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讨论的思想史研究——以1935年《教育杂志》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为例

“读经”问题的讨论往往不仅限于“读经”本身 ,它所涉及的问题其实更在于思想史。 1 93 5年《教育杂志》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也不例外。讨论者尽管观点不一 ,但绝大多数都能以“科学”的态度 ,对传统采取两分法 ,且反感“尊孔”以及附加于“读经”之上的诸种外在因素 ,这一点显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结果。而讨论最终得出的结论 ,更影响到了今日的教育。

读经论争的百年回眸

读经问题是民国初年废除读经之后围绕恢复读经和反对读经而产生的一系列论争,是我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抛给世人的一个世纪难题。百年来,关于读经的争议主要经历了四次:第一次发生在民国初年,主要围绕着袁世凯、康有为等复古尊孔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者反复古斗争展开;第二次是20世纪20年代在东西文化反思过程中出现的,以1925年章士钊"读经救国"论和鲁迅的批判为标志;第三次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抗战前夕,高潮为《教育杂志》1935年"读经专号"中关于读经的大讨论;第四次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尚未结束。读经的论争还会继续,解决读经论争的最好态度是抱有开放心态,认清潮流,允许实践。

唐代疑古惑经思潮探研

唐代前期在完成经学总结的同时,也因经义疏解的统一和解经方式的僵化而出现了经学危机,在这一背景下掀起了疑古惑经思潮。唐代疑古惑经思潮持续时间很长,几乎与唐代历史相始终,一直处在不断的演变过程中。唐代前中期疑古惑经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刘知幾,他虽然以史学的视角质疑经书记载的部分内容,却并不否定经学思想,反而强调史著需要维护名教。唐中后期疑古惑经思潮的主要代表是新《春秋》学派,他们站在经学的立场上对《春秋》"三传"进行批评、质疑,重视分辨经史之别,而其注重褒贬义理的经学思想,对唐中后期史学新变乃至宋以后史学发展都有重要影响。

王闿运阅读旨趣探微——以《湘绮楼诗文集·王志卷》为例

王闿运是晚清民初著名经学家、文学家。阅读、笺注、著书融贯其一生,经学与诗文独树一帜。文章从"通经致用"的阅读社会论、"为学当治经"的阅读教育论、"治经必先习礼"的阅读方法论、"经史之分"的阅读比较论四个方面探讨了王闿运关于读经、治经、通经的经典阅读旨趣,期冀对王闿运学术思想以及经典阅读研究有所启发。

清末中小学堂“读经讲经”课程设置与启示

清末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将《孝经》和《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列入中小学堂"读经讲经"科目,体现出时人对儒家经典价值的认同和自觉传承。细读该章程文本不难发现,中小学堂"读经讲经"课程实施中,注重"博""约"相济,避免"泛滥无实";系统设置,少读浅解,循序而渐进;善于诱导,晓之以义,慎之以罚;区分天资秉性而因材施教,明确反对"强责背诵";兼顾"中学"和"西学",实现"无一荒经之人";将修身诸科目与"读经讲经"相融通,发挥育人的综合效能。这对当代切实重视经典价值的传承,优化经典教育内容的设置,破解经典教育面临的难题,增强经典教育的可行性和实效性,都会有所启示。

《尚书》辨伪与清今文经学——《尚书》辨伪与清今文经学及近代疑古思潮研究(上)

清今文经学的复兴及近代疑古思潮的蔚成大国是由历代学者《尚书》辨伪研究所催发的。由疑文献之伪进到疑史实之伪,至康有为乃谓尧舜、三代历史不可信。近代胡适、顾颉刚援实验主义方法而承其绪,更以全部古史皆伪。由于《尚书》辨伪的影响,适会近代中国中西思想交汇,中国传统史学自疑古开始了现代化的转型,而这一过程是以科学化为实质的。

宋代理学与《春秋》学

宋代许多注经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所阐发的内容也大多离不开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具体到理学与《春秋》学的关系,则是包括《春秋》学在内的经学变古之风促进了理学的产生;理学在建立后,则又依傍《春秋》阐发义理,进而对宋儒关于《春秋》性质的认识、解经方式、内容诸多方面以深刻的影响,宋代《春秋》学最终完成了理学化的过程。

理学读书思想历史演变及其对当前经典阅读推广的启示

理学读书思想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通过对程颐、程颢、朱熹、王应麟、程端礼、陆世仪等人的读书思想进行分析,研究理学读书思想的演变过程;针对当前经典阅读推广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一些解决办法。借鉴理学读书思想的宗旨和《小学》处理五种社会关系的重要意义,认为在中华传统文化阅读推广中,利用《小学》在大学新生中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帮助目前在应试教育下的大学生解决"失小学之序"的缺憾,使之成为一个有道德修养之人,并提出理学思想的阅读推广书目。

情境阅读:儒家经典的多维解读

儒家经典是由儒家宗师孔子及其后人共同的文化创新,儒家的六经、十三经是其经典文本。儒家源于政府的职官,其经典有为官之学的遗传因子,因此,以仁为本、积极有为、教化济世是儒学的基本思想。当然,相对而言儒学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和先天的不足,值得批评和反思。通过情境阅读,对儒家经典《论语》进行实证分析,指明阅读儒家文本应该以历史语境为基础,在开放的系统中,以哲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等为视角,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的跨学科解释,在多元文明的对话中,沟通、理解、诠释,融合与创造。文化创造不仅是个体的,而且是民族的、独立的包容式的文化自觉。

