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社会流动视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感知与公安部门信任

公众对公安部门信任水平的提升在提高公安部门的执法效能及促进城市社会治理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 2021年数据,使用OLS模型挖掘流动视野下个体社会经济地位感知与其对公安部门信任水平之间的关系,并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与工具变量法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Bootstrap中介分析探究网络浏览时政信息在社会经济地位感知与公安部门信任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感知正向作用于对公安部门的信任。这一关系在人口流动和社会流动中具有异质性,在进行长期人口流动的群体中最强,非流动人口中次之;在经历向上社会流动的群体中更强,未经历社会流动的人口中次之。网络浏览时政信息的频率在社会经济地位感知与公安部门信任间起负向中介作用,这一作用在非流动人口和未经历社会流动的群体中显著。研究发现为公安部门如何更为有效参与城市社会治理提供了证据为本的实践启示。

教师的现代性危机:表征、根源及纾解

现代化是现代性不断增长的过程。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既提升了教育的整体水平,也生成了教师的现代性危机。知识权威之消解,“打工人”之彰显,信任危机之生成,意义创获之贫困是教师的现代性危机的基本表征。其背后的根源主要是确定性与技术崇拜,科层制度与绩效主义,工具理性与精致利己,消费主义与娱乐至上。据此,纾解教师的现代性危机则需要:转变知识与教学观念,重塑教师角色;丰富教育生活,拓展发展空间;树立良师形象,完善信任制度;重整伦理精神,加强实践反思。

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侵蚀及差异分析:关系资本的“副作用”

本文使用2009年中国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JSNET)问卷调查数据,探讨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的社交聚餐频率对政治信任各维度均有负向效应,且这种侵蚀效应在不同体制、不同性别、不同学历和不同地区的人群间具有显著差别。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以"饭局"为途径来积累、维系和动员关系资本的过程,在特定的情境下往往伴随社会层面的消极影响,对政治信任带来"副作用"。

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民众对政府的合作行为机制

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上提出: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对社会公正的认知直接决定着民众的政治信任,进而影响民众对政府的合作。近年来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即是非合作行为的典型表征。然而,国内外研究中至今没有直接探讨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实证支持,更无法进一步揭示其作用于合作行为的过程和条件。鉴于此,本研究将社会公正分为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将政治信任分为工具信任和情感信任,采用实验室研究、现场研究和问卷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讨社会公正对合作行为的过程机制,建立其通过工具信任和情感信任作用于合作行为的双路径模型;并进一步分析结果依赖性对这一路径模型的调节作用。本研究有望提出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双路径模型及其调节变量,一方面在理论上深化和拓展本领域的研究,另一方面实践中通过提升公正感、强化过程变量(政治信任)、干预调节变量(结果依赖性)等策略促进合作行为。

医疗机构对医疗器械销售体系信任度的基本评估

医疗器械的采购是一项以疾病患者为消费对象的十分严谨的工作。在采购之前 ,分析医疗器械销售体系的信任度 ,并建立信任度的评估方法 ,是确保医疗产品真实性、维护病人消费权益的一个重要环节。本文根据这一原则 ,分析了信任度评估要素的基本内容及其相互关系 ,总结了评估要素的表达形式 ,研究并建立了评估数学模型及其方法 ,这对医疗机构在采购过程中选择厂商及其产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社会认知与两岸互信的形成

基于不同学科对信任定义的不同以及信任来源的差异,信任可被分为工具型信任与认同型信任两类。从既有研究成果来看,在两岸关系研究中学界更多地侧重于工具型信任的研究,而认同型信任则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探讨。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两岸互信形成问题的解释效力是存在局限的。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寻找新的解释路径。由社会认知取向可知,应该正确理解两岸因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差异所导致的不信任感,并着重研究如何消除之。与此同时,通过两岸共同参与的过程,建立起两岸认同,进而形塑两岸之间的认同型信任,才能促进双方更深入的合作与更快的发展。

社会公平感、机构信任度与公共合作意向

社会公平从古至今都是人类追求的崇高社会理想。对社会公平的感知即社会公平感直接决定着个体的机构信任,并影响其公共合作参与。本研究将社会公平感分为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将机构信任度分为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采用实验室情境设计的方法,引入最后通牒博弈和免责博弈范式,通过2个实验系统探讨"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的因果机制。研究发现分配公平与程序公平正作用于个体的公共合作态度与意向,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公共合作的双路径模型:外部路径由分配公平产生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进而触发公共合作;内部路径由程序公平产生动机信任和工具信任,进而触发公共合作;二者结合构成个体参与公共合作的双动力系统。双路径模型的适用性在组织情境和社会情境下均得到了支持。

