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右史:北魏司马金龙墓屏风漆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作为南北朝绘画的实物案例,司马金龙墓屏风漆画的艺术价值已有较为全面的挖掘,其表达主旨、现实功能和历史影响则尚待进一步探讨。近年来的综合研究开始串联起图像、文学、历史等学科知识和方法,屏风漆画在“孝子列女图”之外的“证经补史”作用逐渐得到了发挥,这也是此类文献研究今后的发展趋势。

孔子孝道思想探析——基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释义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是反映孔子孝道思想的一句话,但关于这句话的释义仍存在争议,主要集中于“三年”和“道”的释义。由于孔子十分重视三年之丧,而“无改于父之道”针对的是子女在父亲去世之后该如何做的问题,与三年之丧语境相似,所以“三年”指的是三年的服丧期,“道”应释为父亲在世时的为人处世准则。孔子强调“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是因为子女尽孝要始终怀有敬意。这种敬意源于父子之间的血缘关系,受制于三年之丧的礼制要求,更重要的是与孔子的政治构想相通,由孝亲推致忠君,从而构建一个秩序井然、等级分明的社会体系。

中古正史孝子传中的佛教元素

正史中的孝子传以叙述孝子及其孝行为主要内容,是宣扬儒家传统孝道观念的主要阵地。与早期孝子传不同的是,中古正史孝子传在叙述孝子行孝的过程中开始掺入诸多佛教元素。除却中古时期佛教逐渐发展壮大的背景影响外,这一现象的出现也与佛教的主动适应和儒家文化的包容性有关。为弥缝儒释双方在孝道层面的争执,佛教元素自始至终以助孝手段出现于中古正史孝子传,且并未动摇儒家的孝道地位,因而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于带有佛教特色的孝行通常给予正面的评价,这为孝子传接纳佛教元素奠定了基础。同时,在融入孝子传的过程中,佛教元素也充分借助了已有的且日渐成熟的孝感叙事模式。中古正史孝子传中对于佛教元素的接纳,为我们认识佛教本土化提供了一个不同视角。

不孝的孝子与归隐的仁人——略论《儒林外史》中王冕的艺术形象

在《儒林外史》第一回中,吴敬梓以心目中理想儒士的标准塑造了王冕这一孝子、仁人的艺术形象。吴敬梓以明线的形式描写了王冕的种种孝行,但为了让他保持人格的独立,却又让他背负了儒家“大不孝”的恶名,成为一个“不孝”的孝子。吴敬梓又以暗线的形式叙述了王冕成长为仁人的过程及完成了以“道”援天下的神圣使命,但由于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欲做一介草民亦是不能,名闻天下的王冕为了独善其身,只能选择归隐山林。“不孝”的孝子和归隐的仁人这一复合形象,揭示出作者吴敬梓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更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悲哀。

传统父子之道与当代新型家庭代际伦理建构

数千年来形成的以“孝”为中心的父子之道,精华与糟粕并存,对国人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传统父子之道在当今社会遇到了很大的挑战,代沟问题及代际冲突对家庭及其道德建设造成了不小的 冲击。现代新型家庭代际伦理的建构,必须在弘扬传统父道、子道优秀内涵的基础上,注重人格平等、提倡民主沟 通。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加强新型家庭代际伦理观的培育和弘扬,认真研究家庭代际主体在认识问题和思维方式 上的差异,营造代际间良好的伦理氛围,父辈和子辈都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修养等,是当前家庭代际伦理建设必须 着重抓好的几个重点。

“二十四孝”中的社会交换与传统孝道

同社会生活各领域相一致,"二十四孝"故事中,也包含着广泛的社会交换,包括孝行与"神灵之天"、"自然之天"和强势者的交换。在交换过程中,孝子获得社会地位或权力,也有的获得财富、社会赞誉或父母的慈爱。这些交换,对孝行具有正向的激励作用,但其中的以逆来顺受式的孝行,以求感动不慈父母,已远离"父慈子孝"的伦理原则,变成了单向的服从。若不加省察地照搬为教化样板,会产生许多弊端。

北魏画像石榻考辨

本文就2004年美国纽约“Ritual objects and Early Buddhist Art”展览所见画像石榻的形制规范、画像内容、图像程序、制作年代及葬具主属作了初步研究。无论形制规范,还是图像题材,抑或艺术风格,纽约石榻均具明显北魏遗风,为北魏画像石葬具典型作品,而且是北魏画像石葬具制作盛期——宣武至孝明年间（500~528年）“东园”遗物,其规格极高,应为北魏后期魏廷诏赐“东园秘器”中之金饰葬具遗存。

汉画孝子图的史料价值与思想史意义

汉画孝子图突出庶民孝养之义,与当时官方表彰与史传所载的孝子孝行有同更有异。它们勾勒出东汉时期民间孝子图的传播轨迹,折射出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孝道的本质,反映出汉代一般社会的孝子观,揭示出汉代孝道思想相对多元的特色。

