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erary Construction of Liang Qichao's China Dream in Late Qing Dynasty--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iang Qichao's Political Novels

Liang Qichao actually influenced Chinese society of late Qing dynasty in a great and profound way.H e founded several political newspapers,pioneered a literary style called political commentary and wrote many political fictions,which fully embody his deep thinking over China’s destiny at that time under impacts of western politics as well as his practical activities.H is political fiction does not only pioneer new forms and contents of modern fiction,but also play a crucial role in leading numerous writers to construct a"Chinese Dream"literature by granting politics as theme of fiction and shaping of political heroes.W hat’s more,his political fiction also becomes a basis of integra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血缘·文化·政治:晚清新小说的父子伦理叙事

在20世纪初“道德革命”和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中,晚清新小说父子伦理叙事一方面批判中国传统父为子纲的伦理文化,另一方面又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新学中汲取话语资源建构父子关系,呈现出血缘亲情、伦理文化和国族政治相互交织的文学景观。从审父叙事与慈父想象、子承父志、子报父仇三个方面分析晚清新小说父子伦理叙事内容和写作策略,可以看到晚清新小说父子伦理叙事与晚清伦理变革、救亡革命思潮之间交汇互动和互为生发的共生关系。

晚清国家翻译的海外实践——以“法政丛编”编译为例

晚清留日学生组织湖北法政编辑社编译出版了中国近代第一套大型法政丛书——“法政丛编”。本文基于国家翻译理论,对“法政丛编”的编译动因、文本特点和实践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法政丛编”编译受晚清改良法律、营办新学、奖励游学等因素的驱动,呈现出翻译环境优越、译者资源集聚、语言文化邻近等特征,但同时也存在翻译组织具有临时性、管理体系较为松散、资源配备有限等局限性。“法政丛编”丰富了我国国家翻译实践的类型,对之加以深入探究有助于推动新时代国家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清末民初《西游记》英译研究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小说域外传播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影响力甚至超过国内推崇的《红楼梦》。从英译动机、译介策略和译文特征方面入手,清末民初《西游记》英译的历史演进轨迹可划分为滥觞期(1884—1895)、开拓期(1896—1911)和发展期(1912—1930)三个阶段。译介队伍由初始的传教士拓展为作家、记者和汉学家等多元化译者;英译作品的传播经历了从报刊连载、文学史、作品集到独立发行的过程;取经前的故事内容译介频次高,反映了西方译者的翻译立场和审美价值。

作为“理想”的“二十一世纪”——《电世界》中的现代性想象

作为中国科幻文学的滥觞,晚清科幻小说是进行“想象”的重要工具。它不仅是晚清“现代性”的表征,更是其展开的重要介质。作为与晚清相呼应的历史坐标,“二十一世纪”则为现代性“想象”提供了延展的空间与舞台。《电世界》构建了一个与晚清全然不同的时空坐标与世界体系,对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的时空、科技、人格进行了多维度畅想,较早地尝试了从“神怪”到“科幻”的范式转换,同时对民族国家的建立也进行了一次思想上的探索和准备。

传统的赓续:论晚清小说批评中的“味”

“味”是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之一,晚清批评家将其用于对新小说的宣传和阐发之中,充实和丰富了它的内涵。晚清小说批评家对“味”范畴的使用大致有两种情况:其一,以“味”品评小说文本,主要集中于故事虚构、情节运思和语言使用等层面;其二,把“味”当作小说的“原质”之一,或者将其看作是区别小说与其他文体的标识,或者将其提升为衡量国外小说翻译水准的标尺。晚清小说批评家对“味”范畴的理解和使用没有脱离古代文论传统,但也能因时而变,表现出兼有汲古与开新的双重特征。

晚清“书院”“藏书楼”“图书馆”译介嬗变考论

文章通过考察“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爱如生·近代报刊库”中1840至1912年间的汉译相关文献,基于报刊视野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学意义上的“书院”“藏书楼”“图书馆”等专有名词的译介嬗变过程。文章认为晚清图书馆学翻译分为三个阶段:以“书院”为题名的归化译介输入阶段,以“藏书楼”为题名的启蒙译介展示阶段,以“图书馆”为题名的主动正名译介研究阶段。文章最后结合社会文化背景分析了晚清图书馆学翻译的特点与演变轨迹,揭示了翻译对近代新图书馆学的兴起和传统图书馆转型的促进作用。

