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辩护冲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检察主导模式”、“控审合作模式”、辩护律师职业伦理与被追诉人自身利益考量之间的矛盾,以及辩护律师与值班律师差别性法律帮助权是引发辩护冲突的主要原因。认罪认罚案件中辩护律师处理辩护冲突应当以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为出发点,坚持有限的独立辩护原则,强化辩护律师的协商义务,并在特定情形下履行对法庭的真实义务。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案件的辩护冲突要区分“认罪”协商与“认罚”协商之辩护冲突分别处理,并确立审查起诉阶段控辩争议问题待处理的程序机制。审判阶段认罪认罚案件的辩护冲突要区分“定性”与“定量”存在争议的案件分别处理,并构建审判阶段辩方否定认罪认罚的程序规则。

认罪认罚从宽原则解释的差异化及其整合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重要一环,自诞生以来便深刻地影响着我国以职权主义为中心的诉讼构造模式的发展。在当前司法实务中,更倾向于将认罪认罚从宽原则解释为一项涵盖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中各种具体制度的司法制度,而非刑事诉讼法所明文规定的基本原则。公检法三机关对其的理解各执其言,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基本以自身角度出发对该原则作出具有自身特点的单一解释,使得应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的认罪认罚从宽原则呈现出解释的阶段性脱节的状态。在各个诉讼阶段对认罪认罚从宽原则的认知偏差的形成原因在于我国阶段论的诉讼化的效应和模糊不清的刑诉权力结构的双重影响。为了打破对认罪认罚从宽原则阶段性解释的认知壁垒,应当优化现有诉讼程序、区分重点审查对象、促进量刑建议精准化,以此来打破阶段性解释所造成的司法实务中适用时的阶段性割裂的现状,将认罪认罚从宽原则的优势最大化,从而推动其良性发展。

一种多边协商的群智感知网络协同防御模型

群智感知网络中的攻击容易造成大面积感知任务中断,降低群智感知网络的可用性.针对群智感知网络中孤立的感知节点由于自身资源不足无法抵御攻击导致网络系统崩溃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多边协商的感知联盟生成方法协同完成防御任务,提高感知网络的防御能力.首先,对感知节点群体行为和关系进行形式化建模分析,将感知节点泛化为三类不同角色,对应完成不同的防御任务.然后将感知节点对防御任务的探测优势、距离优势和能量优势转化为感知节点对攻击的防御优势.最后,提出以对手建模为中心的基于多边协商的感知联盟协作策略,各感知节点通过多边协商参与防御联盟的生成,而获得联盟收益激励.仿真结果表明,随着让步权重值的增加协商成功率逐渐增大,但是感知节点防御收益却逐渐减小达到均衡.与随机的联盟生成方式在生成协同防御联盟的纳什距离和防御联盟效用方面进行比较,验证了该方法完成防御任务的高效性.

轻罪治理背景下协商性辩护机制的完善路径

随着轻罪治理体系在我国逐步构建,为保障被追诉人的正当权益,应当构建协商性辩护机制。协商性辩护机制具有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升司法质效、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相统一的重要价值。但在运行中,却呈现出辩护进程追诉机关主导、“辩护”形式化的现状,为化解适用规则阙如、程序设计原则、信息掌握不平衡的运行阻碍,应探求通过提升协商性辩护质效、健全协商性辩护程序规则、完善协商性辩护细则、建立控辩双方的证据开示制度等路径,完善轻罪治理背景下的协商性辩护机制,丰富轻罪治理的中国实践。

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的困境与纾解

2018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然而,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适用还存在许多问题,突出表现为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缺位、值班律师作用发挥不明显和被追诉人上诉权受到限制等。上述问题共同导致认罪认罚案件中“自愿性”保障的缺位,被追诉人无法基于内心“自愿”放弃权利。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应当通过完善被追诉人权利告知程序、落实值班律师制度、保障被追诉人的上诉权等方式确保被追诉人“自愿”认罪服判,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推动认罪认罚制度的正当性建构。

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影响下控辩平等路径研究

在目前以案卷笔录为裁判依据的庭审实质下,受职权主义模式、案件办理流程和抗辩手段缺失等因素影响,法庭在对关键证据的认定上容易产生误解,致使量刑上出现偏差,控辩双方力量明显失衡。为弱化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影响,尝试探索丰富控辩平等的路径,不仅能够避免庭审流于形式、促进法官形成合理自由心证,还能够减少冤错案件产生。通过实施控方证据开示制度、赋予被追诉方参与调查权利、强化专家辅助人作用和确定被追诉人沉默权等方式,拓宽控辩平等路径,保证被追诉人权利,实现司法公正。

