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投资协定网络的演化机制——基于多维邻近性视角

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了双边投资协定(BITs)网络的历史演化特征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BITs网络大致经历了初步形成、迅猛发展和结构调整三个阶段,呈现出一个较完整的S型增长,网络核心—半核心—边缘结构实现了由“金字塔”向“橄榄球”的转变。以多维邻近性为视角,运用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对BITs网络形成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多维邻近性是驱动BITs网络形成的重要力量,经济和制度邻近性对BITs关系的形成有负向影响,贸易水平、地理和社会邻近性对BITs关系的形成有正向影响。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改变了BITs网络的结构特征,金融危机后BITs网络呈现分散化、多边化发展趋势,某些邻近性变量影响不再显著,社会环境类因素成为影响BITs网络的关键因素。

人权条约机构的一次失态与失当之举——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对中国第三次履约报告的审议

2023年2月15—16日,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对中国第三次履约报告正式进行了审议,该委员会关于中国的结论性意见大幅增加了新的关注问题,其中涉疆和涉藏问题、气候变化问题、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问题以及“一带一路”问题尤其引人注目。结论性意见对“一带一路”、涉疆和涉藏事项等问题作出了很多有悖事实的指责。该委员会也无视中国的履约成就,一改其惯常实践,对中国履约“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作出了极为失衡的评价,明显体现出了对中国的偏见。在国际地缘政治紧张关系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我们应正确对待国际人权机制存在的缺陷,既应肯定其对我国人权保障制度完善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有必要对其有悖事实的指责坚决予以澄清和回击。

主权国家接受国际人权标准的原因探析

国际人权条约内容大部分涉及历来被国家视为其内部事务的“国家与其国民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缔约国义务。自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通过至今,联合国已经先后确立了九部核心国际人权条约;几乎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都至少批准了一部核心国际人权条约,此外,八成的成员国已经批准四部以上。现代政府理念的转变和国民权利意识的增强构成主权国家接受国际人权标准的内部动因。而国家融入国际社会程度的加深增加了国家批准人权条约的规范压力,政治权力的诱导、经济利益的驱使和国家社会化的推动构成主权国家接受国际人权标准的外部诱因。国家在主权范围内具有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和使命,国际人权标准与主权国家的历史使命具有一致性。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清理的“外部性”问题

外交部条约委员会曾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5条的规定,对1949年之前国民党政府签署的旧条约进行了清理。然而,清理结果并未正式对外公布,导致无论是国际法院还是美国政府等都认为“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一旧条约依然“有效”。我国有必要尽快在法律上公开对此旧条约的清理程序,宣布此条约无效,并将清理结果告知国际法院,敦促国际法院适用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改变其对“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既有立场。

通商开埠、条约联系与中国近代贸易

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有所增加,而中国则坚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本文以近代中国通商开埠为准自然实验,重新检验开放与贸易的关系。晚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条约以开放特定通商口岸,条约联系可以降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促进通商口岸对外贸易。利用1927-1931年50个通商口岸与32个国家(地区)之间进出口贸易数据的研究发现,条约口岸进出口贸易额显著高于主动自开口岸,但与约定自开口岸规模相当。在条约口岸(含约定自开口岸)内部,势力范围的作用不显著,口岸与贸易国之间的条约联系,尤其是租界条约联系对通商口岸对外贸易至关重要。机制分析表明,条约联系可以促进口岸府外商直接投资,进而增加进出口贸易。在1929年关税自主改革冲击下,口岸进口贸易额显著下降,但首次条约国利用其“先占者”优势扩大对华出口。

