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2019年北京朝阳区出生人口性别比特征分析

目的分析近十年特别是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北京市朝阳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化趋势,以及不同特征群体出生性别比分布情况。方法研究资料为2009—2019年北京市朝阳区分娩出生登记信息,共534376条记录,研究纳入分析变量主要包括新生儿性别、分娩方式、母亲产次,还有新生儿父母双方年龄、民族、籍贯和户籍。为比较不同特征群体出生性别比,采用χ^(2)检验分析出生性别比例构成情况。采用中断时间序列模型,以2015年7月至2019年12月期间月度出生性别比为分析单位,研究全面两孩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系。为研究婴儿父母籍贯及户籍所在地与出生性别比的关系,将婴儿父母籍贯与户籍所在省份分为高出生性别比地区和中低出生性别比地区,前者指第六次人口普查出生性别比≥120的省份,后者指<120的省份。结果2009年出生性别比为113.0,2015年降至109.4,此后至2019年维持平稳,经中断时间序列分析未发现全面两孩政策显效后出生性别比的水平及趋势有所变化(P>0.05)。研究期间经产妇与初产妇(112.3 vs.107.2)、剖宫产与阴道产(114.0 vs.105.9)分娩婴儿性别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父母籍贯均为高出生性别比地区婴儿的出生性别比显著高于父母至少一方籍贯为中低出生性别比地区的婴儿(114.2 vs.108.4,P<0.05);对于父母籍贯均为高出生性别比地区的婴儿,其父母至少一方为北京户籍者出生性别比显著低于父母双方均为京外户籍者(107.7 vs.118.0,P<0.05)。结论近十年北京市朝阳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呈现先降后稳的趋势,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在考虑基线阶段变化趋势后,出生人口性别比无明显变化。经产妇及剖宫产分娩婴儿性别比偏高,籍贯均为高出生性别比地区且户籍均在京外的父母所生婴儿性别比偏高。

家庭养老照护对育龄女性二孩生育行为的影响

以放松生育限制为核心的政策改革频繁“遇冷”,表明亟须从新视角出发破解中国低生育水平之谜。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2018和2020年三期数据,评估生育政策放松过程中家庭养老照护对育龄女性二孩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养老照护会显著降低育龄女性生育二孩的概率。在家庭照料资源有限、社会照料支持不足的情况下,养老照护会通过占用家庭照料资源和经济资源的方式对生育行为产生挤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养老照护的挤出效应在低收入、父辈健康状况较差的家庭中更为明显。政府推进的“医养结合”试点能够缓解家庭养老照护对生育行为的挤出效应。在当前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背景下,家庭正面临一老一小照顾需求叠加的图景。因此,政府需要综合考虑家庭面临的养老和托育压力,完善各项配套措施为家庭提供协同支持。

放松生育管控与家庭生育意愿——基于“全面二孩”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探究生育管控与家庭生育意愿的关系对人口发展规划、政策制定和家庭福利改善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经典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利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家庭生育意愿是否发生显著改变,结果显示:一方面,这一放松生育管控政策使家庭有更大的生育选择空间和更多的生育机会,从而显著提升了家庭生育意愿;另一方面,政策调整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女性群体、男性群体、城镇户口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的生育意愿显著提升,其中,政策对女性生育意愿的提升作用大于男性。建议继续实施放松生育管控的政策,给予女性群体更多的生育支持,改善社会收入分配状况,提升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构建全生育周期的支持政策,以鼓励育龄人口生育。

全面二孩政策前后上海市静安区产妇生育特征分析

目的 分析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后上海市静安区医疗机构产妇的生育特征变化趋势,为上海市推进和完善三孩生育政策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回顾性流行病学调查法,通过上海市静安区妇幼卫生信息登记表,收集2014年1月—2018年12月期间在上海市静安区各医疗助产机构生产的国内产妇相关信息。结果 2014—2018年上海市静安区二孩产妇平均比例为26.46%;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后二孩产妇占比分别为23.28%和31.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一孩和二孩产妇的平均年龄、文化程度为大专和本科的人员比例、剖宫产率在政策实施后均上升。年龄分层的分析结果显示,政策实施后<35岁的一孩产妇和≥35岁一孩、二孩产妇剖宫产率均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上海市生育形势面临挑战,建议加大三孩政策宣传力度,提升妇幼卫生服务和管理质量,降低剖宫产率,保障母婴安全。

