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医患信任的法律制度研究

为揭示现行医患信任法律制度的缺陷,探讨完善法律制度建设的思路与途径;搜集法律制度等文献资料,并开展访谈,对研究问题的现实存在提供佐证;结果发现,我国已经构建了医患信任的法律制度体系,但制度设计、实施存在缺陷;医患信任法律制度必须进一步完善、创新。

普遍信任:法制现代化的深层内驱力

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制现代化所涉及的不单纯是法律制度构建问题,而在深层次上,更是一个包括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的重构与转变问题。历史事实和现实实践一再表明,法制现代化离不开一种普遍信任的社会文化来启动和支持。普遍信任,是法制现代化最为深层的内驱力,也是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赖以生成和确立的社会文化根基。普遍信任的社会文化,生成于有限政府及民众习惯于合作、自治的开放式社会结构之中。探究普遍信任的生成及其对于法制现代化的根基意义,对后发现代化国家避免和克服本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理性贫困和危机具有深刻启示价值。

美国《墨西哥湾恢复法》特点及其对我国海洋生态修复的启示

2010年4月,墨西哥湾"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发生爆炸事故,造成大量原油泄漏,严重地损害了墨西哥湾区域的生态环境。为了缓解危机,恢复墨西哥湾的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美国国会通过了《墨西哥湾区域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可持续、旅游发展和经济恢复法》(《墨西哥湾恢复法》)。本文旨在通过介绍《墨西哥湾恢复法》中设立的墨西哥湾地区恢复信托基金制度、墨西哥湾区域生态系统恢复委员会制度、墨西哥湾生态系统恢复公众参与制度,以及配套的法律法规,提出了完善中国区域海洋生态修复复法律制度的建议。建议在我国建立区域海洋生态修复专用资金制度、成立专门的区域海洋生态系统修复管理机关、完善区域海洋生态修复公众参与制度。建议优先以渤海湾为试点,推进建立渤海区域海洋生态修复专门立法。

人际信任、法律信任与数字信任:社会信任的谱系及其演进

现代社会信任体系因为信息不对称加剧与法律功能下降而式微,区块链技术以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等特征成为一种新的信任机制,从而构建数字信任。由于技术自身缺陷与价值体系变化,数字信任无法成为唯一的社会信任模式,因而当代社会信任体系将由人际信任、法律信任与数字信任共同构成。区块链技术能够通过技术手段重构法律信任进而影响以此为基础的制度信任,法律制度能够通过对区块链技术进行规制而构建区块链信任,进而影响以此为基础的数字信任。

法律制度、社会信任与会计舞弊

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都会影响会计信息质量。鉴于作为正式制度之一的法律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一的社会信任对会计舞弊的影响,厘清二者是互补还是替代关系非常必要。研究发现,严格的法律制度和较高的社会信任,都能减少会计舞弊,且二者为互补关系。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在健全监管处罚法制环境的同时也要加强"诚实守信"道德建设的力度。

信托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分析

信托思想源远流长,是伴随私有制的出现而产生的。作为一种为他人利益管理财产的制度,信托思想转变为法律规范存在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信托制度从民事规范外延至商事领域后,由于其在财产管理和融集资金等方面的优越性,引起大陆法系国家的注意并纷纷加以移植。信托制度在当代已发生巨大变化,以名目繁多的基金为显著特征。既能利用信托基金管理财产高效性的优势,又能克服其难以调控的不足,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

论信任对公共风险监管法制之构成性意涵

从定义而言,"对公共风险监管法制的信任"是一种集体认知,即虽然存在不确定性——政府制定或实施的用以预防、控制、缓解或消除公共风险的各类法律制度与政策措施可能存在无效、低效,但公众却仍然相信这些制度和措施能够保障其健康、环境、福利和经济等方面的安全,它是基于制度导向的信任。而信任对于公共风险监管法制的构成性意涵则是:它是降低公共风险行政执法成本的润滑剂;它能够减轻公众对公共风险决策的交易成本;它主要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组织声誉来体现。它通过相应评价和承认机制来实现。

信托法律制度的承继与本土化——信托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典型国家在信托法律制度方面存在众多差异,如信托的定义、对信托财产权利归属的界定等。分析信托制度的承继与本土化规律,对我国信托法律制度建设的启示在于:信托是外来制度,作为引进国,不仅要准确把握其独特的法律构造,更重要的是要关注其运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并结分我国的实际对之进行本土化改造,使其真正为我国所用。

论信托刚性兑付的困境与出路

目前信托行业整体遭遇兑付危机,除去国家宏观调控、货币政策收紧的影响,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信托业长久以来盛行承诺信托终止时向投资者保本付息的潜规则,来自融资方和投资者的风险均向作为受托人的信托机构聚集,信托业盛名难负。打破信托业治乱循环,让信托兑付回归符合信托法理的信托利益给付规则的关键在于信托法律制度的健全。但是,在法律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就需要发挥司法的能动性,运用法律技术来解释法律,从而对信托兑付纠纷起到定纷止争的作用。同时,信托公司和投资者也需要重新树立正确的风险收益关系理念。

夫妻财产隐名共有人权利保护的法律思考——一则妻子擅自卖房案引发的思考

夫妻显名方擅自处分共有产的类案中,法官们往往徘徊于交易第三人与事实物权人之间利益平衡之间。而这一利益平衡的过程,实则体现的是登记公信力与真实权利人保护的消长关系。法官的判断过程必须准确把握登记制度的本旨、婚姻家庭制度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大众一般权利意识。在保护善意交易的同时,必须对恶意利用瑕疵登记进行交易的行为作出否定性的评价,以平衡真实权利人的权益。

