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辩护冲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检察主导模式”、“控审合作模式”、辩护律师职业伦理与被追诉人自身利益考量之间的矛盾,以及辩护律师与值班律师差别性法律帮助权是引发辩护冲突的主要原因。认罪认罚案件中辩护律师处理辩护冲突应当以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为出发点,坚持有限的独立辩护原则,强化辩护律师的协商义务,并在特定情形下履行对法庭的真实义务。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案件的辩护冲突要区分“认罪”协商与“认罚”协商之辩护冲突分别处理,并确立审查起诉阶段控辩争议问题待处理的程序机制。审判阶段认罪认罚案件的辩护冲突要区分“定性”与“定量”存在争议的案件分别处理,并构建审判阶段辩方否定认罪认罚的程序规则。

认罪认罚从宽原则解释的差异化及其整合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重要一环,自诞生以来便深刻地影响着我国以职权主义为中心的诉讼构造模式的发展。在当前司法实务中,更倾向于将认罪认罚从宽原则解释为一项涵盖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中各种具体制度的司法制度,而非刑事诉讼法所明文规定的基本原则。公检法三机关对其的理解各执其言,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基本以自身角度出发对该原则作出具有自身特点的单一解释,使得应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的认罪认罚从宽原则呈现出解释的阶段性脱节的状态。在各个诉讼阶段对认罪认罚从宽原则的认知偏差的形成原因在于我国阶段论的诉讼化的效应和模糊不清的刑诉权力结构的双重影响。为了打破对认罪认罚从宽原则阶段性解释的认知壁垒,应当优化现有诉讼程序、区分重点审查对象、促进量刑建议精准化,以此来打破阶段性解释所造成的司法实务中适用时的阶段性割裂的现状,将认罪认罚从宽原则的优势最大化,从而推动其良性发展。

庭审实质化视角下讯问被告人程序改革研究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重心在于庭审实质化的实现。然而,我国刑事法庭调查阶段讯问被告人程序存在诸多问题,成为了庭审实质化的明显阻碍。该程序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发挥着对庭审走向定调、确定被告人认罪态度及案件争点和与控方优势暗合的实际作用。比较研究表明,刑事诉讼程序包括讯问被告人程序的设计应始终遵循“不得强迫任何人证明自己有罪”的基本理念。我国的讯问被告人程序,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印证证明模式”和“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共同形塑下的产物。在未来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应当对该程序进行改革,赋予被告人选择是否作为控方证人接受检察官询问的权利,凸显被告人的主体性地位,优化调整庭审布局,以推进庭审实质化的落实,进而确保司法公正的实现。

人工智能时代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双重使命

人工智能时代,我国刑事司法改革面临确保司法规律遵循和科学技术运用的双重使命。需要强化检察机关对侦查行为的监督,平衡侦查机关使用大数据技术与保护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坚持控辩平等,并通过建立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实现控辩双方在数据获取上的权利平衡;在审判领域,应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坚守法官中立性和决策核心地位,确保人工智能技术辅助的正确应用,同时注重算法的透明性和可解释性,并尊重被告人的选择权,合理限制人工智能辅助系统的案件适用范围。

认罪认罚制度下有效法律援助辩护的现实检视与理性回归

认罪认罚制度下强调有效法律援助辩护,旨在保障受援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和合法性。但在实践中,值班律师法律帮助效果不甚理想、指定辩护服务尚未达到预期水平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尚未完全建立等问题仍较为突出,相关制约因素主要包括法律援助辩护实践因素、立法规范因素以及司法观念与诉讼制度因素。为实现认罪认罚制度下法律援助辩护的有效性,在实践供给方面,需要强化法律援助律师内部管理的规范性及跨区域协作机制,调适辩护定位并优化司法观念;在规则续造方面,应当健全获得法律帮助权规定、有限允许侦查讯问的律师介入、保障值班律师权利顺畅行使,并明确量刑建议生成机制;在制度依托方面,可从判断标准、程序适用和法律后果三个层面构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无效辩护制度,从而进一步提升法律援助律师的辩护质量。