术语翻译与知识生产:晚清数学知识翻译史探蠡

晚清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晚清社会掀起翻译西方数学著作的热潮。一批开明的译者毅然承担起通过翻译西方数学知识以图强的重任,他们选取西方经典数学著作来进行翻译。在这一数学翻译实践中,中国译者通过汉译数学术语来促进西方数学知识的本土化,从而实现数学知识的流转,数学思想的传播,以及推动中国数学翻译实践的变革。同时,通过数学翻译来促进中西数学知识的融通,以及在批判中进行整合与创新。晚清时期,西方数学知识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了本土化表述,也在知识再生产中形成了新的数学知识体系,并且在知识选择和建构中进行了分门研学。总之,知识的流转离不开译者的实践。因此,在中西文明互动下,晚清译者对西方数学知识也进行了本土实践,努力构建系统化的数学理论体系。最终,在文明互鉴中形成自身的新知识体系,从而逐步构建起中国数学的话语体系。

论晚清儿童文学译介的发生机制与历史错位

晚清文学变革中,很多重要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相继被译介到中国。这缘于“小说界革命”背景之下对儿童群体和儿童教育的重视,也有清末学制变革的知识转型需求,还因儿童文学的文体特征契合晚清文人寻求的革命理想。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晚清儿童文学译介存在许多错位和误读,不少作品并不被视为儿童文学作品,也不受看重,而是被归入新小说的范畴,服务于文学变革的目标。而从后世的评价体系去看,这些译介实践,已初步具备选择儿童文学作品的眼光,开始关注儿童读者的阅读趣味,并且尝试结合中国文化语境去模仿改写作品,为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可视为儿童文学的现代先声。

论西方侦探小说在晚清中国的翻译与传播

运用多元系统论,从社会文化语境、译者主体性、读者视野、出版商等维度整体考察西方侦探小说在晚清中国的翻译与传播情况。结果表明:受到多因素的影响和作用,西方侦探小说的翻译数量多、速度快,传播范围广,占据了该时期中国翻译小说的主流地位,成为中国文学发展与创新的重要推手。同时,也反映出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状况,以及中国社会对西方侦探小说的文化认同及其嬗变过程。

晚清涉海小说艺术探微

海洋文化对晚清小说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出现多篇涉海题材小说作品。晚清文人自撰涉海小说至少有81篇(部),从小说艺术层面进行考察可知,与传统涉海小说相比,这些作品在继承的同时呈现出明显的突破与创新,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体现海洋文化和时代心理的时空设置、海岛(异域)奇遇式情节模式的晚清书写、由想象和虚幻到注重写实的叙事笔法。探讨晚清涉海小说的艺术表现,有助于我们从特定视角认识、理解和研究晚清小说创作。

社会达尔文主义视域下清末民初科学小说的国族寓言——“灵”“天”“月”意象的新变与困境

面对清末民初的国族危机,中国知识分子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物竞天择”的历史进化论,并将其视为兴邦立国的良方。科学小说以救亡图存为驱动力,重新编译传统意象符码,甚或寄托着彼时知识分子国族振兴的寓意。清末民初科学小说中“灵”由个体魂魄转为国民精神的指涉,“天”从“天命正统”指向“裂天世变”之实,“月”由抒情对象具象为星球实体,三者形成了“个体—国家—宇宙”格局:以疗治民族病魂为始开启救国寓言,通过续演“补天”神话开创“新天”,并遥寄国族未来于宇宙之中。意象的现代性转变反映了国族竞争背景下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对灵魂精神、政治变局、国族未来的整体性焦虑,但“现实”与“寓言”之间实用治国之法的空白则隐含求索之路的无力与茫然。

晚清外交翻译中的操纵与概念象似性——以约翰·泰勒总统致道光帝的书信翻译为例

晚清时期的外交翻译体现了较为明显的译者操纵现象。有别于以往从意识形态和诗学规范角度对译者操纵的研究,本文从认知视角阐释并论证了概念象似性作为译者操纵背后的认知动因,结合1843年美国约翰·泰勒总统致道光帝书信翻译中的操纵现象,分析并指出操纵的实质是译者对原文概念进行延伸并使之靠近读者的心理认知,而这种概念距离和心理距离之间的象似关系也将在翻译过程中引导着译者的操纵行为。

晚清《植物学》的创译及其科学传播意义研究

晚清时期,中国学者李善兰等人编译的《植物学》一书在中国植物学史及中西方科技交流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产生了巨大的科技文化影响。该书的编译成功有多种因素,但最关键的是李善兰其汉译的过程中,发挥其译者主体性的作用,利用创译法完美表达出重要植物学名词的科学含义及文化意味,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现代植物学在中国的传播。

