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管产品“资产分隔保护”之实现

信托财产的所有权权属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议的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关于信托财产的所有权是否由委托人转移给受托人使用了“委托给”一词,《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沿用了“委托”这一表述,但依然没有给信托、委托之争一个明确的答案。在目前资管行业尚没有一部统一的上位法作为支撑且资管财产所有权规定不明晰的情况下,以一种功能主义的立场跳出“信托”和“委托”之争,明确“资产分隔保护”才是资管业务的核心所在。目前的监管要求或资管业务实践实际上已经或者着力打造了一种与受托金融机构、融资方均能实现破产隔离的载体,该载体持有特定现金流资产,并专属满足对投资者(受益人)的偿付,从而较为充分地实现了投资者(受益人)利益的保护。

金融委托理财的基础关系与受托人义务的履行要求

金融委托理财作为一种典型商事关系,横跨多个金融领域。在“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规范下,司法实务存在“以名定性”或依“主导性要素”的思路来进行法律定性及其适用,但易造成法律适用上的缺位和错位。同时,金融委托理财有异于一般民事委托的特性,法院不宜直接类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的“委托合同”规则,否则易产生“削足适履”的法律适用上的窘境。金融委托理财可分为信托型理财和一般委托型理财,均是基于委托人对受托人的信任而委托,且受托人享有能够影响委托人或受益人利益的控制权,故应将金融委托理财视为一种受信关系,而不宜界定为民事一般委托或统归信托关系。以受信关系为法理,受托人承担受信义务,能强化投资权益保护。解释论下,可借道诚实信用原则填补解释和实质重于形式进路展开,在个案中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等相应受信规则的适用,以此改进金融委托理财的司法裁判。

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技术创新扩散系统激励冲突分析

对技术创新扩散系统的委托—代理关系进行了研究,构建了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技术创新扩散激励机制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风险投资家、企业家及科技人员之间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的激励冲突。

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中的委托代理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运作日趋重要。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阐述了我国目前投资管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结合不同管理模式的比较分析,指出从委托—代理框架入手,通过竞争或招标等公开方式建立起来的投资管理体系,会带来效率改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用系统论观点完善会计委派体系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有资产的流失和会计信息的严重失真成为经济改革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会计委派制作为其解决途径之一,较好的解决了"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强化了会计的监管作用。但是,由于其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拟结合当前会计委派制在理论研究、组织制度和配套措施等方面出现的问题,谈一谈如何从这些方面建立起完善的会计委派体系。

委托处理个人信息的私法规制

委托处理个人信息是信息流动、共享与利用的必然选择。《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1条专门为委托处理个人信息提供了规范基础,填补了《民法典》《电子商务法》《网络安全法》等规范空白,但就该条的规范内容如何解释适用,对委托处理私法规制的目的、对象及方式等要素的具体展开,仍需藉由解释论予以完善。由于司法实践中,信息处理者通常会援引其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合同或其他交易安排,系由他人造成了损害而与自身的处理行为无关,给信息主体的权益保护带来了挑战,这构成了委托处理私法规制的核心。作为对委托处理进行私法规制的基础论证,委托处理的法律结构不同于共同处理,信息处理者与受托人之间为从属关系,信息处理者决定了处理的目的、方式,受托人只能按信息处理者的指示处理个人信息。为了更好地保障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委托处理关系内部合同应当包含必备条款以确保受托人合法处理数据,且信息处理者可以检查受托人是否遵守这些规定。相较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0条由内部主体约定各方的权利义务,第21条第1款详细列举委托处理的目的、期限、处理方式、个人信息的种类、保护措施以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事项,是值得肯定的立法选择。结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1条第2款以及域外法的通常规则,受托人应当承担依指示处理、服务结束后的返还(或删除)、保密三项法定义务。此外,在转委托、告知同意以及适当化任命与监督上不能适用委托合同的一般规则,其目的在于确保受托人正确、合适地履行职责,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对于各方的责任承担,《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规定了损害赔偿责任,同时,依靠《民法典》规范实现体系拓展,使信息主体的权益救济不仅可以通过人格权编加以解决,还可以通过侵权责任编进行兜底保护。然而,《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1条并未规定信息处理者与受托人之间如何进行责任划分,构成法律漏洞。为消解委托处理中责任主体不明的救济困境,应当通过连带责任规则实现信息主体的权益救济。具体而言,在漏洞填补上可以借助共同危险行为理论,类推适用《民法典》第1170条的规定,除非能够证明损害确实是由对方引起,否则要求信息处理者与受托人就同一处理中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

病人权利托付的医学伦理学意义

本文考察了病人权利的历史 ,认为病人权利困惑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在讨论医患关系时忽略了医生替病人行使某些自主权这个关键环节 ,并因此提出了“病人权利托付”概念。本文提出 ,病人权利托付是形成医患关系的基础 ;病人权利托付所表达的医患关系意味着医学目的与病人的健康利益相一致 ,而与病人的主观愿望和价值选择未必一致 ;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委托—代理关系的主要问题

理论界普遍认为,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信息的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的稳定和运行效率。对于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完善监控体制和采取激励机制加以解决。事实上,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所有权外化所引起的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的分割问题。“经营权”是所有权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必然要求享有一定比例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博弈过程,就是这种比例关系的确立过程。在经济生活中,只有在代理人的要求被漠视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代理人利用信息的不对称谋求自身的利益,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问题。不能把委托-代理关系与雇佣劳动关系混为一谈,否则会造成社会经济生活的紊乱。