钱基博《国学必读》的编选思想及主要特色

钱基博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和国学大师。他在1924年为中学生编选的《国学必读》一书,纲举目张,选文精审,在考虑到当时中学生的实际能力和现实需要的同时,也兼顾了各个朝代的文章,成为当时影响较大、流传甚广的国学普及读物之一。钱基博特别强调文学可以"通国学之邮",故单独拈出《文学通论》作为上册。下册《国故概论》分别按通论、经学、小学、史学、子学来进行辑录,体现了钱基博的"国学分类"思想。《国学必读》对今日之"国学热"或不失为一种反思和参照。

20世纪上半期儒家经典研究述略——以六经作者、成书年代和性质为中心

围绕着六经的作者、成书年代和性质等问题,20世纪上半期的儒家经典研究大体上走过了两个阶段的发展历程。第一个阶段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表现为今古文经学之争的余波;第二个阶段是20至40年代,表现为实证主义、疑古思潮和唯物史观兴起并产生重大影响。20世纪上半期学人的不懈努力和反复考索,使儒家经典的成书年代、作者及性质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清理和解决。

现代阅读转型的困境——以20世纪上半期的传统经典阅读运动与论战为例

在介绍20世纪上半期学校教育内容变革与中小学生阅读导向变化的基础上,以在全国范围内影响较大的传统经典阅读运动与论战为着眼点来探讨中国现代化转型期间阅读的变化,揭示现代阅读转型的困境。

清初“辟王尊朱”经学思潮的形成及其对科举考试的影响

经学流派繁衍迭变,此消彼长。明清鼎革,“辟王尊朱”经学思潮形成,程朱理学重获意识形态正统地位,而阳明心学则被指为“叛经乱道”的罪魁祸首。此经学思潮不仅推动了清廷“崇儒重道”文教政策施行,加强了对士习文风的整顿,而且对作为“抡才大典”的科举考试影响深刻,三级考试的试题内容具有明显的“辟王尊朱”经学立场,使其具有鲜明的学术思潮转型印记。

《论语》文学经典化考论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性论著的《论语》,既是思想经典,也是文学经典。《论语》之所以在20世纪初开始文学经典化的历程,既取决于《论语》本身固有的文学价值特性,"语录体"是其标志,同时也取决于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观念变革与视角转换。质言之,是由于二者的交互作用建构了《论语》的文学经典"身份"。

论宋代咏经诗及其繁荣的历史文化背景

本文在全面搜集整理《全宋诗》《全宋诗订补》及相关的补遗论文中的660馀首咏经诗的基础上,以历代咏经诗及儒家文化为参照,从社会文化渊源、思想内容和艺术审美理想等方面宏观考察了宋人咏经诗,挖掘其中体现出的时代精神、文人的独特心态以及经学文化之新变。认为宋人咏经诗继承了前代咏经文学及诗体蒙学教材编纂的优良传统,有所创新地走向繁荣,既丰富充实了宋诗的题材内容,反映并推动了经学思想的传播普及,又提高了艺术品位和审美效果,从而成为咏经诗发展阶段上的一座高峰。这与宋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理学家先经后史的观念、社会训蒙需求及宋学的繁荣发展等现实内容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价值体系。

“读经书”和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汉语现代化

目前,中小学生课上、课余读经书的热潮似乎很高,这在教材编写和学业测评中都有一些体现。为什么要读经书,读哪些经书,如何正确对待"读经书"现象,这些都是值得认真思考和必须明确的问题,否则,将使汉语语文教育偏离正确的发展方向,背离汉语现代化的目标,影响现代汉语健康发展,削弱现代汉语在现代语言生活中的工具性功能。

读经抑或不读:一场教育界内外的争辩——以1935年《教育杂志》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为中心

本文以1935年《教育杂志》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为考察对象,结合时代背景,从"读经抑或不读"这一话语主题入手,剖析其中所涉及的"读经能否救亡图存"、"读经能否弘扬文化"、"读经能否涵养德性"三大问题,以为当下"读经"教育活动的发展提供历史的反思和经验的借鉴。

真德秀读书思想及其对当代经典阅读的启示

真德秀是南宋末年著名的理学家,对理学的传承和复兴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在长期的读书、写作、授徒的过程中,真德秀坚守理学,并形成了自己的读书思想。通过对《西山读书记》《文章正宗》《大学衍义》等真德秀的传世之作进行研究,发现他在读书次序、读书方法和读书内容等方面,传承了“北宋四子”(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以及朱熹的阅读思想,并创新了一种牢固的读书体系。这种读书体系对于解决目前经典阅读的诸多困境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熊十力:以经学为基础的新儒家哲学建构——以《读经示要》为中心

熊十力《读经示要》融贯中西,平章汉宋,传承传统经学,以经学为学术基础,返本开新,重建儒家道统、学统、治统,建构新儒家哲学体系,直接影响其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第二代新儒家,推动当代新儒学达到高峰。在道统方面,他以《六经》为本源,《四书》《孝经》为衍流,以阐发经典常道为主,重建道统。在学统方面,他认为义理、经济、考据、辞章四科可以为六经摄尽,以六经为主,旁及诸子、道佛、西学。在治道方面,他阐发六经言治之义仁以为体,格物为用,诚恕均平为经,随时更化为权,利用厚生本之正德,道政齐刑归于礼让,始乎以人治人,极于万物各得其所,终之以群龙无首。在境界方面,他提出学贵立志,向往圣贤境界,由下学而上达。

民初尊孔读经问题辨析

在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时期,随着民主化运动的发展,孔子和经学的地位逐步动摇。民国建立,道变统改,孔经随着帝制大厦的轰然倒塌而被剥夺了政治伦理的斑驳外衣。在民主共和方生,尊孔读经方死的过渡时代,袁世凯利用人们依恋孔子和经学的文化心理,复辟帝制,尊孔复古,从而激起了由反孔狂飙而卷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