论信托文件中免责条款的效力——美国法的经验和中国法的借鉴

美国法院在判定信托文件中免责条款效力时,主要考察三个方面:受托人违反信托的情形是否在信托文件规定的免责范围内;免责条款是否违法;免责条款制定过程中,受托人是否滥用了委托人对他的信任。考察免责条款是否违法,关键是确定委托人设定受托人义务的自由边界,其实质是探讨信托法上有关受托人义务的规定究竟是任意性规定还是强制性规定。我国《信托法》没有任何关于信托文件免责条款效力的规定。因此,我国信托法在立法及司法上应借鉴美国法的有益经验。

科学公信力的生成逻辑与实证检验

科学公信力概念的提出既是创造性地将"公信力"移植入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领域的结果,也是审视理解现代社会科学与公众紧张关系的一个崭新视角。从公众优位的立场出发,科学公信力可被视为公众在理性权衡科技进步的影响后果的基础上,对科学知识及其生产者的信任度。具体而言,公众对科学的工具性信任、伦理性信任和符号性信任的相互作用机制推动了科学公信力的生成与演进。公众对科学的工具性信任亦即对"科学带给人类诸多福音"的效果的信任,是科学公信力产生的基础。而伦理性信任亦即公众对科学家人格能力等美德的信任,它既是工具性信任过渡到对人的信任的结果,也是确保工具性信任持续存在的重要条件。符号性信任亦即公众对科学知识与方法的客观准确性的信任,是工具性与伦理性信任得以实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保障,将科学公信力限定在与真理有关的框架范围内,使得对其的探究能与其它公信力区别开来。经过实证检验,尽管影响三个维度的因素有些差异,但三者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互之间的影响力和解释力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任何一个维度的缺失都会引起科学公信力的损耗流失。因此,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要赢得公众的信任,必须重视科技风险的治理,优化完善科学共同体的考评机制,加强对科研不端行为的监管,提升公众参与科学的兴趣和能力,捍卫科学的客观公正形相。

中国信用票据史发展阶段析论

信用票据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产物。从信用票据发展的类型来看,中国信用票据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五个时期。在西周,出现了表示借贷关系的信用票据傅别。春秋战国时期,借贷已成为社会中的一个重要事项。降至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迎来了新高潮,信用票据亦在社会中大量涌现。产生了诸如飞钱、书帖、交子、会子、各类交引等信用票据。鸦片战争后,西方的票据体系进入中国,并逐渐成为社会运行的主流。新中国建立后,推行了诸多票证来弥补经济短缺的不足,保证了经济、社会在特殊时期的正常发展。改革开放后,西方的信用票据体系又再次成为社会主导运行的票据模式。

新金融工具:委托租赁业务探讨

委托租赁运作思路有两种,其一可采用同信托公司合作,让信托投资公司充分发挥其在信托财产及信托资金募集方式和渠道方面的优势,而金融租赁公司则利用自身在租赁市场开发和项目管理上的优势,采用各种租赁交易方式来运用和处分这些信托财产和信托资金;其二借鉴资金集合信托的运作方法,自行操作资金集合和委托租赁业务。

中间信任与动态性交易:一项个案研究

本文从“嵌入性”视角,将社会关系网络———信任———经济行动者三者整合起来分析。在中国社会中,经济行动者间的信任是不同于其他个体间的信任情况,一方面他们具有工具性目的(赚钱),另一方面他们在交易过程中建立起一定的情感性关系,因而他们间信任中既有工具性信任又有情感性信任,即所谓的中间信任。另外本文结合个案分析,还提出两个假设:一是经济行动者间存在的信任中工具性成分总是大于情感性成分,二是经济行动者随着交易处于不同阶段时会相应地形成不同的信任状况(工具性成分和情感性成分的不同组合)。

专家系统信任危机及其重建——基于风险社会语境的分析

当代技术风险已成为风险社会最突出的特征。面对高度不确定性的当代技术风险,公众往往依赖专家系统,以专家系统的意见作为行动的参考依据。信任是维系专家系统与公众关系的纽带,然而,信任具有脆弱性,专家系统权威的动摇、工具理性膨胀以及道德约束无力都可能酿成信任危机,致使技术的发明与创造遭遇巨大的社会阻力,进而大大降低全社会共同防范当代技术风险的"黏合力"。获取与维系公众对专家系统的信任成为促进当代技术成果转化与风险防范的关键。弱化知识不确定性的影响、推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加强专家系统的伦理道德建设是重建专家系统信任的重要路径。

