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礼制度沿革与萧梁文运兴变

萧梁五礼制度历经天监四年至普通六年的确立期,普通六年至中大同年间的佛化期,以及太清、承圣、太平年间的反思批判期。萧衍、萧统、沈约、任昉、徐勉、陆倕、到洽、张缵等诸多文坛名士主导或参与议礼、制礼事宜,深湛的礼学修养与经学根底渗透到创作中来,进而对文运变转产生深刻影响。萧梁文坛随着五礼制度的沿革,先后呈现梁初崇典尚雅、中期典丽分趋、末期文道相分的阶段性特征。萧纲针对五礼制度化过度干预文事创作的弊端,主张文学娱情审美功能与载道宣教功能的彻底疏离。萧绎在梁末乱局中重新标举忠孝治国,深入批判文道相分的弊症,试图走出文道相合的折中之路。

萧衍与梁代文坛

分析了梁代文坛繁荣的原因,考察了梁武帝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认为梁武帝提携文学后进和组织文学活动等举措对梁代文坛的繁荣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论北宋初文臣对齐梁文学的接受——从《文苑英华》对梁代文学的选取态度谈起

梁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是由“永明体”向“宫体”文学嬗变的阶段,是诗文律化、骈化、文采相结合的关键时期,而宋初所编《文苑英华》在梁代文学作品的选取中既具有一种兼收并取的态度,同时对宫体文学选取持有一种谨慎接受的态度。反映出宋初文臣,既从前代文学成就中借鉴、吸取营养,又要去其糟粕的文学观,这也是赵宋王朝统治者的文学观念的折射。

论梁代文论三派之趋同性——以诗教说为中心

南朝梁代是文论发展的辉煌时期。梁代文坛出现的三大文论派别即以裴子野为代表的守旧派,以萧统为首的折中派和以萧纲为首的趋新派,对当时的文论观点有一定的反映,在儒家诗教说上具有一定的趋同性,这主要表现在:三派都继承了儒家诗教说诗以言志、政教之基的传统;提出文学表达情性的审美特征,认识到文学的独立价值;主张文质并重等方面。梁代三派文论在儒家诗教说上存在的诸多共性,展示了梁代文坛对儒家思想的继承,而趋同中的一些差异,又显现了梁代文论思想自身的发展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