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对抗式刑事卷宗--基于推进庭审实质化的分析

当下的司法改革致力于通过隔断法官庭审前与卷宗的联系渠道来实现庭审实质化,但实践证明,此种进路的改革削弱了卷宗对于法官判断的全面支撑,导致庭审混乱并损及庭审效能;鉴于阅卷式裁判的制度惯性,更为可行的路径是去改造卷宗,并通过加强案卷移送尝试将阅卷式裁判与庭审实质化进行调和,在强化卷宗对抗性的基础上提高法官阅卷的全面性,进而实现庭审实质化的目标。为此需要落实追诉机关全面收集证据的责任,保障律师意见及其他辩护材料全面附入卷宗,借助于卷宗的公开与责任属性强化辩护权的保障,使法官聚焦案件争点,提高庭审效率。

“制造公正”:清代案件审理过程中证据要素的现实功用——以“麻城案”为例进行分析

清代法律体系下对案件承审官员的个人司法能力以及律文的掌握和适用水平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具体到审理结果方面,则必须要尽可能做到证据齐备,以期实现情理和法理双重标准下所谓“处断平允,勿枉勿纵”的社会效果。不过在现实的司法实践过程中,证据往往并没有成为获取案情真相的有效媒介,反而成为部分官员用来实现主观判断合理性,表现个人能力水平的工具。其中清代“麻城案”的审理过程,明确了承审官员为消除审转程序下对自己审定结果的必要合理怀疑,往往会选择罔顾事实并有意识地“制造”证据以弥合其中可能导致审定结论发生改变的事实表象,以便于逃避法官责任制下可能因审理不当所承担的必要责任。

卷宗移送制度之省思——“以审判为中心”的视角

卷宗移送制度构成了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重要区别。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实行卷宗移送制度便于法官在庭前对案件作实体性审查,从而发现事实真相。但是,卷宗移送制度会导致法官在庭前形成预断或偏见,妨碍公平审判原则的实现。推进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需要改革卷宗移送制度,淡化书面卷宗对庭审的影响。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实行起诉书一本主义不切实际,双重卷宗制度是较为合理的选择。

刑事案卷移送制度的思与辨——立足于本土化的渐进之路

历经多次改革,刑事案卷全案移送制度再度回归,这表明我国刑事案卷移送制度改革之路欲达千里却又回环曲折。虽然刑事案卷以其特有的优势成为法官裁判案件的“裁判小帮手”,但案卷移送的异化滋生了“案卷中心主义”,后者成为我国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模式改革的最大绊脚石。但法官庭前接触证据并不必然导致预断抑或错判,案卷移送制度服务于打击犯罪的诉讼目的,在不损害公正的前提下,应积极追求诉讼的效率价值,是故案卷移送制度宜修不宜废。鉴于刑事案卷对案件裁判不可或缺,但又碍于案卷中心主义,案卷移送制度应立足于本土所需,进行渐进式改革。其路径是去除案卷笔录中心化,巩固庭审中心化地位,以体现案卷笔录对庭审实质化的辅助性和服务性,以实现案卷移送制度从“异化”到“正常化”的浴火重生。

我国案卷移送制度下的法官预断及其对事实认定的影响

法官在开庭前阅读了检察机关移送的证据材料后,容易产生被告人有罪的预断。法官一旦形成被告人有罪的预断,在以后的庭审中往往难以改变,这不利于法官客观中立地对案件事实作出准确的认定。现行刑事诉讼程序在防治法官预断方面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起诉状一本主义虽然有利于防范法官预断,但是,在法官需要对案件事实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的司法体制下,起诉状一本主义很难在我国实行。为克服法官预断对事实认定产生的不利影响,在坚持案卷移送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完善我国对法官预断的防治:促进案卷形成的多方参与性和透明性;进一步强化直接言词原则;限制庭前阅卷人员的范围;强化法官的客观中立地位。

以审判为中心:一场未完成的改革

相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刑事诉讼中适用的火热场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推进状况颇不令人乐观,呈现出文本“热”与实践“冷”的反差。实体真实优先性的刑事诉讼观念、非正式性的纠纷解决传统、可控性的程序运作思维、行政性的审判管理方式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遭遇困境的症结所在,法官对庭审实质化的心理排斥则是改革最直接的障碍。期望在维持案卷移送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审判机制、程序技术或证据制度的调整走出改革困境,实践证明很难成功。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应当进行宏观的制度性变革,构建中国式诉因制度,改革人民陪审员制度,阻断侦诉卷宗信息对裁判结论的实质性影响,激发法官的内生动力,同时完善司法管理方式和问责机制,破解制约审判权独立行使的体制机制障碍,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论对公诉方案卷笔录的法律限制——审判中心主义改革视野下的考察

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克服案卷移送制度以及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裁判方式所带来的问题已成为改革的关键。在案卷移送制度难以废除的情况下,为了减少案卷笔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应对其在审判阶段的使用加以严格的法律限制。这种限制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对庭前法官接触案卷的范围进行限制,对庭前法官阅卷可能产生的预断进行限制,通过对案卷笔录证据能力的否定来限制其在法庭审理中的使用,通过集中审理原则的贯彻来限制案卷笔录对法官心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