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改进遗传算法的流水线第Ⅱ类平衡问题优化研究

为解决生产线第Ⅱ类平衡问题,课题组结合产品的作业时间、工艺先后约束等因素,以生产节拍最小化和各工位负荷均衡化为主要目标,建立数学模型;利用改进的遗传算法对模型进行求解,求解结果表明达到预期的优化目标并改善了线体平衡。通过案例验证了优化模型及算法的有效性。

大股东控制影响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实证分析

本文结合我国上市公司所面临的内部治理机制特点及外部治理环境,从大股东行为的视角对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在加入年度控制变量、行业控制变量和公司财务特征控制变量后,对三项反映大股东行为特征的因素,即大股东持股比例、大股东属性和制度环境因素对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影响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持有较多的现金,大股东的高持股比例是其占用企业资金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基础。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因遭受较强的外部融资约束而持有较高水平的现金。此外,制度环境的发展程度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正相关,表明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的公司持有较多的现金。

股权激励、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基于双重委托代理问题的分析框架

针对双重委托代理问题,本文构建了"股权激励-代理成本-企业绩效"的中介效应模型,将三者纳入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并运用2006-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代理成本的影响,以及代理成本在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关系中所起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能显著地提升企业绩效并能有效地抑制第一类代理成本,但对第二类代理问题的治理效应并不显著;第一类代理成本在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即股权激励是通过抑制第一类代理成本的作用路径间接地对企业绩效产生促进效应,而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并未显现。

终极控制权、大股东治理战略与独立董事

本文从第二类代理问题和引入外部监管的角度,基于终极控制权刻画控股股东控制权和大股东制衡机制,揭示属于不同利益阵营的公司大股东治理战略对独立董事制度的作用。实证研究显示:控股股东控制权比例与独立董事规模之间表现为正"U"形关系;控股股东现金流权比例(卷入程度)越高,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数量越少,独立董事比例越低;其他大股东制衡度越高,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数量越多,独立董事比例越高。

采用遗传算法的混流装配线平衡多目标优化

针对混流装配线操作人数已知、生产节拍待定情况下的平衡问题,研究了混流装配线第二类平衡问题的优化方法,以均衡各工作站的加权平均负荷、最小化生产节拍为优化目标,建立了求解加权平均负荷与生产节拍加权和的数学模型,并运用遗传算法对其进行求解。各优化目标数量级的统一,简化了算法求解过程,在保证解的有效性的同时提高了算法求解效率。算例分析验证了算法的有效性。

大股东代理问题与IPO募集资金的使用

本文在单一股东价值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第一大股东的代理行为,并对IPO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进而提出研究假说。用中国股市A股IPO数据对假说进行检验,发现IPO募集资金的使用受到第一大股东代理行为的影响,第一大股东政治级别越高和财务杠杆越小的上市公司的募集资金投入程度显著越低。IPO募集资金的使用也受到股东价值驱动因素的影响,上市后三年平均营业利润率越高的公司,IPO募集资金投入程度显著越高。

并购业绩承诺能否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基于未达标业绩承诺的研究

业绩承诺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并购重组实践中,中小投资者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其利益保护问题逐渐凸显。以首次公告日在2008—2019年包含业绩承诺的并购事件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未达标业绩承诺存在显著的掏空效应,会严重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从而支持代理观假说。进一步检验了不同企业特征、并购特征和业绩承诺特征下业绩承诺掏空效应的异质性;盈余管理操纵是上市公司利用业绩承诺实行掏空行为的重要手段;外部审计和内部监管则是治理业绩承诺掏空效应的有效工具。从中小投资者保护角度丰富了并购业绩承诺有效性的研究,对于中小投资者理性判别业绩承诺和监管部门合理制定规则从而治理机会主义动机下的业绩承诺掏空行为均有现实意义。

人力资源冗余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第二类代理问题和管理者权力的视角

基于来自中国市场的经验数据,探究第二类代理问题和管理者权力对人力资源冗余的影响及管理者权力可能存在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第二类代理问题与人力资源冗余之间显著正相关,上市公司第二类代理问题越严重,即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程度越高,人力资源冗余越严重;管理者权力与人力资源冗余之间显著正相关,管理者权力越大的上市公司越倾向于雇佣更多的员工;管理者权力对第二类代理问题与人力资源冗余之间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即随着管理者权力的增大,第二类代理问题和人力资源冗余之间的正向关系会减弱;从第二类代理问题和管理者权力的视角解析了上市公司人力资源冗余的成因,揭示了公司治理因素对人力资源冗余问题的作用机制,有助于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改善中国企业人力资源冗余问题。

非控股股东对行权企业风险承担的行权效应、影响边界与传导路径

本文基于沪深市场上市公司数据,检验非控股股东行权对企业风险承担的行权效应、影响边界和传导路径。研究结果显示,非控股股东积极行权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行权效应显著,尤其是对于行权成本与行权收益相对接近的企业而言,其行权效应更为明显。在影响边界方面,对民营、高管纵向兼任、低声誉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非控股股东行权对企业风险承担的行权效应更强。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可能的作用传导路径主要是非控股股东行权通过抑制第二类代理成本减少了控股股东掏空侵占。

Ⅱ型截尾数据下指数型产品的Bayes决策分析

将贝叶斯决策理论推广到了截尾试验数据的情况,从而进一步拓宽了其应用领域.研究了指数分布在定数截尾情形下的二行动线性决策问题的Bayes决策分析,主要包括先验EVPI、后验EVPI期望值及抽样信息期望值定理,同时得出相应的最优决策.最后用算例说明其应用.