再论澶渊之盟

北宋景德元年,辽承天太后与圣宗率大军20万南下攻宋,同时命宋降将王继忠致书宋真宗,表示“愿修旧好”。辽军围攻瀛州失败后,绕过大名府,兵临澶州城下。宋真宗亲征至澶州,登上北城门楼,宋军皆呼万岁,气势百倍。辽南京统军使萧挞览(凛)率军攻澶州北城,被宋军伏弩射死,辽军士气大挫。宋辽和议使节经过多次往返,终于订立澶渊之盟。双方相约为“兄弟之国”;“沿边州军,各守疆界”;宋朝岁遗辽朝“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作为“助军旅之费”。澶渊之盟结束了长达25年的宋辽战争局面,维持了此后将近120年的和平友好往来,对宋辽双方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以及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当代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也具有借鉴和启迪意义。

战后琉球处置及法理争议——基于《旧金山对日和约》领土处置及条约签字权交涉的考察

《开罗宣言》是盟国签订战后对日和约的基础性文件,该宣言的3个条款是一个涵盖了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国际文件,逐层递进,互为补充,意在剥夺日本所有侵夺的领土。基于《开罗宣言》等国际法文件,战后琉球的处置,需要由包括中苏在内的反法西斯盟国共同决定,目前的处置结果存在严重的法理争议。英国内部一度坚持琉球必须从日本领土剥离出去,至于美国所坚持的战略托管,必须经由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国民党当局并未默认《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琉球处置条款,而是认为旧金山和约只是一项政治性条约,属于盟国结束对日战争状态的协议,而琉球的处置需要专门的领土条约予以规定。围绕国民党当局《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权问题的美英交涉,与战后日本领土处置条款的交涉纠缠在一起,影响到了国民党当局对于琉球群岛的处置决策。

南极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演进及对我国的启示

南极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是由英国等南极领土声索国主导建立,通过南极条约体系框架实现的。致力于保护南极环境的《马德里议定书》及附件五生效,确立了保护南极历史文化价值的关键机制。为了解南极大国主导下的南极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演进过程和内在动因,掌握南极条约体系对该议题的设置、监管以及在气候变化影响下的最新发展,从而使我国更好地参与南极文化遗产管理及相关议程讨论,及时提出本国文化遗产保护方案,系统梳理60年来南极文化遗产在南极条约体系下的管理情况,从设立历史遗迹和纪念物的时期范围、指定国、地理覆盖以及设立标准等四个维度进行全面分析,揭示南极条约体系下文化遗产管理存在的代表性不均衡、受领土声索国主导以及被领土声索国当作稳固或强化其主权的工具等问题;最后以南极半岛和罗斯海地区为例,结合南极大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动向,探讨我国参与南极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合理路径。

月球站所的法律地位浅析

目前,月球活动正进入新的阶段——月球站所的筹备与建设。然而,现有相关国际法规范尚需完善,其中月球站所的法律地位是需首要考虑的问题。对月球站所法律地位问题的思考始于月球站所活动的特殊性:以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长远目标,开展于天体之上,将对天体表面固定区域进行使用且产生事实上的活动范围。合乎《外空条约》的月球站所建设是为全人类谋福利的自由探索和利用月球的活动,不存在既排他又永久地使用月球表面区域的情形,且在互惠基础上对他国开放。为此,建议在国际月球科研站活动中考虑“非排他”和“有时限”二者择一的规范路径以履行相应的国际法义务,并且明确国际月球科研站对他国开放的“互惠”前提与“参观”范畴。同时,需将月球站所的四个方面作为判断其法律地位的具体考量因素,即月球站所的使用目的与活动范围大小,月球站所的可移动性,月球站所的使用期限以及月球站所信息的通知、更新与公开。

试析国内与国际视域下的条约解释协调规则

条约解释协调规则旨在避免国内法院适用本国法的法律解释与该国承担义务(尤其是条约义务)的国际法相冲突,或者是国内法院与行政部门对涉案法律的解释冲突。在国内与国际视域下考察此类规则,有助于全面客观地认识其适用限制或现状,防止生搬硬套。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制定实施的条约解释协调规则,有些存在适用上的困惑。对此,应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思想的指导下,结合国内与国际视域,全面客观地分析、评估源于美国判例法的条约解释协调规则,从中国国情出发,打破通常涉外案件的界定,重新认识各级人民法院适用条约转化的国内法时进行条约解释的涉外性。

