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献所呈现的清前期在台湾地区设立土司之议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至乾隆九年(1744年),清朝统一台湾地区后的六十余年间,闽台官员先后五次提出仿照施行于西南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在台湾地区“番族社会”设立土司,其中康熙朝两次,雍正朝两次,乾隆朝一次。前三次均为“私议”,第四次为南澳镇总兵许良彬的奏请,虽直达“天听”,但均未纳入清政府决策程序加以讨论。乾隆九年,福建布政使高山奏请在台湾地区“熟番”中设立土司,则经过户部议准、乾隆帝允行,再到闽浙总督马尔泰等提出反对并获乾隆帝支持的反复,前后历时近一年,最终被否决,相关讨论由此画上句号,此后再无人提及在台设立土司之事。本文拟通过档案文献厘清这一历史过程,并从雍正朝西南边疆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后土司制度的发展变化,结合同时期川西北“番族社会”设立“流职土司”情形,审视高山奏议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特殊历史价值。

土司制度与王朝国家的治理

受制于落后的交通和信息技术,传统国家治理的模式迥异于现代国家。广土众民的传统中国,长期以编户国家的模式进行治理,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但在边远且有着自身“君长传统”与“毋君长传统”的西南地区,中央王朝总体上是用一种接近领地国家的模式进行治理。即便在所谓“改土归流”之后的地区,常常也存在“土流并治”的情形,或者即便制度上已无土官,但实际上却在很大程度上容忍过去土司政权中享有权力者继续在地方事务中发挥作用。同时,在内地流官治理的地区,士绅、宗族、胥吏等也常常控制着地方社会并世袭权力,因此土司制度与内地以编户齐民为核心的流官制度虽有较大差异,但也不无共通之处。

明代中央王朝与播州杨氏土司的文教互动研究

中央王朝与治下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文教互动是巩固国家大一统局面、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性的具体体现。明代中央王朝为强化对播州的统治,在“以夏变夷”“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下,与播州杨氏土司展开了积极的文教互动。在双方互动中,直接或间接、明里或暗里展示出各自的利益诉求与博弈。这些诉求与博弈客观上为双方构筑起了彼此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合理空间,促使双方在儒学建设、儒学教育、史学教育和凶礼等方面总体展现出自觉、有序、和谐、积极的发展态势。双方的文教互动不仅提升了播州官民对中央王朝文化、政治的认同感和接受度,强化了明代中央王朝对播州的统治,也促进了播州杨氏土司的政治存续和播州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文学家族诗歌用韵研究——以《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文学家族诗集》为例

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以木公为中心的明代丽江木氏土司文学家族的著述是木氏家族精神和文化的集萃,他们的诗歌深深烙印着独具特色的民族史与多样的民族文化,具有较为鲜明的地方民族特点,其诗歌用韵中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往融合痕迹较为突出。

权力的纠缠——从《尘埃落定》看藏区土司秩序的解构

阿来在《尘埃落定》中通过权力叙事反映嘉绒藏区土司社会蒙昧与复苏的状态。文章通过福柯的权力理论,从权力话语、权力话语的主体、权力的运行机制三个层面解读被权力场域所覆盖的政治、经济、宗教等多元纠缠的关系,以此观照藏区通向现代社会秩序的艰难的进程。

“在在皆耕兵”:明后期广西东部耕兵体系的形成

土司制度在明代西南边疆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兵源主要来自土司地区的耕兵是明代广西创设的一种特殊军事力量。明正德、嘉靖之际,由于广西地区募兵政策的小范围运用,来自桂西土司的土兵逐渐进入到既有兵堡之中,并与自明初以来就已经在桂东地区颇为普遍的“招獞防猺”政策相结合,嘉靖九年(1530)最先在桂林形成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耕兵创设。随着隆庆六年(1572)古田善后模式的确立,耕兵制度进一步被广西当局所鼓励,广西耕兵体系在桂东地区得以大规模的推行开来。到了万历中期,已经形成了取代卫所旗军、地方民壮最为重要的维系桂东地方稳定的防卫力量,分布于桂东“猺獞”动乱最为突出的区域周边。随着时间推移,大量来自桂西的耕兵在桂东落地生根,渐次融入地方社会之中,并对后世广西民族分布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田舜年案”看康熙朝容美土司未改土归流的原因

康熙朝发生的“田舜年案”,导因于容美土司与地方官、容美土司内部之间的矛盾,围绕“田舜年案”的处理,引发了容美等土司改土归流问题争议。康熙帝鉴于漠西蒙古的威胁、湖广苗疆形势严峻、容美土司周边局势等原因,对“田舜年案”涉案土司及官员以革职、安插内地、降级、罚俸等处置,并未对容美土司实施改土归流。