“单独两孩”政策对上海市医疗卫生行业的影响研究

目的了解"单独两孩"政策的出台对上海市医疗卫生行业的影响,并由此提出有关对策建议。方法通过宏观层面分析、焦点组访谈、问卷调研等多形式的调查手段,综合分析评估"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对上海市医疗卫生系统的需求和影响。结果 "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对上海市医疗卫生行业的分别产生了3大影响和挑战。(1)影响:未来几年上海市将增加至少10%的年分娩量,2016年可能面临一个生育小波峰;妊娠风险增加,高风险、高技术含量的产科任务增加;儿科医疗服务量的增加将逐渐出现,呈叠加之势。(2)挑战:政策调整将加剧产科医疗资源使用的不均衡,首要受到冲击的是优质产科机构;妊娠风险增加将进一步考验上海高危产科的整体应对能力;出生人口的增加和不断叠加将使本已短缺的儿科医疗资源雪上加霜。结论 "单独两孩"政策的影响辐射结果提示了政府主导辅以市场机制调控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需要尽快扭转孕妇自由选择分娩医院的无序状态,保证优质产科资源真正为高危孕产妇服务;整合区域内不同层次产儿科医疗资源,以提高对高危产科的整体应对水平。

计划生育家庭结构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本文利用重庆市2017年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抽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人口计生家庭结构特征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1)育龄夫妇为'双独''独子非独女'与'独女非独子'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2)已有子女数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3)已有子女性别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文章认为有效提高二孩生育对于宏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从供给和需求层面做好二孩生育的综合配套政策,做到二孩生育及其后期相关成本在不同层面之间得到合理分摊。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中国人口出生率的冲击与趋势探讨

从"单独二孩"政策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政府针对中国人口现实情况不断做出符合社会需求的政策调整,尽管有可能缓解长期以来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适龄劳动力短缺及"未富先老"等社会问题,但人口政策调整的长期效果却有待验证。为此,本文运用灰色预测模型和Leslis模型等方法,对"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背景下中国未来人口出生率的冲击和波动趋势作出预测,并对"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所带来的对生育率及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展开分析,对2016—2050年的出生率、人口总数及人口结构作出预测,最终发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会促进人口结构相对优化,但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劳动力供求关系失衡和老龄化加剧的趋势。为防止落入人口超低生育率陷阱,适度抑制老龄化快速增长趋势,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必须对现行的生育政策进行完善,短期内,应积极出台配套措施,全面贯彻"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积极应对老龄化趋势;长期内,应逐步过渡到自主生育政策,形成人口自然生长的均衡发展长效机制。

生育决策影响女性职工的养老保险收益吗?

采用代表性个人数值模拟的研究方法,在合意精算假设的基础上,对不同生育决策下的女性养老保险收益进行了测算,比较并对关键变量及假设进行了敏感性分析。研究发现,生育会导致女性养老保险绝对保障水平的下降,且二孩导致的养老保险收益降幅大于一孩,仅在工资增长率极低的情况下,养老保险社会统筹账户所具有的再分配功能可带给女性终身净现值上的补偿,因此女性选择不生育或在工资增长率极低的情况下生育才能保障其养老保险收益不出现明显下降。建议在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中对已生育女性的养老金进行量化补贴,以体现制度对女性生育这一具有正外部性社会劳动的有效补偿。

“全面二孩”政策对城镇女性就业质量的影响

全面二孩新政背景下,再度生育对城镇女性就业质量的冲击成为其生育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社会再次聚焦生育对其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工作特性和工作环境显著影响女性就业质量,属激励性因素;劳动关系、工作价值和社会环境相关因素验证为非显性因素,属保健性因素。生育对城镇女性工资率呈显著负向效应,每生育一个子女会使其工资率下降9%—10%,"生育代价"普遍存在。因此,政府与用人单位双方应逐步营造女性就业保护环境,完善支持照料体系,强化生育治理工作,兼顾生育新政的平稳落地与女性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