历史中的“性别”解读——以孝子图像中女性形象为例

以考古发现及古代流传的“孝子故事图像”为中心 ,讨论“二十四孝”形成过程中的女性形象及“社会性别”的历史与文化建构诸问题。其关注的要点有 :儒家伦理与行动———“孝道”中的女性形象 ;古代女性规范———“妇道”与“孝道”互渗中的女性性别建构。希望借助这个历史中的“性别”解读 ,拓展对中国妇女史、性别史以及两性关系等议题的讨论空间。

我国家族企业权力继任模式的文化影响——兼与日本家姓文化的比较

传统文化是家族企业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影响因素,本文从我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儒学入手,着重分析儒学思想体系所重视的血缘关系之“姓氏制度”和“孝悌之道”,并用之解释我国家族企业在从创始人到第一代继承人的企业权力更替过程中采用“子承父业”继承模式的普遍性。

孝道认同与实践行为的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农村的调查及亲与子两代的比较

基于湖北省201份问卷调查数据和部分可观察信息的双变量probit模型,比较分析了亲、子两代人对"婚后同住"以及"奉养父母"的孝道观念是否存在认同差异,并观察两代人的孝道认同度是否会影响其同住。结果表明:子代在"同住观念"和"奉养观念"上具有比亲代更高的认同度,因此不支持"传统孝道观念在逐渐消失"的观点。子代"婚后同住"的孝道观念对其同住意愿影响显著,亲代"婚后同住"的孝道观念对子代决策无明显作用;子代"奉养父母"的孝道观念对其同住决策不具有显著作用,亲代"奉养父母"的孝道观念对子代同住决策负向影响显著。年龄大小、是否长子或还有其他兄弟对是否与父母同住作用不显著。

孝感“孝文化”中的“董永与七仙女”——“孝感是董永故里”的印证

文章通过孝感孝文化艺术中大量以“董永和七仙女”为题材的多种艺术形式的优秀代表作和世代流传的艺术精品 ,以及在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中所表现的孝心、孝行 ,客观地印证了“孝感是董永故里”和“孝感是孝子之乡”。

徽州民间故事中的“孝子贤媳”与“不孝女”——论徽州民间家庭伦理观念

从徽州民间故事中的"孝子贤媳"、"不孝女"等角色类型入手,深入剖析徽州民众"孝亲"观和"子女"观的道德结构及其悖论性。

论《阅微草堂笔记》中孝道

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孝子故事,多为在灾荒、灾难、遇险、故去等意外情况之下孝子的临变之孝。孝子事象丰富,有孝子孝亲故事、孝感神应故事和愚孝故事。孝子身份经历不同,行孝的方式各异。纪昀强调孝道的血缘亲情,体现出孝道的人伦关系。孝道有其封建道德的历史局限性,也有一些愚孝故事表现出孝的极端化和愚昧化。

从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看先秦母子关系

“夫死从子”,一直是人们对先秦时代母子关系一个“拿来主义”的表述,但清华简第6辑《郑武夫人规孺子》与传世文献互证显示,郑武公夫人武姜在丈夫死后对其子郑庄公仍有着相当大的权威;并且母亲对于儿子的权威无论在先秦抑或后世都是普遍存在的。在“孝道”的规定下,母子天伦以及“移孝作忠”的政治伦理是影响“夫死从子”实际施行的主要因素,男权话语下的“夫死从子”性别秩序设计与人们的社会实践往往有很大的出入。

汉代的父子关系考述

汉代家庭实行的是父家长制,父有教育惩罚子女、掌管家产、卖子、决定子女的婚姻等权力,但同时也有抚育子女、维持家庭生存的义务。子无权力可言,只有赡养父母、尊敬父母、安葬父母、祭祀父母等义务。汉代家庭中父子的不平等,主要是受到了当时伦理规范和法律制度的影响。汉代的父子关系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负重的蜗牛”与“绣在屏风上的鸟”——中国现代家族文学长子形象浅析

传统"孝悌"观及封建家长制形成以父子为主轴的家族管理秩序赋予长子恪守家道、承担管理家族的重任,但长子不是创业者,而仅仅是守成者、延续者,在家族统治方面既缺乏财产控制基础又缺乏伦理控制基础。故时常徘徊于新思潮与旧观念之间,突围的欲望难以剥离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生命往往消逝于悲凉之中。

《白虎通》中的忠孝思想研究

东汉的《白虎通》既体现了儒家的文化背景,又有着极其浓重的神秘谶纬色彩,其中运用了大量的阴阳五行思想来阐述"天"的至高无上与"天""人"之间的关系。但是理论的创建不是凭空出现的,其产生与发展必然有现实的社会基础,《白虎通》在对现实社会中的三纲六纪尤其是君臣关系进行大量"天理"论证的同时,还紧密结合社会现实,把"忠"与"孝"进行理论结合并融会贯通成为一体,"忠"以"孝"为基础,"孝"反过来为"忠"服务,这为后世延续近两千年的君权至上奠定了基调。

艺术教育 贵在情真——论汉画像石孝子图的特色

汉画像石中的孝子图是汉代民间孝道教育的宣传品,其特色是彰显孝养之义,以平易动人,以真情感人。作为汉民族童年时代孝义性格的写真,汉画像石中的孝子图对我国当今的孝道教育与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