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真诗”到“真我”:七子派对复古运动的修正与完善

李梦阳倡导复古运动,通过对某一历史时期文化典籍的情感认同,从而达到对"当下"文学观、价值观的否定,引导文学走出"当下",回归"历史",获得另一价值和追求。当然,他复古所追求的并不完全是文学效应,更多的则是政治、思想上的诉求,即通过复"古文",掌控文学话语权,以达到复"古道"、转变社会风尚的目的。文学之于李梦阳具有实用性和艺术性的双重功能,其早年倡导复古,崇尚气节,排斥佛教,追求的是文学的现实意义和实用功能,晚年提倡"真诗在民间",注重的则是文学的艺术功能。李梦阳晚年对"复古"认识的转变尤其是关于"真诗"说的提出,为王世贞的"真我"说奠定了基础。从"真诗"到"真我"表现出七子派对复古运动的不断修正与完善。

清代朴学背景下的陈衍“学人之诗”诗论

清代朴学的治学态度与研究方法,对于近代诗歌的题材内容及表现手法有极大影响。陈衍对此深为关注,并在《诗话》中提出"学人之诗"之说,揭示出了一种受清代学风影响而具有近代审美特征的新的诗学范式。"学人之诗"作为对近代诗歌进行研究与总结的诗学理论,根植于当时的学术背景与诗学背景;它对于诗歌内容、形式、创作、鉴赏方面的诗论,明显呈现为受朴学影响的诗学特点;它在诗人、诗歌、诗境方面的开拓意义则显示其一定的理论创新价值与质实厚重的文化品质。

“感觉到了作为人的伟大”——纪念王富仁老师

王富仁老师是鲁迅的守灵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的守夜人。王富仁老师的离去,使得现代文学界愈加萧条和空虚,并且意味着与我们血肉相联的一个时代的真正远去。王富仁老师是当代最朴素的一位学者,平凡中寓着伟大,在这个泡沫的时代里格外宝贵。比起那些位居权位、呼朋引类、呼风唤雨、俨然大师的人物来,王富仁老师的成就远远被低估了。然而,这难道不正是真正的学者与纸糊的学者之间的区别吗?难道不是独战众数的孤独者的宿命吗。

从形而上的思辨到人伦日用的关怀——关于乾嘉考据学者的义理观的探讨(之一)

在治学范式由虚趋实的同时 ,乾嘉考据学者的思想范式也由宋儒的形而上的思辨转化为人伦日用的关怀。他们远天道重人道 ,通过对典章制度的考证 ,来把握圣人之义 ,将抽象的义理实体化。他们重视道德的实践性和可行性 。

真性:《儒林外史》中“德性”复合的主旨

德性,本来应指社会性与自然性在个人价值中的复合,可是,在中国人传统的语用中,只言“德”,不言“性”,只褒贬人的社会性,忽视或唾弃人的自然性。伦理型的价值取向对主体的全面发展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灵性,是人生命中最深刻的精神需求与最微妙的精神能力,而真性,也就是修炼已通的“灵性”,是“德”与“性”的复合。与《红楼梦》有所不同,《儒林外史》体现的正是由“性”而“德”从而又向更高层次的灵性———“真性”的一种过渡。

江淹“才尽”之梦解析

"江郎才尽"与江淹自己宣布的一个梦有关，其时在建武四年（４９７），正当齐代政局发生变化、王融政变失败、萧鸾独揽朝纲大开杀戒之后。江淹此时表示要淡出文坛无非是为了降低知名度，远祸全身；同时也可以体面地解释自己创作水平的下降。

执着而优雅地行走——从《迷失的归途》论杨金砖的散文创作

杨金砖《迷失的归途》所收录的文化散文个性鲜明,内涵丰富。作者以行者姿态抒写自我行走在潇湘大地、大江南北及世界各地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学者眼光扫描游观对象的深层文化蕴含与精神根脉,作品蕴含传统农民淳朴热情与自在不羁的底色,而且想象丰富,意境优美,辞藻华丽,洋溢诗歌之美,可谓当下湖湘散文创作中一道靓丽的风景。

适意与真情——对魏晋士人人格的再解读

魏晋士人素以“狂狷”著称 ,这是他们特殊的地方 ,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点 ,同时他们又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道德的追求者和维护者 ,他们以另类的方式体现了儒家一贯倡导的“尽善尽美”的理想人格 。

倡真反伪 弃虚返实——《儒林外史》主题新探

关于《儒林外史》的主题,至今众说纷纭。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从这部讽刺小说中找出作者的价值判断。书中所讽刺的各种人物,归于一点,在于学问或人格的“伪妄”。而小说的价值判断标准,即为“真儒”的人格学问之“真”和他们“礼乐兵农”的济世方案之“实”。所以,人才观念上的倡真反伪和社会主张上的弃虚返实,即为小说的基本主题。

文人与文学:汉唐时期的文学阐释与文人的自我理解

汉魏至唐代,古代文人群体的崛起伴随着身份上的焦虑,文人的自我概念也处在不断调整之中。从东汉王充首倡“著作者”的文人观念,到魏晋六朝通过建构审美自律和文人趣味的方式来确立文人的身份认同,再到初唐官方经学给出文人士大夫处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与角色,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人的自我概念与他们的文学理解之间构成了相互选择、相互建构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一般心理结构,由此也给出了后世学者思考文学问题的基本框架。虽说古代文人从来都追求个体心灵的完满自足,甚至陷溺于审美主义、道德境界和知识趣味的受用之中不能自拔,但是从大历史观的视野来看,文人士大夫的心理诉求在经历了充分个体化的实现之后,最终还是要面向社会政治落实其存在基础。汉唐时期文人身份的自我调整所体现的就是这种发展趋向,在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