土司书写的影视表达:隐喻、渐进与地方知识——以羌族电影《红色土司》为例

土司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地方治理的方式之一。近年兴起的关涉土司的文学书写和影视表达,引发了历史研究和跨学科探讨。在土司影视的成长过程中,2019年上映的《红色土司》成为反映羌族革命英雄主义的里程碑。本文从该片的背景介绍出发,重点分析影片中的隐喻意涵、线性叙事的渐进手法以及地方知识的嵌入。余论展望土司影视艺术,期待土司影视系统化的规制和发展;相关史料需要进一步做艺术和情感方面的处理,使历史时代的具体经验为今所用、于今有利。

“土司可以出任流官”辨

土司与流官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概念,绝无互相改变身份之说。而在土司问题的研究中,有“土司可以出任流官”的说法,对此有必要加以辨析。主张此说者所举例证,误将历史文献中的记载解读为土司可以出任流官,这与其对明清职官制度中相关概念把握不当有关,未弄清楚加官、加衔、散官、勋官、赠官的内涵,将其与职事官混为一谈。在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后,清政府为实现对土司地区的直接统治,除改变“土流并治”的具体内涵外,还采取了管理流官的方式管理土司,突出反映在对仿流官职衔增设的不准世袭的土弁、土屯官和“流职土司”的管理上,这些不准世袭的土弁、土屯官和“流职土司”实际上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土司,但绝不意味他们可以出任流官。“土司可以出任流官”的说法是不妥的,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土司制度内“自相君长”的西南实践:以容美土司为例

土司制度是传统时期王朝国家治理在西南地区展开的一个重要制度。通过考察容美土司种种所谓“非理越份”的僭越之举,本研究强调如下三点:其一,土司制度的推行并不意味着西南“自相君长”传统的消失,而是制度与传统的共舞,并呈现出“土王”相当大的主体性;其二,土司制度内“自相君长”传统的延续是当时为不同类型的人群所共享的一种观念,也是王朝国家治理过程中所建立的弹性、多元与包容的疆土管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三,不能被近代民族国家观念所桎梏,想当然地视土司制度内“自相君长”为国家治理与社会整合的阻力。事实上,他们先于中原王朝而在其治域内用一套挪用、模仿内地州县的制度与机制,整合土民,为后改土归流时代王朝国家实施州县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毕节大屯土司庄园建筑木构技术与秩序建构

贵州毕节大屯土司庄园是彝族土司重要建筑遗存,反映了古代彝族建筑最高水平。以大屯土司庄园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建筑的营造尺复原与构造做法等方面对其木构技术进行分析。发现了中路建筑的营造用尺为清官尺32厘米的情况,进而分析了建筑尺度构成;通过比较构架的异同,归纳了其构成模式,建构了土司建筑的等级秩序。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彝族高等级建筑技术特征,以及土司建筑内涵的设计逻辑。

明代土司军事征调动因研究——以“保靖土司”军事征调为例

为更深入了解明代土司军事征调动因,以明代“保靖土司”军事征调为例,对其军事征调的相关因素进行梳理,认为保靖土司参与明廷军事征调,不仅是由于当时政治局势的动荡,明廷从而对土司的治边政策进行调整,还得益于土司区的治理架构促使其自发征调,这一系列的军事征调确保了明廷政治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

社会性别视角下女土司与土司文化遗产价值研究

社会性别是源起于西方社会学界的性别理论,强调的是权力结构对于人的性别的塑造。在土司文化遗产价值研究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强调女土司在土司文化遗产价值构造过程当中的重要性,既借助妇女史的研究思路完善了土司承袭制度的历史文献分析,为土司承袭制度的研究找到了补充新的研究方向和历史价值;也直击国内最近对于社会性别以及女性主义等议题的热议,拓展了土司文化遗产研究的社会价值;更借助女土司群体来发掘土司文化遗产的女性主义特色,有利于帮助土司文化遗产进行相关文学艺术作品的延伸,充分发挥土司文化遗产的文化艺术价值。

随势应变:清代云南武定暮连土司统治的构建与调整

清代云南武定暮连土司经历了王朝更替、改土归流、地方起义等一系列变局后,仍旧保持着对当地的实际控制权。通过解读现存档案史料,可知暮连土司在社会转型中,通过积极拥护朝廷政策、塑造祖先身份、调整生存方略,从而获得了官方和土民的认可,稳固了地方统治地位,这种随势应变的态度与方式是其得以长期存续的重要因素。对暮连土司的个案研究有助于了解基层土司的自我认知与能动选择,并且增进对边疆民族地区由“化外”转为“化内”的内在机制和复杂过程的理解。