“全面二孩”背景下城镇女性就业压力与就业满意度的新变化

"全面二孩"新政的实施,使得城镇女性面临新的生育与就业抉择,因此,聚焦城镇女性就业压力与就业满意度的新转变,重构综合评价体系尤为必要。使用调查数据,分别借助有序Logit模型和半参数有序Probit模型,测度了城镇女性的就业压力,解析了就业压力与就业满意度的关联效应。研究表明:"全面二孩"政策使城镇女性更为关注工作生活平衡,同时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就业满意度感知更加敏感。其中工作生活平衡度和社会对话属高显著性指标,工作相关因素为一般显著性指标,而人力资本和工作环境呈弱显著性且有异动倾向。因此,要兼顾生育新政的平稳落地与就业满意度的有效提升,应加快改善女性就业保护环境,有效管理就业压力。

实施“普遍二孩”政策后生育水平会达到多高?——兼与翟振武教授商榷

翟振武教授估计:如果实施"普遍二孩"政策,符合政策的目标人群为1.52亿,有生育意愿的潜在生育人群为9700万,年度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总和生育率峰值将达到4.5。本文对这一结果进行了重新估计,结果显示:符合政策的目标人群为9652.2万人,潜在生育人群在4642.7万至5955.4万之间;年度出生人口峰值将在3224.9万至3684.4万之间;总和生育率峰值将在3.21至3.67之间。考虑到其他一些具有发生可能性比较大的"损耗"因素后,对其做了进一步估计,得到结果是:潜在生育人群中实际生育的人会在1700万至3100万之间,年度出生人口峰值在2200万至2700万之间,总和生育率峰值会在2.17至2.68之间。文章强调,我们真正担心的不是短期反弹,而是长期的"不反弹"。政府不能由于担心短期反弹,而丧失了生育率长期稳定在适当水平的机会。建议在2015年下半年,最晚在2016年开始实施"普遍二孩"政策。

“全面二孩”政策下医院工会如何构建和谐生育微环境

工会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与职工的桥梁纽带,对于全面落实“全面二孩”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笔者旨在通过分析广州市某高校附属医院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女职工的生育情况,总结医院女职工响应政策时面临的实际问题,探讨新形势下三级医院工会组织应如何构建院内和谐生育微环境,以期更好地响应国家“全面二孩”政策。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影响研究

中国三十多年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一些研究认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是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几年来,学术界对生育政策放宽如何影响出生性别比形成了不同的观点,但这些观点缺乏实证研究的检验。本文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中部四个省的生育统计数据实证分析了政策调整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研究表明: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对出生性别比影响的方向是升高,但影响程度十分有限。导致上述结果的原因是单独二孩性别比在多数地区高于全部出生人口性别比,但单独二孩出生数占全部出生数的比重很小。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对控制出生性别比偏高工作带来了新的问题,相关部门应该积极应对。

广州青年人口婚姻与生育状况的变化特点--基于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主要使用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六普"数据,描述分析了2010-2015年广州青年人口的婚姻与生育状况的变化特点。研究发现,广州青年人口未婚比例显著下降、有配偶比例显著上升,结婚普遍性提高。青年人口晚婚趋势明显,大龄未婚和离婚现象增多。有配偶青年妇女的夫妇类型以均非独生子女为主、双独类型最少。青年妇女生育水平呈现回升趋势,大龄青年妇女二孩生育比例以及二孩生育率明显上升。单独夫妇类型的有配偶青年妇女的生育水平高于双独类型。单独两孩政策的效果比较明显。

两孩政策效果追踪评估与未来趋势分析

科学评估生育政策效果,需要合适的指标、标准和参照对象。不同于以往基于宏观指标和政策前后对比的方式,基于生育政策城乡有别的历史背景,借鉴自然实验的方法提出采用城乡对照方式评估生育政策效果的新思路,并综合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和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无论是城镇二孩总和生育率或一孩家庭二孩生育比例的上升,还是城乡二孩生育差距的缩小,都印证支持生育政策调整发挥了短期效果。然而,生育政策调整的长期效应不容乐观。城镇家庭生育二孩的比例总体依然较低,且生育意愿存在下行风险。更重要的是,队列比较发现,女性初婚年龄持续推迟,而理想子女数则持续下降,“90后”和“00后”倾向于不生育(理想子女数为0)的比例有所提高。这预示着支撑生育政策长期效果的基础非常薄弱。发挥生育政策潜力,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必须深刻认识到新生代女性婚姻和生育观念的变化。