程序正义视域下《刑事诉讼法》再法典化的哲学思考

《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订属于再法典。鉴于其为程序法,因而再法典的主题应当为程序正义,这既是《刑事诉讼法》再法典的主题,也是修法的总原则。在程序正义视域下,《刑事诉讼法》再法典有三个修改关键点:一是法律运行方式要“以审判为中心”,这是程序正义存在两个利益方决定的;二是要“秉持无罪推定原则”,这是程序正义的正义本身决定的;三是要“落实控辩平等”,这是程序正义的成立条件决定的。再法典的实践中,只有以程序正义为主题,以三个关键修改点为原则,才能使《刑事诉讼法》修订得更加充分、科学与准确。

一种多边协商的群智感知网络协同防御模型

群智感知网络中的攻击容易造成大面积感知任务中断,降低群智感知网络的可用性.针对群智感知网络中孤立的感知节点由于自身资源不足无法抵御攻击导致网络系统崩溃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多边协商的感知联盟生成方法协同完成防御任务,提高感知网络的防御能力.首先,对感知节点群体行为和关系进行形式化建模分析,将感知节点泛化为三类不同角色,对应完成不同的防御任务.然后将感知节点对防御任务的探测优势、距离优势和能量优势转化为感知节点对攻击的防御优势.最后,提出以对手建模为中心的基于多边协商的感知联盟协作策略,各感知节点通过多边协商参与防御联盟的生成,而获得联盟收益激励.仿真结果表明,随着让步权重值的增加协商成功率逐渐增大,但是感知节点防御收益却逐渐减小达到均衡.与随机的联盟生成方式在生成协同防御联盟的纳什距离和防御联盟效用方面进行比较,验证了该方法完成防御任务的高效性.

轻罪治理背景下协商性辩护机制的完善路径

随着轻罪治理体系在我国逐步构建,为保障被追诉人的正当权益,应当构建协商性辩护机制。协商性辩护机制具有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升司法质效、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相统一的重要价值。但在运行中,却呈现出辩护进程追诉机关主导、“辩护”形式化的现状,为化解适用规则阙如、程序设计原则、信息掌握不平衡的运行阻碍,应探求通过提升协商性辩护质效、健全协商性辩护程序规则、完善协商性辩护细则、建立控辩双方的证据开示制度等路径,完善轻罪治理背景下的协商性辩护机制,丰富轻罪治理的中国实践。

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的困境与纾解

2018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然而,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适用还存在许多问题,突出表现为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缺位、值班律师作用发挥不明显和被追诉人上诉权受到限制等。上述问题共同导致认罪认罚案件中“自愿性”保障的缺位,被追诉人无法基于内心“自愿”放弃权利。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应当通过完善被追诉人权利告知程序、落实值班律师制度、保障被追诉人的上诉权等方式确保被追诉人“自愿”认罪服判,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推动认罪认罚制度的正当性建构。

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影响下控辩平等路径研究

在目前以案卷笔录为裁判依据的庭审实质下,受职权主义模式、案件办理流程和抗辩手段缺失等因素影响,法庭在对关键证据的认定上容易产生误解,致使量刑上出现偏差,控辩双方力量明显失衡。为弱化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影响,尝试探索丰富控辩平等的路径,不仅能够避免庭审流于形式、促进法官形成合理自由心证,还能够减少冤错案件产生。通过实施控方证据开示制度、赋予被追诉方参与调查权利、强化专家辅助人作用和确定被追诉人沉默权等方式,拓宽控辩平等路径,保证被追诉人权利,实现司法公正。

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调整机制研究

通过对量刑建议调整机制的实证研究,发现机制有检察院和法院均可调整、检察院和法院均基本因案情变化调整等实践特点。结合实践考察结果以及法律规定,该机制在运行中存在检察院的调整权限不明确、“明显不当”的认定标准不清晰、被追诉人与检察院的协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对此,要明确检察院可以自行调整量刑建议,“以案件事实和量刑情节变化为主,调整幅度10%以上为辅”作为判断“明显不当”的标准以及健全控辩双方在调整过程中的协商机制,以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2006年全国跆拳道锦标赛暨第十五届亚运会选拔赛防守技术应用情况调研

通过对2006年全国跆拳道锦标赛暨第15届亚运会选拔赛防守技术应用情况的现场观察与统计,发现我国跆拳道比赛中防守技术的应用手段较为单一,运动员的防守意识不强,某些防守技术水平还处于项目发展的初级阶段等系列问题。很多运动队对跆拳道技战术"攻防一体化"的认识不够全面和深入,从而造成了场上大量本来可以避免的失分。因此,对防守技术在不同时局、不同技战术等情况下的研究、训练与应用是我国竞技跆拳道亟待提高的薄弱环节。