文学史视域下晚清通俗小说的接受困境与价值转向——以狭邪小说为例

近百年来学界对狭邪小说的研究,本质上回应的是晚清通俗小说是否具备文学史“经典”价值的问题。出于文学功利性的要求和精英文化的主导,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史书写并未给予狭邪小说整体以正面评价,而《海上花列传》却凭借学界积淀已久的“雅俗”观念脱颖而出,开启经典化进程。新时期以后,在多重因素的合力下,研究者展开对狭邪小说文学史价值的重新审视和二次发掘,并由此拓展晚清通俗文学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从中既能看到近百年来狭邪小说研究的接受困境与价值转向,也可以进一步思考晚清通俗文学未得到充分研究的症结所在。

清末小说翻译中的伪译现象研究

为探究清末小说家的伪译方式及其成因,根据波波维奇和图里等对伪译的定义及罗丹对伪译的分类,结合勒费弗尔的操纵理论,对当时翻译中的伪译现象进行了系统性分析。研究发现:清末小说家通过对文本外及文本内因素的操纵实现伪译,具体方式包括虚构原本、原作者及译者信息,借助外国知名作家的名气,描写异国文化及使用异国语言表达方式等;清末大规模的伪译现象受到了当时诗学变化、意识形态及经济因素等方面的影响。该研究通过探讨清末小说翻译中的伪译现象,深化了对伪译这一特殊翻译现象的认识,为解读清末小说翻译史注入新活力。

明末清初科技典籍翻译的伦理研究

在梳理明末清初科技翻史实的基础上,从译者翻译目的、译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应用、翻译的价值等角度,用翻译伦理理论阐述明末清初科技典籍翻译行为。明末清初科技典籍翻译活动虽然更侧重于文本信息传达,但译者无法脱离社会环境的制约进行翻译,因此受到各自的伦理规范的制约;译本的选择受译者各自的伦理追求的影响和制约;翻译策略体现译者所服务的阶层的伦理要求;科技典籍翻译的伦理价值在于中国士代夫译者的富国强民的爱国思想和严谨负责的翻译态度。深刻认识科技典籍翻译的伦理属性,能对后来科技典籍翻译活动带来一定的启示,亦为科技典籍翻译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

清末民初译诗体式论

清末民初译诗在诗体上呈现六种体式:诗经体,楚辞体,五七言,词曲体,杂言体,白话自由体。影响译诗诗体选择的因素有原诗属性及题材、译者的文学感受及个人偏好、诗意传达的需求等。六种体式总体上表现出由文言向白话,由古典诗体向自由诗体的演进;在此过程中,“五四”新诗运动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清末民初译诗的诗体递嬗,折射出中国诗歌革故鼎新的步履。总结译诗体式,正是探究该时期译诗诗体演变,进而考察新诗生成过程不可或缺的关键一步。

试论晚清白话翻译与现代汉语的关系——以“N的V”为例

官话译本《天路历程》被认为是早期欧化白话文本的典型代表之一。文章以译本中的“N的V”为例,从部分和整体两个角度对现代汉语与该译本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二者在N和V的构成与特征、语义关系以及“N的V”的句法功能和使用环境上都呈现高度的一致性。通过与传统白话和英语原文进行对比,发现该结构具有十分明显的欧化色彩,这为欧化白话的起点可以而且应该追溯到晚清白话翻译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文章指出,梳理晚清白话翻译中的欧化事实有助于对一些问题形成更为准确的认识;将晚清白话翻译作为研究对象,可以拓展欧化的研究范围,为构建汉语欧化史作铺垫。文章的考察结果以及其他客观事实说明,晚清白话翻译在现代汉语的形成中起了相当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接受环境对《八十天环游地球》清末民初两个译本翻译策略的影响

儒勒·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是译介到中国的第一部西方科学小说,在翻译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该小说首次由陈寿彭、薛绍徽翻译为《八十日环游记》,于晚清时期出版。民国初期,有叔子的重译本《八十日》出版。清末民初的两个译本在翻译策略上存在明显差异,原因在于不同的接受环境对译者的翻译策略产生不同影响。在民智未开的晚清时期,译者采取了以传播西学知识为导向的翻译策略,忠实译出原著的知识内容并添加了大量注释,译本充当了西学启蒙读物的角色,有助于传播新知、开启民智;而在民国初期,西学知识传播渠道增多,新式教育体系日趋成熟,教科书大规模出版,同时都市市民阶层兴起,读者对小说的阅读需求从启蒙转向消闲,因此新译本更强调情节的趣味性,对原著大量删节后只保留核心冒险情节,缺少注释,译本定位由西学启蒙读物转变为“消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