日本对威海卫驻军权的利用与侵华策略调整

日本在《马关条约》谈判中提出以驻军威海卫作为履约担保,开创了日本在华驻军的恶例。甲午战争掀起的列强瓜分中国狂潮却也反作用于日本,使其难以独霸中国,威海卫驻军更成列强关注之焦点。日本不得不调整对华策略以因应国际局势变化,遂利用列强间的斗争,以同情之名表面上将威海卫“归还”中国,实际却将相关权利暗中让渡给英国,引发了“英国强租威海卫事件”。日本侵华策略从明火执仗地掠夺土地,转向索取租借地与经济特权,谋求建立专属自身的在华势力范围,这一转变正是以对威海卫驻军权的认知变化为标志的。虽然日本对华政策在甲午战后有所调整,但以侵华为目标之主线却从未改变。

科学发展对条约解释的影响及其限制——以国际海洋法法庭“气候变化咨询案”为切入点

科学在国际和国内司法实践中的作用一直备受关注。近年,气候变化科学取得了显著进展,全球兴起的气候诉讼将科学与法律的互动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在国际层面,小岛屿国家气候变化与国际法委员会于2022年在国际海洋法法庭提起咨询程序,所提问题给法庭设定了在气候变化背景下解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条款的语境,直接涉及科学发展对条约解释的影响及其限度问题。正是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条款法意模糊、该公约与其他国际法规则存在开放互融的结构,法庭在解释过程中倾向于运用体系解释方法和目的解释方法,反映最新科学进展的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评估报告在解释过程中发挥了相当显著的作用。解释者在法律解释过程中考虑科学发展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为了防范越法和造法风险,国际司法机构在选择解释方法和考虑科学发展时,仍需秉持司法克制的立场,恪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条约解释规则的约束,重视法律推理的权威,不僭越法律解释与法律创造的边界。

深刻理解邓小平外交思想,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2024年8月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6周年。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导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战略,并在对日外交实践中得到充分展现。邓小平高度重视发展中日关系,始终将其放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与国际战略全局中来谋划和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习近平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擘画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引领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大方向。中国的国家利益决定了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总体走向,中日关系的具体实际又决定了实现目标的路径选择与方案设计要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深化务实合作、促进认知重构、增进战略互信是基本思路与内在逻辑。

美日同盟调整:现代化、一体化和多边化

同盟一般会伴随实力的变化发生调整。美日同盟的调整表现为:一是同盟的现代化,美国要求日本承担更多责任,反映了美国由于霸权衰退不得不谋求日本发挥更大作用的现实;二是同盟的一体化,美日两国在军事领域加强共同指挥和作战机制的统合,在武器部署上也实现一体化,导致日本进一步失去自主性;三是同盟的多边化,美国为了推行“印太战略”遏制中国,鼓励日本与其他地区盟国和伙伴国建立军事联系,除了印度、澳大利亚和东盟国家之外,日本也在美国的默许下与欧洲国家进行军事合作,试图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多边战略集团。美日同盟的调整,给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不确定因素,也使日本在美国的战车上越绑越紧。

英印夺取不丹的传统政治地位和中国的回应

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成为英印针对中国的桥头堡。历史上的不丹在中国具有传统的政治地位,并按照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制,英国对此也不能不承认。从18世纪到20世纪,英国分三步“挺进”,强迫不丹接受《辛曲拉条约》及其1910年“修正”版,竭力终止不丹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地位。自1910至1948年,中英两国围绕不丹的传统政治地位多次争论,英国宣称由其“指导”不丹,指责中国一直强调对不丹的宗主权;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则坚持不丹在中国的传统政治地位。印度继承英国侵略不丹的权益,翻版1910年英国、不丹“条约”,将不丹纳入针对中国的防御体系之中。中国反对印度对不丹的“挺进”。不丹问题,是中印两国之间关系发展不能回避的症结之一。