加强和完善第三次分配 促进建立和谐社会

第三次分配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也是推动社会公平的重要力量。改变目前阻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观念、加强慈善机构的制度建设和组织建设,健全慈善事业法律和法规体系,真正使第三次分配在促进社会公平和和谐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

论法律信任建构的反向逻辑:不信任的制度化及其功能

现代法律系统有着天然地不被信任的倾向。但现代法律系统的正常运转又依赖于信任,法律信任的建构因此只能遵循从反向出发的合法化逻辑,这要求在法律系统内部建立对于不信任的全面、严格的制度化处理机制,法律信任就变成了对于系统内部不信任功能的信任。不信任被制度化后就构成了法律信任的自我反思机制。对不信任的制度化通过将不信任情绪及其处理变成一种可预期状况与常规化操作,从而有助于实现法律信任的动态稳定。对不信任的制度化还能够使法律信任实现“去人格化”,使得人格信任所难以接受的不信任表达与处理在系统内部成为一种常态,从而极大增强了系统的内在可靠性与稳定性。

英美信托财产所有权归属设计研究

英美两国的信托财产所有权是建立在普通法与衡平法并行的双重法律体系之上的一种独特设计。在这种归属设计中:受托人是普通法上的完全所有人,不负有任何普通法上的义务,受益人也没有任何普通法上的权利;但在衡平法上,受托人对受益人负有义务,受益人对受托人享有衡平法上的请求权,在受托人滥用普通法上的所有权侵害到受益人的利益时,受益人可以向法院行使其衡平法上的请求权,要求受托人履行衡平法上的义务。

国资授权经营信托法制的具体建构

授权经营制度信托化被认为是解决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制度出现的问题的出路,但是国有资产授权信托法制缺乏具体构建。国有资产授权经营信托法制构建合理的实体制度,必须以相应的程序机制作保障,才能保证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制度设立初衷的实现。国有资产信托资料制度的具体建构应该注意:信托资料的保存是信托受托人的义务和责任,这是不得人为免除的;应该建立合理的国资信托资料披露机制,让国有资产处于有效监督之中;应该设立合理的制度保证相关权利人对于国资信托资料的知情权,以便维护其权利。

论合约密集型经济的概念、影响机制与政策环境

针对党的十九大要求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尤其是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的问题,本文给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发展合约密集型经济。合约密集型经济要求经济活动建立在非人格化的高度专业化分工与交换基础上,由此促进专业化知识生产与创新、专用性资产投资等能够大幅提升经济效率的经济活动。本文进一步讨论了法治促进合约密集型经济发展的若干机制。应用这一分析框架,本文认为,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规划,促进要素市场一体化发展,要求上海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加快完善以法治为核心的营商环境,大力发展合约密集型经济。最后,本文提出了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下一步可采取的若干措施建议。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法律制度的完善

作为一种新型的资产处理方式和融资工具,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体现为一种复杂的法律关系组合。法律制度不仅是确保其有效运行的关键因素,而且直接影响到证券化的成本和效率。因此,要推行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必须建立完整的法律法规,严格约束各参与者的行为。

我国公益信托监察人制度的移植审思与制度安排

随着国民经济日益繁荣,连接金融与公益的公益信托有望成为践行党的十九大精神、打赢扶贫攻坚战的利器。为切实保障公益信托目的之实现和社会福祉之提升,受托人不应成为无人监管的强势主体,而应当接受风险预防机制的约束。大陆法系突破普通法系思想束缚创设监察人监督公益信托及其运行,但是否适宜移植我国、如何根植于我国发挥效用,亟须正本清源的思考与斟酌。总体而言,为更好地匹配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培植社会自治能力,应当赋予监察人明确的组织特征和职责职能,敦促监察人在公益信托的运行中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

论我国慈善信托法律制度的变迁逻辑与完善路径

我国慈善信托法律制度并非是对于域外规定的直接“搬运”,而是在吸取其制度经验基础上的有意创新。一方面,我国慈善信托借鉴英国慈善信托对日本公益信托的比较优势,降低信托设立环节的“显性”和“隐性”成本,以解决公益信托“激励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对英国慈善信托制度加以“扬弃”,通过激励委托人参与信托内部监督和治理、监管机构回归外部监管本位,以克服其“监管不力”的问题,对“激励不足”和“监管不力”的克服是我国从公益信托到慈善信托制度变迁的核心逻辑。我国慈善信托制度的完善路径应注重发挥制度优势,针对相关规章和实践中存在的规则缺位、权力越位和制度虚位三类问题,应秉持《慈善法》所彰显的制度理念,以体系化思维予以纠正或协调,包括完善委托人会议制度和信托监察人设置规则,充分保障委托人的信托内部监督权利,落实备案前公益性审查制度,以民政部门为中心加强监管协作。

从“公共财产”到“公共财产法”——以财税法学科研究定位为视角

公共财产法是理解财税法的一种全新思维,但现有理论在论证过程中存在着不完善。从公共财产的概念来看,财税法语境下的公共财产指的应是作为公共部门介于某一时间段周期性提供公共产品成本的对价而存在的财产形态。从公共财产的来源出发,私人财产向公共财产的移转过程不可称之为"公共信托"以避免和环境法相关理论产生冲突,应以拟制的"预算信托"一以贯之。最后,可用法理学"法律制度理论"中的"双层规范实践层次结构"证成公共财产法用以规制公共财产的正当性,从而彰显财税法作为法学学科的学科属性。

社会转型背景下法律信任建构问题研究

法治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意义重大,法治的内在要素要求人们对于法律的普遍信任甚至信仰,然而,当下的中国,建立法律信任体系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不能一蹴而就。本文从法律信任与法律信仰的区别出发,探讨中国当前条件下法律信任缺失的原因及法律信任在中国的建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