城里人、乡下人、外来务工人与警察--有关中国警察信任的实证研究

过去十年间,中国有关民众评价警察的研究大量涌现,但一些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却极少被纳入研究之列。基于对外出务工人员、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相关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中国民众在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上的警察信任是否存在差异以及表现性关注和工具性关注是否是预测警察信任的指标。研究发现中国公众在警察信任上往往无法区别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的实质不同。与工具性关注相比,表现性关注对警察信任的作用更为显著,诸如信任居委会(村委会)、可感知的法律与秩序及个人生活质量等都是影响警察信任的表现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公众对警察的信任也与新闻媒体密切相关。此外,本文对相关问题未来的研究方向也进行了探讨。

一种星载操作系统进程安全监控设计

太空网络环境具有开放性、随遇接入等特性,处于这种环境下的星载操作系统将面临来自网络的干扰和攻击等安全威胁。为此,文章提出了一种星载操作系统进程安全监控设计。通过插桩技术对星载操作系统的进程控制块数据和控制流数据进行采集,并结合可信计算芯片的保密存储和哈希(HASH)计算能力,对上述数据进行校验,可实现基于进程控制块和控制流的星载操作系统进程安全监控。该设计能够对星载操作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安全监控,及时发现恶意代码等的攻击,保证星载操作系统运行时的安全。

“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基于全国样本的多重中介与调节模型分析

功能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的主要方法在于预防和控制犯罪,降低犯罪率与提升公众安全感;而表达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更应注重维护社会正义与社区凝聚力。基于提出促进中国警察信任度提高的理论模型,提升公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国家和社会整体安全的最终目的,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关系的结果表明,功能性模型与表达性模型内部因素之间存在显著路径关系,同时功能性模型显著影响表达性模型指标进而改变公众对警察的信任程度。经调节效应分析后发现,主观社会阶层负向调节被害经历到犯罪恐惧感的直接路径,社交媒体使用负向调节犯罪恐惧感到警察信任的直接路径;在主观社会阶层和社交媒体使用的共同调节作用下,“被害经历→犯罪恐惧感→警察信任”中介路径效应值,随社交媒体使用频率的提升而增大,随主观社会阶层的升高而减小。

黑暗人格特质对知识共享敌意的影响:员工关系和人际信任的链式中介作用

为了考察黑暗人格特质、员工关系、人际信任与知识共享敌意之间的关系,采用问卷对307名员工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黑暗人格特质负向预测情感性关系,正向预测工具性关系和知识共享敌意;(2)情感性关系正向预测人际信任,人际信任负向预测知识共享敌意,并且情感性关系和人际信任在黑暗人格特质与知识共享敌意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3)工具性关系正向预测知识共享敌意,并在黑暗人格特质与知识共享敌意之间起中介作用。研究从个体层面探讨了知识共享敌意的影响因素,弥补了以往研究只关注组织层面影响因素的不足,为理解黑暗人格特质对知识共享敌意的作用机制提供了参考依据。

农村法治文化建设:视域、困境与出路

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是以三农为视域,以农村法律规范完备为前提,以法律良好运行为常态,以农业优质发展为保障,以农民法治理念树立为核心的动态过程。其建设正面临信权不信法、信访不信法和信教不信法三个主要方面的现实困境,究其原因包括农村经济制度不健全、村民自治制度不完善和农村文化制度相对落后以及官本位思想、法律工具主义思想和领导"不出事"思想的作祟。在当前中国的法治化稳步推进过程中,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出路选择有赖于明确目标走向、落实制度设计和推动观念转变。

基于行为轨迹的软件动态可信度量

针对软件动态可信度量方法中准确性和效率较低的问题,提出了一种以编译器插桩获取软件行为轨迹的软件动态可信SDTBT模型。通过分析包含函数调用和基本块调用的C程序控制流,在GCC编译预处理过程中设计软件插桩算法,提取软件行为轨迹;模型运行时可选择基本块或函数调用作为动态可信验证的对象,提高了软件度量的灵活性和效率,同时降低了度量资源消耗。实验分析表明,该模型能够准确提取软件行为轨迹信息,有效检测基于控制流的攻击行为,相较于已有模型有较高的准确性和较低的时间消耗。

国产电脑型人体平衡检测仪信度和效度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不同年龄段正常人男女各５名，进行反复多次检测（每周一次，共五次）及不同检查者对不同正常者分别检测其静立平衡，通过方差分析，统计学处理，来检验国产“ＤＪ”电脑型人体平衡检测仪的信度和效度。通过对双足站立位置的不同，进一步说明仪器的可靠性和敏感性，并提示并足位更优于分足位检查。该仪器新增的指标，动摇角度（ｄｅｇ）、能耗（ｅｎｇ）也能反映人体的平衡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