中的参与程度不高,值班律师进行法律援助的效果不理想。有必要对当前的值班律师制度进行反思,尝试建立强制辩护的值班律师制度;明确律师在认罪协商制度中的辩护人地位;细化值班律师的值班职责;确立值班律师全程介入原则。

刑事值班律师阅卷权研究

我国值班律师最大的争议点在于其是否具有辩护人地位。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值班律师履行的是法律帮助职权,而非辩护职权。但是这并不妨碍其具有阅卷权,阅卷权并非辩护人独享。为了保障无辩护人的被追诉人的知情权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顺利运行,值班律师具有阅卷的必要性。阅卷应当成为值班律师可选择适用的权利。完善值班律师的阅卷权,应当进一步明确其阅卷的时间起点、丰富其具体方式、界定其案卷范围并完善其便利条件。

试论认罪认罚框架下值班律师制度的完善

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中,认罪认罚制度的顺利实施需要律师的有效参与。值班律师制度能够确保被追诉人认罪的自愿性、真实性,构建认罪认罚制度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值班律师制度对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确保被追诉人诉讼权利、实现控辩平等的程序公正都有其必要性。我国的值班律师制度在运行中存在定位不清、适用率不高、律师相关权利缺失等问题,在试点工作中,应当进一步明晰值班律师的角色定位、完善不同诉讼阶段的衔接,明确程序保障机制以及构建值班律师制度稳健运行的长效机制。

论从制度上保障律师辩护

律师作为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角色和辩护职能的主要承担者 ,应当享有十分广泛的诉讼权利。但现实中的律师在履行辩护职责时 ,于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会遇到种种制度性障碍。主要是侦查阶段忽视律师的辩护地位 ,造成律师执业难 ;审查起诉阶段限制律师的辩护职能 ,使辩护律师无法辩护 ;审判阶段轻视律师的辩护意见 ,削弱了律师的辩护作用。为了保护受刑事追诉者的权利 ,彰显程序正义 ,实现司法公正 ,必须通过修改刑诉法及相关法律来改造并重新构建律师辩护制度。

值班律师功能保障探析

在总结试点相关经验的基础上,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新增值班律师制度,成为一大亮点。但是,值班律师定位失准、程序启动限制、制度保障不完善等问题严重限制了其功能的发挥。从值班律师现实需要及刑事辩护全覆盖的要求来看,应赋予值班律师辩护人身份及相关权利,建立值班律师启动程序多样机制,采取多种方式切实保障值班律师的相关权利,建立值班律师科学的惩戒激励办案机制,奠定值班律师制度的内在基础,保障值班律师功能的有效发挥。

论刑事辩护制度的立法再修改——以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蓝本

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体现出及时总结司法改革经验、协调与其他法律之间关系等特点,修改意义重大。修改内容主要涉及刑事诉讼制度与监察制度衔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速裁程序、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等方面,刑事辩护内容的修改则在诸方面均有所体现。值班律师、认罪认罚中的辩护、缺席审判中的辩护等修改内容表明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出现了新的变化。同时刑事辩护制度仍存在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细化和完善。

认罪认罚案件值班律师权利研究

当下值班律师制度饱受批评的原因是值班律师是一个配合者、“工具人”的作用,实践中值班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在场权、提出意见权等权利虚置,制约了值班律师法律帮助功能的实现。究其原因在于:一是司法机关指派案件的时间与签署具结书的时间过于接近,值班律师没有充分的准备时间;二是没有考虑到值班律师的经济效益;三是值班律师的准入没有充分考虑刑事辩护经验。今后,值班律师的权利设置要立足于有效法律帮助,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的“关键节点”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使形式上的法律帮助转化为实质意义上的有效帮助。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的辩护问题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战略部署,既包括实体层面上的从宽处理,也包括程序层面上的从简处理,有助于全面提升诉讼效率、整合司法资源配置,彰显了刑事司法的人文关怀价值。然而,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辩护环节的问题层出不穷,诸如律师缺位现象频发、律师辩护范围狭窄、律师履职保障机制缺失等。有鉴于此,应当着力探寻构建强制辩护制度的可行路径,拓宽律师辩护的阶段和权利范畴,探寻建构被追诉人自我辩护的制度体系,完善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反悔的救济程序,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正当性,更好地实现效率提升与人权保障的动态平衡。

刑事诉讼中的“有权获得法律帮助”

《法律援助法》的颁布强化了法律援助的权利属性。伴随着《法律援助法》的出台,刑事司法领域人权保障意识不断提高,在刑事辩护全覆盖的背景下,有必要将公民有权获得法律援助确立为刑事司法领域的一项基本原则。目前《刑事诉讼法》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与《法律援助法》并不匹配。经过对辩护制度历史发展的考察,刑事诉讼法规重在健全与完善辩护权利的运行规范体系,“有权获得辩护”原则便立基于此。虽然法律援助内容也在扩展,但范围覆盖仍然狭窄,至多是实现辩护权利的配套保障。在现有法律规范体系内,可以将“有权获得辩护”原则发展为“有权获得法律帮助”原则,为法律援助与刑事辩护提供统一理论证成。与此同时,通过明确法律援助内容的类型化与法律援助质量的标准化,保障被追诉人法律援助权利的有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