转型时期医患关系的经济学分析

医患关系一直以来是人们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医患关系已从伦理学、哲学、组织行为学、博弈论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改善医患关系的可资借鉴的意见与建议。随着医疗服务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医疗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应用,医患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带来的问题日趋突出,因此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对医患关系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思考,并针对中国医疗市场的现状作了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可行性对策与建议。

我国中小学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浅析

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是委托监护关系 ,这是学生被保护的需要 ,也是学校和教师职责所决定的。但是学校对学生的监护是在特定时间和空间负有部分监护职责 ,对学校事故民事责任的承担 。

改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两个关键问题

委托代理关系问题和内部人控制问题是改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两个关键性问题。只有不断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 ,彻底改变政企不分状况 ,并培养高素质的企业家 ,才能建立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

委托贷款对借贷关系和社会资金配置的影响——现实与理论的偏离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的委托贷款规模不断扩大,对借贷关系和社会资金配置产生了明显影响。委托贷款作为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拉长了委托人与借款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增加了社会资金的配置成本,降低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委托人对借款人的监督比商业银行更有激励和效率;委托贷款对金融资源错配的纠偏作用可能会增加社会资源配置成本。所以,从宏观视角来看,委托贷款的司法设计并非经济学上的最优设计,如果商业银行从委托人与借款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中退出,通过市场化设计允许企业间的直接借贷,可能会提高整体社会福利。

国家审计公告制度的比较分析与调查研究

国家审计公告制度是受托责任关系机制、信息传导机制和反腐败机制的内在要求。在不同的审计模式下,审计公告的批准机关、方式、时间和程度存在差异。我国推行国家审计结果公告制度的障碍主要包括政府领导的行政干预、保护干部的需要、保密性原则的要求、审计结论不令人满意和审计机关及人员害怕承担法律责任等方面。全面推行国家审计公告制度的核心原则包括独立性、客观性、重要性、及时性、可理解性和保密性等。

政府购买服务的理论与实践探讨——以广州仁爱社会服务中心的社工服务购买为例

政府购买服务在西方的源起主要是基于包括西方政府财政危机在内的福利国家危机以及由此而来的政府改革、公共服务市场化民营化浪潮、以及新公共管理的主张,然而在此一"委托—受托"过程中存在着复杂的"当事人—代理人"关系及多元责信等问题。中国的脉络虽然不同,但在政府购买服务的内容、性质、采购方式等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探讨空间,同时需要避免社会工作服务发展过急、过热等问题。本文通过广州市一成立较早、参与政府购买服务实践也很早的民办社会服务机构的案例论证了这一点。

谈“谨慎性”会计原则

谨慎性原则是财务会计为合理界定财产受托管理人的经营责任而发展起来 ,它反映了会计人员对他们所承担的责任所持的一种态度。谨慎性原则在各国的会计实务中都有不同的体现。我国从 1 993年后开始在实务中引入“谨慎性”原则。至 2 0 0 0年颁布并于 2 0 0 1年 1月 1日起实施的《企业会计制度》中 ,体现谨慎原则的政策已随处可见。本文就谨慎性原则及其在我国会计实务中的运用以及其自身的局限性进行了探讨。

信托视域中互联网委托理财投资者权益的法律保护

互联网金融时代的来临意味着金融活动与互联网精神的融合,每个自然人或每个机构作为个体,都有充分的权利以便捷的方式参与金融活动,在信息沟通便捷的条件下通过高效率低成本的途径平等自由地提供或获取金融服务。当前,委托理财等服务所面对的客户已经扩展到了普通互联网用户,大量非专业人士成为了投资者,其权益的保护因而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法律问题。通过明确委托理财活动中的自益信托法律关系,分析互联网平台的运用给信托关系带来的特殊影响,阐释信托法在我国委托理财活动中的适用困境,旨在从投资者权益保护的角度探究相应的制度完善方案。

我国药品“含贿”问题的成因及治理

药品"含贿"是造成近年来我国药品价格虚高的重要原因,既增加了患者的负担,也造成了医患关系的紧张。其成因主要是医患间委托—代理关系下,医生得不到有效激励,劳动力消耗得不到完全补偿;患者无法有效监督医生,使医生产生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害患者利益的行为。药品"含贿"造成了患者福利水平的降低和医生违法违规风险的加大,从如何有效监督医生和加强对医生的激励两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治理措施,以期提高医患双方的福利水平。

我国上市公司操纵利润现象及其治理

本文通过对上市公司两个特别群体中较为普遍的操纵利润行为的研究，揭示了这种行为产生的客观必然性，指出操纵利润行为的社会危害。提出了对上市公司操纵利润现象必须多管齐下。

“二维码案”定性分析——以引入第三方支付机构为视角

"二维码案"是电子支付时代的产物。行为人利用电子支付手段存在的局限实施犯罪,由此引发了对案件定性的热议。然而,争论者忽视了第三方支付机构的中心角色,片面的确定二维码案件的性质。实际上,第三方机构改变了点对点的支付,以中心化方式,在顾客、商户和第三方支付机构之间形成民事委托关系。当顾客向商户转移财产时,第三方支付机构基于互联网支付模式和委托关系即占有了该财产性利益,而商户基于委托关系,即获得了该财产性利益。因此行为人利用二维码转移商户已经获得的财产性利益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为盗窃。

政企关系视角下国有企业委托链太长问题的两维阐释

面对当前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委托链太长的问题，从宏观维度讲需要进一步落实国有企业所有权；明确划分各级政府作为出资人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从微观维度上讲则需妥善解决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这是减少中间委托人、防止国有企业委托链太长的前提。这也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从政府这一纵向维度上讲就是要设立明确的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人格化代表；而从国有企业这一横向维度讲则是要加快建立相互制衡的、规范的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只有从委托链的两端入手，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才能有效解决国有企业委托链太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