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调整机制研究

通过对量刑建议调整机制的实证研究,发现机制有检察院和法院均可调整、检察院和法院均基本因案情变化调整等实践特点。结合实践考察结果以及法律规定,该机制在运行中存在检察院的调整权限不明确、“明显不当”的认定标准不清晰、被追诉人与检察院的协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对此,要明确检察院可以自行调整量刑建议,“以案件事实和量刑情节变化为主,调整幅度10%以上为辅”作为判断“明显不当”的标准以及健全控辩双方在调整过程中的协商机制,以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基于司法大数据的辩护有效性实证研究

切实提高辩护有效性既是庭审实质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和实现庭审实质化改革的目标所在。庭审实质化改革至今,在总结经验成果的同时,也有必要对辩护有效性的实际成效进行回顾,以保障改革方向紧贴预设路径。从辩护参与度、辩护性质、辩护形态、辩护效果四个评估维度出发,通过对庭审实质化改革前后辩护有效性的实证考察,梳理规范层面存在的缺乏统一明确标准、缺乏对辩护无效行为的规制,以及实践层面中辩护积极性、辩护水平、辩护意见、辩护形态、辩护意见认可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力图构建明确的辩护有效性标准体系、无效辩护行为的规制机制以及刑事辩护律师准入机制,从强化指定辩护保障、提高辩护意见质量、重视辩护意见采纳三个方面提高辩护有效性。

迈向对抗式刑事卷宗--基于推进庭审实质化的分析

当下的司法改革致力于通过隔断法官庭审前与卷宗的联系渠道来实现庭审实质化,但实践证明,此种进路的改革削弱了卷宗对于法官判断的全面支撑,导致庭审混乱并损及庭审效能;鉴于阅卷式裁判的制度惯性,更为可行的路径是去改造卷宗,并通过加强案卷移送尝试将阅卷式裁判与庭审实质化进行调和,在强化卷宗对抗性的基础上提高法官阅卷的全面性,进而实现庭审实质化的目标。为此需要落实追诉机关全面收集证据的责任,保障律师意见及其他辩护材料全面附入卷宗,借助于卷宗的公开与责任属性强化辩护权的保障,使法官聚焦案件争点,提高庭审效率。

协商抑或协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审辩关系

从域外看,合意型诉讼模式中控辩协商和审辩协商兼而有之,但两种模式均难称完美。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终选择了控辩协商,主要还是基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现行刑事司法制度以及立法价值等方面的综合考量。在对抗式诉讼模式下,异化了的审辩关系更多表现为审辩冲突,但合意型诉讼模式下的辩方意见已经蕴含在了经由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的作为诉讼合意载体的量刑建议之中,审辩关系呈现退隐之势实属正常。民事诉讼中的协同主义旨在调和职权主义与辩论主义之间的关系,促进法官从消极维持诉讼规则的“旁观者”变为积极能动的审理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导入协同主义,有助于通过进一步强调审方和辩方的协同性义务,尤其是通过法院职权作用的发挥,对控辩失衡起到纠偏作用,也能够更好地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

挑战与应对:轻罪治理背景下的审前辩护

在轻罪时代呼唤犯罪治理方式转型的背景下,轻罪治理应运而生。轻罪治理没有动摇辩护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价值,但令律师辩护形态发生重大变化,包括辩护阶段的前移、辩护重心的转变以及辩护策略的调整。同时,轻罪治理也给律师审前辩护造成现实困境,包括律师有效辩护的可能性降低、律师辩护权利保障不足以及律师辩护流于形式。为了有效应对这一挑战,未来应从提高律师业务能力、保障审前阶段律师辩护权利、加强律师实质参与协商能力等方面出发,保障控辩平等协商,激发律师审前辩护潜力,实现轻罪案件审前辩护的高质量发展。

认罪认罚案件律师辩护功能受阻的负效应及纠正路径

认罪认罚案件中控辩协商结果具有准终局性,这导致诉讼重心实际上前移。侦查环节封闭、检察官主导被追诉人认罪、审判场域对抗性降低,客观上使得律师辩护作用式微,这将增大被追诉人虚假认罪、轻罪重判以及辩护权被压缩等风险,这无疑妨害案件真相的发现。“发现真相”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追求,有效发挥律师辩护功能是推进事实查明、破解系列问题的关键,应当从认罪认罚制度结构着手为刑事辩护清除障碍,即重塑侦查重心主义,确立强制辩护制度平衡检察官主导地位,强化审辩理性互动,尊重律师无罪辩护,发挥值班律师的制度价值。