近三十年国家社科基金土司类项目立项及研究趋势分析

文章以1991-202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有关土司类研究的立项项目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对立项项目类别、学科分布、项目单位、地域分布等内容进行统计分析。运用Textmining6.0文本挖掘软件对立项项目高频词进行统计,并借助Citespace软件对已发表的阶段性成果进行分析,绘制关键词共现图、关键词聚类图、关键词突现图。综合两者生成的词频进行统计分析,认为当前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改土归流、明清时期、文献整理与研究、土司制度、国家认同、西南地区等方面。在今后的研究当中,应当更加注重学科跨度的结合以及拓宽研究内容,深化土司类研究。

清中期虚衔土司改授土官的过程及实质

从行政成本、文化隔膜及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稳定等因素考量,明王朝在推进改土归流进程中,曾将原土司辖区改设流官州县并编设里甲,同时原土司职衔由武职改授为文职,令其在原地继续世袭。这些仍能世袭但失去了旧有土地、人民的土司,即为虚衔土司。清中期虚衔土司袭职改革是清政府持续推进对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内容之一,其改革内容并不是职衔改授,而是裁汰职衔、按品秩改授土官、追销印信及换给号纸,从制度规范上进一步对虚衔土司加以限制,以抽离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虚衔土司改授土官后,仍在边疆民族地区扮演着重要角色,呈现了王朝国家边疆治理的复杂情形。

多重边界地带的社会生态:以明清时期巴东县为中心

明清时期的巴东是一个由政区边界、文化区边界和民族区域边界等多重边界所构成的复杂社会,在政治、交通、土汉矛盾和文化辐射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独特的社会生态。一方面,巴东地处四川与湖北两省边界,行政上隶属湖北,民间文化则深受巴蜀文化影响;另一方面,巴东地处经制政区与土司辖区交界,社会环境夷夏相半,导致前里、后里在语言、风俗、经济和社会矛盾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巴东县域的地理位置和多重边界属性,增加了地方治理的难度和成本,明清政府把治理成本转嫁给巴东本地,从而增加了巴东的社会压力,导致社会风气逐渐衰败。

明代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及朝廷处置方略

明初在西南边疆地区设立了诸多土司,形成“三宣六慰”格局。明朝在正统年间三征麓川时失信于缅甸和木邦等土司,成为明中后期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的导火索。天顺以后,明朝西南边疆治策变化,且处置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失误频频,致纷争愈演愈烈,部分土司脱离明朝统治,云南边地土司政治归属发生分化,不仅影响明朝西南边疆军政设置,也导致缅甸土司灭亡,客观上促成缅甸东吁王朝的统一和北扩。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重新界定了明朝与周边之关系,奠定了明末清初西南疆域空间转型的基础,构建了新西南疆域空间,深刻影响了清朝的版图意识,改变了明清时期西南边疆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得远人以安边”:明代贵州司学发展及价值

司学作为明代贵州学校教育中官学的重要类型,其存在对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影响深远。明王朝经营贵州以“怀柔远人”为先,恩威并施,宽猛得宜,司学教育的开展正好适应了“能得远人之心”的需要。明代贵州司学的设置、发展以及政府对司学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贵州土司的教育需求,推动了儒学教化,增强了贵州少数民族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同时,司学的发展培育了诸多优秀的少数民族人才,达到了“教化安边”的目的,进一步巩固了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对促进地区文化社会的发展及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明代左江流域的城池修筑及差役分配变化——以太平府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太平府城池、关隘的修筑是为弹压左江土司、防御安南入寇,加大明廷对于广西边疆地区的管控力度。而其下辖的流属政区城池修筑进程则较为缓慢,属于“改土归流”以后的延伸措施,亦是开展各项善政的首要前提。城池的修筑对于推动地方开发、移风易俗的进程起到了积极的影响,诸位兴修城池的知州倍受后人敬仰。明代太平府城池修筑差役的分配变化是地方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随着卫所军户的减员,民户与地方衙门成为修筑城池的主力。从明初的卫所军士主导的筑城差役,演变为“军七民三”再至“军三民七”的差役分配模式,并形成地方衙门出办工料、民户与军户仅出力役的协作方式。由于太平府流属政区的编户齐民有限,大部分筑城力役是由土属政区的土民来承担,这又考验着明廷对于左江土司的控制程度。崇祯年间,太平府城池的重新修筑刻意回避左江土司的参与,显示出在国力式微的处境下,地方官员对于土司参与筑城的复杂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