自我防卫机制的某些研究趋向

考察了自我防卫机制的四种新的理论模型 (现实处理模型、防卫的双过程模型、三维防卫模型、以及投射发生机制的新解释 )和自我防卫机制的临床研究、相关研究、实验研究三种取向 。

北宋御辽战略的演变与“澶渊之盟”的产生及影响

北宋初确定了通过北伐收复燕云地区,以扭转被动局面的御辽战略思想。宋太宗在两次北伐失败后,放弃以往的主动战略,转而实施全面防御的部署。宋真宗朝继承了“守内虚外”的思想,因此最终与辽达成“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的订立,固然维持了长期的北部和平局面,但却给宋朝的国防战略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使宋廷过分依赖议和的手段,轻视了武备建设,从而令边防陷入长期被动挨打的境地。

美国辩诉交易中的控辩协商——以“审判阴影模型”为视角的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辩诉交易是"审判阴影模型"下的一种讨价还价,辩诉协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本来就会在庭审中出现的实质性结果。在以美国辩诉交易中的控辩协商为对象加以研究后,我们发现除"审判阴影"外,还有不确定性、成本的压力、被告人的风险与利益偏好等因素影响了这一决策过程。为了保障案件的实体公正,美国刑事司法发展出一系列制度,旨在保障控辩协商在"审判阴影模型"下进行,这些制度对于我国认罪认罚案件中控辩协商程序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律师的地位与作用 ——以三个诉讼阶段为研究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以来,在提高诉讼效率方面效果显著,但同时也伴随着架空程序正义的风险,律师实质性参与是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之正当性基础。加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动着协商性司法的进程,中国特色的控辩协商机制来日可期,律师的有效参与更应成为完善制度构建的应有之义。然而司法实践的现状与制度设计的初衷相去甚远,律师分别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诉讼阶段发挥不同作用的同时也面临不同的参与困境。结合域外经验加以审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框架下的律师参与存在辩护理念和立法规制的双重缺失。具体而言,应推动有效辩护的理念建构和精细值班律师的制度建构,探寻律师实质性参与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合理路径,从而有效保障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助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健康推进。

审判中心主义改革的理论反思

审判中心主义改革是我国近期出现的一场重大司法改革运动。但为推动这一改革所出台的实施意见,却只是对现行制度做出了再次强调和重申,而少有真正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这次改革没有触动侦查中心主义的诉讼构造,没有贯彻真正的直接和言词原则,没有真正树立法院定罪证明标准的最高权威,没有确保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的辩护。近期新出现的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还有可能使审判中心主义陷入新的困境。对于审判中心主义改革,我们确有进行全面反思的必要。

票据抗辩权之法理基础探析

本文通过对票据抗辩权的法理基础进行剖析,揭示了票据抗辩权存在的应然性与合理性。首先,票据抗辩权乃公平原则之体现,通过赋予票据债务人票据抗辩权以实现票据当事人的地位平等保护,从而实现票据当事人的利益平衡;其次,票据抗辩权乃正义对安全校正之载体;复次,票据抗辩权乃票据流通与交易安全平衡之手段;最后,票据抗辩权实现了票据的经济效益,票据抗辩权的设置对票据这种资源的配置更有效率,实现了法的经济价值——效益。

审判中心主义场域下刑事辩护制度的再造

"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是我国司法改革中的重大改革任务,因其涉及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以及维护司法公正与权威而倍受关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势必对相关诉讼职能、结构与司法制度提出新的要求,作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辩护制度的完善,自然也是审判中心主义得以实现的本质要求。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需要在深刻理解"审判中心主义"内涵的基础上,适应全新司法场域的要求,按照覆盖范围全程化、运行模式协作化、主体权利保障化和职能效用实质化的构型,进行全新再造。

诉判同一与变更罪名

法院在刑事诉讼中有最终确定罪名和适用罚条的权力。但是 ,法院的这一权力应当受到控审分离、不告不理、辩护原则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并不得迳行做出恶化被告人的处境的判决。本文对法院变更起诉指控的罪名和罚条问题作了比较分析 ,并阐明了我国法院在刑事判决中变更起诉指控的罪名和罚条应当遵循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