新生育政策下高校教师的二孩生育意愿分析

论文在新的生育政策背景下,以贵州省多个高校的已婚青年教师生为样本,调查分析高教已婚青年教师的二孩生育意愿因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政策因素对高校教师的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比较弱,而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对高校教师的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比较大。

山西省出生缺陷人群监测地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出生人口及出生缺陷发生情况分析

目的了解“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对山西省出生缺陷人群监测地区出生情况及出生缺陷发生情况的影响。方法资料来源于山西省出生缺陷人群监测系统,监测对象为长治市城区(2019年改名为潞州区)和运城市万荣县两个地区居住≥1年的产妇。分析“全面二孩”实施前(2014年10月1日—2016年9月30日)和“全面二孩”实施后(2016年10月1日—2018年9月30日)出生情况、出生缺陷发生情况及影响因素的变化。结果监测地区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出生人数为17307、“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出生人数为19348,“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出生数增长了11.8%;城市、非首次妊娠、经产妇、女性婴儿、早产儿比例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适龄产妇相比,低龄产妇比例降低,高龄产妇比例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全面二孩”实施前后出生缺陷发生率分别均为156.58/万、162.29/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189,P=0.663)。“全面二孩”实施后,先天性心脏病仍是山西省围产儿首位高发出生缺陷,多指位列第二,并指、唇裂合并腭裂分别升至第三位,外耳其他畸形降至第五位,神经管缺陷被挤出前五。“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后城市的出生缺陷发生率均低于农村,早产儿、巨大儿是出生缺陷发生的危险因素。而低龄孕产妇、男性婴儿仅是“全面二孩”实施前出生缺陷发生的危险因素,“全面二孩”实施后已不再对出生缺陷的发生产生影响。结论“全面二孩”实施后,出生数增加,经产妇、高龄产妇增加,农村、早产儿、巨大儿仍是出生缺陷发生的危险因素,低龄、男性已不再对出生缺陷发生构成威胁。

中国农村家庭生育二孩的成本核算及分摊机制研究——基于川渝两地的实地调研

2016年国家基于延缓老龄化速度、确保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考虑,放开了全面二孩政策,至今已有2年。为进一步助力"全面二孩",破解中国农村家庭"想生又不敢生"的困局,通过对人口密集地区川渝两地农村家庭生育成本的实证研究,从基本情况、纵向和横向三个维度来明确农村家庭基本情况与育有孩子数量的内部关系,并基于不同阶段同一类别成本的增减变化和同一阶段不同类别成本之间的占比情况,以此得到:在有两个及以上孩子的以纯农业为收入来源的家庭更容易让孩子失学;生存、教育、医疗和其他成本最需要分摊的时期分别出现在婴儿阶段、小学和大学阶段、高中阶段以及婚恋阶段等结论。通过对这些阶段各类型成本的重点分摊,有效激励农村家庭的生育意愿,并为全面二孩政策在农村地区的落实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可行性的实证分析——基于经济稳定增长视角的中国人口最优出生率研究

过多或过少的人口数量都有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为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应确定一个合理的人口数量变化速度。在研究我国就业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基础上,分析就业人口数量与出生率的关系,推算出维持经济稳定增长所需的最优出生率,并与现实状况进行对比。结果表明,要在"新常态"下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应当转变人口政策,放松计划生育控制,适当提高人口出生率水平,从而为我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实证依据。

“十三五”时期湖北省出生人口预测分析——基于“全面两孩”政策背景

"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将全面影响到我国"十三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直接影响着出生人口的数量变化。本文运用湖北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通过年龄移算法进行人口预测,在比较"十二五"公布出生人口与预测出生人口的基础上修正预测参数,从而对该省"十三五"期间的出生人口进行预测分析。结果表明:"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会在实施初期带来出生人口的"反弹",但之后则逐年递减,因此它并不能有效改变人口发展的总体态势,尤其是人口结构发展的形式。"十三五"初期的出生人口"反弹"需要公共卫生机构提高相应的服务能力与建设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