论认罪认罚案件中控辩协商程序完善路径研究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控辩双方围绕量刑从宽来展开协商是最为核心的部分,这宣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之确立。协商性司法提倡通过主体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磋商,以一种相对平和的方式实现刑事纠纷的解决,这对于节约诉讼资源和提高诉讼效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构建量刑协商程序中也会有困难和阻碍,如程序的启动、协商的模式和被追诉人权利的保障等方面,这使得控辩协商的实施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为此,应探索控辩协商之规范模型,从程序运行和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等方面来考量、探讨其完善路径。

认罪认罚从宽:中国化的协商性司法?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控辩协商制度的性质,这几乎已经成为理论界的共识。通常认为,《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第1款设定的“一般应当”之效力规范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实质性控辩协商制度的地位。然而,通过对本条的规范分析可知,法官无论在案件事实的认定还是法律的适用上,皆不受控辩双方合意的罪名或量刑建议之拘束。控辩协商制度与我国审判机关的职权定位有着深刻矛盾,几无实效的“一般应当”仅具宣示意义而缺乏规范价值,基于“认罪认罚从宽”构建的控辩协商制度不具有实质性。实质性控辩协商制度的构建,要求法官对实体公正的职权主义追求有所退让、“真理符应论”部分让位于“真理共识论”,这与追求真实的主流社会文化、中国特色的司法责任制度存在无法调和的冲突。正因如此,“认罪认罚从宽”在未来也难以被改造为具有实质性的控辩协商制度。

2006年全国跆拳道锦标赛暨第十五届亚运会选拔赛防守技术应用情况调研

通过对2006年全国跆拳道锦标赛暨第15届亚运会选拔赛防守技术应用情况的现场观察与统计,发现我国跆拳道比赛中防守技术的应用手段较为单一,运动员的防守意识不强,某些防守技术水平还处于项目发展的初级阶段等系列问题。很多运动队对跆拳道技战术"攻防一体化"的认识不够全面和深入,从而造成了场上大量本来可以避免的失分。因此,对防守技术在不同时局、不同技战术等情况下的研究、训练与应用是我国竞技跆拳道亟待提高的薄弱环节。

自我防卫机制的某些研究趋向

考察了自我防卫机制的四种新的理论模型 (现实处理模型、防卫的双过程模型、三维防卫模型、以及投射发生机制的新解释 )和自我防卫机制的临床研究、相关研究、实验研究三种取向 。

北宋御辽战略的演变与“澶渊之盟”的产生及影响

北宋初确定了通过北伐收复燕云地区,以扭转被动局面的御辽战略思想。宋太宗在两次北伐失败后,放弃以往的主动战略,转而实施全面防御的部署。宋真宗朝继承了“守内虚外”的思想,因此最终与辽达成“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的订立,固然维持了长期的北部和平局面,但却给宋朝的国防战略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使宋廷过分依赖议和的手段,轻视了武备建设,从而令边防陷入长期被动挨打的境地。

美国辩诉交易中的控辩协商——以“审判阴影模型”为视角的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辩诉交易是"审判阴影模型"下的一种讨价还价,辩诉协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本来就会在庭审中出现的实质性结果。在以美国辩诉交易中的控辩协商为对象加以研究后,我们发现除"审判阴影"外,还有不确定性、成本的压力、被告人的风险与利益偏好等因素影响了这一决策过程。为了保障案件的实体公正,美国刑事司法发展出一系列制度,旨在保障控辩协商在"审判阴影模型"下进行,这些制度对于我国认罪认罚案件中控辩协商程序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律师的地位与作用 ——以三个诉讼阶段为研究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以来,在提高诉讼效率方面效果显著,但同时也伴随着架空程序正义的风险,律师实质性参与是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之正当性基础。加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动着协商性司法的进程,中国特色的控辩协商机制来日可期,律师的有效参与更应成为完善制度构建的应有之义。然而司法实践的现状与制度设计的初衷相去甚远,律师分别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诉讼阶段发挥不同作用的同时也面临不同的参与困境。结合域外经验加以审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框架下的律师参与存在辩护理念和立法规制的双重缺失。具体而言,应推动有效辩护的理念建构和精细值班律师的制度建构,探寻律师实质性参与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合理路径,从而有效保障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助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健康推进。

票据抗辩权之法理基础探析

本文通过对票据抗辩权的法理基础进行剖析,揭示了票据抗辩权存在的应然性与合理性。首先,票据抗辩权乃公平原则之体现,通过赋予票据债务人票据抗辩权以实现票据当事人的地位平等保护,从而实现票据当事人的利益平衡;其次,票据抗辩权乃正义对安全校正之载体;复次,票据抗辩权乃票据流通与交易安全平衡之手段;最后,票据抗辩权实现了票据的经济效益,票据抗辩权的设置对票据这种资源的配置更有效率,实现了法的经济价值——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