中国适用CPTPP知识产权条款的法律问题省思

通过对CPTPP知识产权条款与中国知识产权立法对应条款存在的差异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若CPTPP将来对中国生效,中国需要适用与国内法规定有所不同、国内法没有对应规定、对应低位阶国内法的CPTPP知识产权条款。这些条款在中国适用将面临生效方式、适用决策、适用路径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在生效方式上,CPTPP知识产权条款若通过“转化”方式在国内生效,将难以满足中国迫切加入CPTPP的需求;在适用决策上,中国现有关于条约国内适用的规定效力层级低、不成体系等问题可能影响中国全面履行CPTPP知识产权义务;在适用路径上,国内法提供更为广泛的知识产权保护时,中国优先适用条约的实践不符合CPTPP知识产权领域的国民待遇原则。为推进CPTPP加入进程,中国应考虑将CPTPP知识产权条款以“纳入”方式在国内生效,并应以优先适用CPTPP知识产权条款为原则,以国内法提供更广泛知识产权保护为例外。

经典名方柴胡桂枝干姜汤的关键信息考证与现代临床应用分析

从药味组成、药物剂量、组方原理、基原炮制、主治病证、现代临床应用、剂型制法、煎服法等方面对柴胡桂枝干姜汤进行分析考证。柴胡桂枝干姜汤由柴胡、桂枝、干姜、黄芩、牡蛎、甘草、瓜蒌根(天花粉)7味药组成,用于治疗少阳枢机不利导致的寒热往来、疟疾等,现代临床多用于治疗消化系统、神经精神系统、内分泌系统等的疾病。该方药物用量与《伤寒论》基本一致,建议参考剂量为柴胡110.40 g,瓜蒌根55.20 g,桂枝、黄芩各41.40 g,干姜、甘草、牡蛎各27.60 g;以水2400 mL,煮取1200 mL,去药渣,再浓缩至600 mL,每次温服200 mL,每日3次。

《马拉喀什条约》背景下公共图书馆视障群体服务研究

随着《马拉喀什条约》在我国的正式生效,视障群体获取文化服务的权利将得到更好的保障。文章梳理了国内外公共图书馆视障群体服务的研究进展,分析了《马拉喀什条约》对公共图书馆视障群体服务产生的影响,总结了公共图书馆视障群体服务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我国公共图书馆视障群体服务提出完善建议。

“法约问题”与清末广东矿权的挽回

广东矿务中的“法约问题”,是甲午战后英法竞争中国西南势力范围的延续。1895年,法国通过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获得开采广东矿山的优先权,并试图以此“独专”,阻止英国势力进入。《伦敦协定》签订后,英国在承认法国既得利益的前提下,仍向中方要求利益“均沾”。此后德国、葡萄牙等亦乘机谋求开矿。由此,《附章》在执行中演变为法国“独专”与其它列强“均沾”相冲突的“法约问题”。清政府在条约已经明确的情况下,借助商力发展广东矿业、利用英法矛盾尽力挽回和保全广东矿权,抵制了列强通过矿山开采将势力伸入广东的企图,展示出清末条约制度困境下列强矛盾对立留给中方的转圜空间,以及近代中国捍卫国家利益的艰难曲折过程。

论智利南极立法的发展与完善——以第21255号法律为例

地理空间的邻近和对南极的领土主张,使得智利一直把南极定义为国家的核心利益之一,并促使智利在南极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智利一直将南极立法视为维护本国南极权益与应对形势变化的重要手段,逐步建立起以“南极领土”管理为基本框架,依据国家南极政策目标的调整与南极条约体系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南极法律制度,其中2021年生效的第21255号法律作为与时俱进的典型代表,对我国南极立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