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罗马和贵霜对西域归属汉朝的认知

有汉一代,西域被正式纳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格局之中,与此同时“西域与中原地区是一个整体”的观念也开始形成。这一观念不仅体现在中央政权对西域管辖权的宣示和西域各民族对中央政权的认同,也体现在域外国家对西域归属中国的认知。东汉时期,不论是罗马帝国的马其顿商团,还是迫使部分西域地方政权纳质的贵霜统治者,均将西域视作汉朝的一部分。这不仅与汉朝中央、西域地方政权对西域属于汉朝的认知形成呼应和对证,而且开辟了日后亚欧大陆诸多民族对西域与中原地区一体性认知的先例,进而从思想史的层面和世界史的视野佐证这一事实,即汉代以后历代中央政权经略西域的实质,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对在汉代已属一体的中原地区与西域的不断整合,而非西方帝国历史经验中的“征服”。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审视近代以来部分国外学者在新疆历史认知上的局限,以及长期流行的“中原地区—内亚”二元对立视角,重新看待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态的特殊性和延续性。

东西方文化交融视域下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新范式研究

探讨汉代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在博物馆文创产品中的设计实践。以东西方文化融合为核心,从文化表现、文化意象、文化内涵三个层面进行东西方文化融合分析,并提取符号、形制、寓意及精神内核几方面内容,为文创产品设计提供新的设计思路,最后在文创产品中应用。通过深度挖掘汉代文化与西方文化,并精准解构文化,实现创新设计,满足现代消费者对多元文化的需求,将汉代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有机结合,为文创产品注入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活力,促进文创产业朝着更加开放、创新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最终创造出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创产品,为文化传承与创新注入了新的动力,为文化交流与共享搭建了更广阔的平台。

早期拓跋鲜卑与东汉、曹魏、两晋政权关系研究

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成果证明,早期拓跋鲜卑对汉文化高度认同,重视与东汉、曹魏、西晋、东晋等政权建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

东周至西汉楚地袍服结构探析

中国古代历史中,楚汉服饰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同时,服装结构设计是决定服装形制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对服装结构设计的传承关系研究,是认识楚汉时期服饰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运用考古学、文献学的观点,实物与文献互证、服装复原、图形绘制的研究方法,以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和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实物为例,对其典型袍服结构、楚汉袍服结构的继承与演变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古人巧妙运用省道转移、正裁斜拼、加宽缘边等结构设计手法,使服饰贴身舒适、紧裹蔽体、便身利事;多幅拼接、减少分割,尽量使用整幅面料,即便对面料偶有分割,也是出于某种特殊需求,既“惜物善用”又“重己役物”,同时充分考虑服饰与人体的关系;在结构设计中引入三维空间思维;增加门襟拥掩量以满足“蔽体为美”的审美和实用需求,是楚汉袍服结构设计的共同特征。

文化传播学视角下四川汉藏民居形制差异及成因探究——以川西、川东北七村为例

传统民居根植于其独有的自然与社会背景,形成了丰富的形制特征,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文章基于田野调查及相关资料,基于文化传播学的视角,分析川东汉族、川西北藏族民居在平面及立面形制、空间类型、材料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并解析其背后之地理条件、生产方式、文化信仰、传统观念、移民文化等方面的成因,进而从文化传播视角发现四川境内汉族、藏族民居形态之生成与差异机制。

再读敦煌研究院所藏汉简

敦煌研究院所藏1920年民国驻军周炳南在玉门关附近所得汉简17枚,虽然多有残断,但纪年清晰。从纪年简和书体特色看,属于东汉后期之物。将过去河西出土汉简记载的历史拉长了近半个世纪。当时的敦煌和西域的情势息息相关,17枚汉简记载的内容应与元嘉年间河西和西域的动荡有直接关系,是研究东汉后期朝廷与西域关系的重要资料。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雁窝池汉墓发掘简报

雁窝池墓地,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燕子墩乡雁窝池村西南。为配合乌玛高速惠农段的建设,2022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清理了5座汉代砖室墓,出土陶、石、铜、铁等各类遗物60余件,为了解惠农以及石嘴山地区两汉时期的丧葬习俗提供了新的材料。

先秦两汉复仇风尚析

中国古代社会关于复仇的态度不尽相同。先秦时期,复仇停留在相对自由的阶段,秦统一全国后以严刑峻法管控,一度使复仇事件近乎销声匿迹,而汉建国以来不仅承秦制,同时生活风俗方面带有先秦的烙印与痕迹,复仇在汉代也是较为常见的社会现象。因此,中国早期历史上呈现出以秦为分界两个复仇盛行的局面,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通过比较二者差异,能够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复仇习俗的来源以及对当代社会产生的借鉴警醒意义和文化精神意义。

两汉时期黄河水患与中游土地利用之关系

对史料重新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解读,结合现代水文、地貌、土壤侵蚀的观测研究成果,就两汉黄河下游水患和中游土地利用方式的环境后果,提出了新的观点:(1)《后汉书》有关水患的记载简单笼统,但对伊洛河洪灾记载相对详细。当时伊洛河曾多次发生大水,甚至发生淹及洛阳城门和皇家园林的特大洪水,这些洪水涌入黄河干流同样可能导致下游水患;(2)自AD11河决魏郡后,一直到AD69王景治河的58年间,下游既未堵塞决口也未大规模治理,洪水来时任由泛滥。显然《后汉书》中没有具体记载是有意或无意漏记;(3)对史籍中东汉大水、水出等记载逐年逐次排查,发现东汉水患频率高于西汉,灾情也更为严重。王景新河仅使下游安定了36年而非过去认为的800年或83年;(4)东汉时期中游农耕人口比西汉减少近3/4,而河口镇至龙门间农耕人口减少九成以上,同时迁入大量游牧民族。原始游牧对天然植被破坏极大,是造成东汉黄河下游水患加剧的主要原因。

《孝经》与两汉的孝行

两汉时代,《孝经》思想社会化,孝道成为家庭伦理的核心、社会道德规范,深刻影响了人们的行为,尊敬、赡养父母,安葬、祭祀父母,蔚然成风,两汉成为孝子辈出、孝行兴盛的时代。

论两汉时期中国北方小麦种植的发展

中国北方考古发现的两汉小麦遗存按种类可分为炭化籽粒和文字类遗物,这些发现印证了传世文献和出土简牍的相关记载。从空间上看,该时期小麦种植集中分布于黄河中游、黄河下游及河西走廊地区;从时间上看,其发展历程以汉武帝时期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自西汉晚期始,小麦在农业种植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这与统治者的重视以及农业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但从总体上讲,两汉时期的小麦种植在农业中仍处于从属地位。

安徽淮河以南地区两汉墓葬的分期

本文对淮河以南的安徽地区两汉墓葬出土资料进行了初步的整理,根据出土的陶器将之分为五期,分别为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王莽时期-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并概括了各阶段的特点。

两汉黄河水患与河口龙门间土地利用之关系

作者对史料重新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解读 ,就两汉黄河下游水患及中游河口———龙门间土地利用方式的环境后果提出了新的观点 :东汉水患频率高于西汉 ,灾情也更为严重 ;东汉时期河口镇至龙门间的农耕人口减少了九成以上 ,该区与整个黄河中游一样 ,迁入了大量游牧民族 ,原始的游牧对天然植被破坏性极大 ,是造成东汉黄河下游水患频繁的主要原因。

周秦两汉时期农业灾害时空分布研究

周秦两汉时期农业灾害发生频繁 ,种类多样。灾害史料的灾度等级处理和统计结果表明 :西周时期发生重大农业灾害 8次 ,春秋战国时期发生重大农业灾害 88次 ,秦汉时期发生重大农业灾害 2 91次。农业灾害在时间分布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 :①农业灾害在年内季节分布中存在不平衡性 ;②农业灾害在年际分布中出现多个集中频发的时间区间。而且 ,愈到后来农业灾害集中发生的现象愈为明显。在空间分布方面 ,山东、山西地区是周秦两汉时期的农业重灾区。

论两汉时期趋向连动式向动趋式的发展

动趋式是趋向连动式经历了漫长而缓慢的发展变化而来的。《左传》中趋向连动式已经以趋向动词位于动词之后占优势。西汉时期的变化是动词和后面的趋向动词之间的插入成分大大减少,使二者的结合更为紧密;同时,后带宾语的情况也大大增加,东汉时期“动词+趋向动词+施事宾语”这种全新的语法形式标志着动趋式的真正出现。

两汉荒政特点探析

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自然灾害多发期。接踵而至的灾害 ,给有汉两朝政府和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加之灾害“天谴”阴霾的警儆作用 ,两汉统治者为之而实施了一定的荒政措施。两汉荒政具有制度化和法律化、荒政实施程序化、荒政经学印迹突出 ,以及荒政措施掣肘于财政经济状况、吏治状况是荒政措施发生作用的保障等特点。

试论中国北方龙山时代至两汉的小麦栽培

本文梳理了中国北方发现的龙山时代至两汉小麦及其相关遗存,并结合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将小麦的栽培历程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而各阶段时空特点的形成,应是人们在不断进行经验总结和技术革新的基础上,由自然环境、种植技术、加工技术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

试论两汉之际关于隗嚣割据西北的散文创作

两汉之际,割据西北的隗嚣集团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好文之士,他们针对其时天下形势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散文。从这些文章中,我们感受最多的是这些文士们权衡形势,分析厉害之睿智,以及昂扬向上、气势磅礴之文风。笔锋锐利、激扬畅快之作,与战国策士文风无异,显示了乱世文学文风的一致性。此时期散文文风与西汉后期雍容典雅之文风大相迥异,又与东汉中期沉稳从容之文风相去甚远,显示了其时文风的独特性。

两汉时期的治羌政策

羌族是两汉时期北方重要的游牧民族,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王朝对羌族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西汉采取了“隔绝羌胡”、恩威并施等政策,其核心是围绕“隔绝羌胡”展开的;东汉采取了强制内徙、以夷治夷、武力征伐等政策,其核心是以武力征伐为主。正是由于西汉实施了正确的治羌政策,才使得西汉的西北边疆政策得以顺利实施,集中力量解决西汉最大的边患———匈奴;也正是由于东汉实施了错误的治羌政策,才出现了贯穿于整个东汉始末的“羌祸”,并最终使“羌祸”成为东汉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汉新禅代中的刘歆

刘歆为西汉王朝宗室 ,又为王莽新朝功臣 ,是学术造诣高深的经学家 ,又是将儒家理想制度付诸实践的改革家。汉新之际名儒贤达党附王莽者甚众 ,刘歆不幸被过多地关注和指责 ,应与此多重身份有关。其与父刘向在政治上非真正对立 ,二人的基本倾向应是一致的 ;其与王莽之关系 ,于汉新禅代之作用 ,于王莽改制之影响 ,也远不像传统认识的那样密切、那样重要、那样深广。用“不忠”、“不孝”指责他有失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