第Ⅱ类拆卸线平衡问题建模及优化

环境资源问题日益凸显、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以及经济利益的驱动,促使社会进行废旧产品回收再利用,以发展绿色经济。拆卸作为回收再利用过程中的核心环节,采用流水线的方式组织产品精细化拆卸,可实现资源最大化价值。然而,零部件作业任务在流水线上分配排序过程复杂,各工作站上的作业负荷需保持相对均衡,才能保证拆卸线高效运行。为此,本文在拆卸线工作站数量固定的情况下,以最短节拍时间和均衡任务在工作站上的分配为目标,建立第Ⅱ类拆卸线平衡问题优化模型,并提出一种并行动态邻域深度搜索算法进行求解。所提算法采用动态搜索机制实现解在各邻域结构集内的并行深度搜索;通过设置扰动阈值对解实施干扰,以加快跳出局部最优;在节拍时间调整过程中,采用基于二分法的定界策略,以实现向最优节拍时间的快速靠拢。最后,通过不同规模算例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以及算法的高效性。

数字经济与大股东掏空行为:技术治理的新视角

以大股东掏空为代表的第二类代理问题始终是新兴市场公司治理中的关键议题,受到学界、业界和监管部门的持续关注。在新的技术和经济背景下,能否从技术治理视角探讨数字经济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具有理论上的创新价值和实践上的现实价值。本文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数字经济水平越高,大股东掏空程度越低,这一结果通过多种检验后依然稳健,信息机制和竞争机制是数字经济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核心机制。市场化程度和法治环境水平越高,数字经济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作用越显著。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技术治理与制度治理之间关系,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管理层持股和内部控制具有替代效应,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具有补充效应。本研究为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缓解第二类代理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解决方案,对数字经济时代探索新型监管模式、推动企业长远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大股东融资方式影响了企业创新吗?——基于股权质押的视角

本文以2007—2015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在不同产权性质和不同经理人类型的企业中,两者的关系有何差异。实证研究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期间,企业创新受到显著抑制,而且,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更严重;相对于非纵向兼任经理人的企业,纵向兼任经理人的企业中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更严重。本文的研究从股权质押的角度丰富了第二类代理问题的经验证据,同时,为越来越普遍的股权质押现象和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提供了参考依据。

所有权性质、大股东治理与公司创新

不同的所有权性质以及潜藏在其下的微观治理机制对公司创新存在何种影响?围绕这一重要却未得到深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根据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首先,区分不同类型的所有权性质研究发现,中国民营企业,主要是终极控股股东为家族或自然人的上市公司更愿意进行持续高水平的研发投入;而中国国有企业,主要是终极控股股东为中央政府和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和其所属机构(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创新投资较低。其次,基于终极控制权理论,从第二类代理问题与大股东制衡的视角发现,虽然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偏离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于公司创新,但是家族或自然人控股的上市公司的其他大股东制衡有助于提高研发与创新投入,即其大股东制衡机制优于国有企业;而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其他大股东不仅无力推动公司创新,而且甚至显著降低研发投入水平。

第二类代理问题、大股东制衡与公司创新投资

文章基于终极控制权理论和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1)被第二类代理问题左右的控股股东缺乏进行持续高水平公司创新投资的动力;(2)提高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有助于推动上市公司更多地进行研发和创新投资;(3)民营上市公司其他大股东制衡有助于提高研发与创新投资,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其他大股东则未能发挥其应有的监督与制衡作用。

政策性扰动、大股东制衡与董事会独立性

注意到伴随《指导意见》和股权分置改革而来的政策性扰动对大股东制衡行为的影响,文章选择2000-2008年中国市场的经验证据,从第二类代理问题出发,细致刻画上市公司前五大股东间的制衡行为,并讨论前两大股东的勾结行为,研究大股东制衡机制对董事会独立性的重要作用。

股权集中与第二类代理问题研究述评

本文为理解公司股权集中及第二类代理问题的前因后果提供了较完整的视角,分别对集中型股权结构的普遍性及成因、第二类代理问题的影响进行了归纳,提炼出关于其实证影响的两类模型。本文发现,股权集中及第二类代理问题处于一个同时以控制权收益为起点和终点的因果循环系统中。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对系统外生影响因素的更广泛考察、对资本市场自动监督与约束机制的引入以及对内生性问题的妥善处理可能是将来研究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

商誉“暴雷”是否夸大其实?——基于“优质公司”的视角

是否只有劣质公司才会滥用商誉确认和后续计量的会计准则,引发商誉"暴雷"大幅计提减值,在会计界一直颇存争议。本文从优质上市公司的视角,分析了商誉在形成、确认和后续计量中的关键冲突问题,发现优质公司并不愿意及时计提商誉减值,且商誉减值信息披露的价值相关性较低。在"倒挤式"商誉及商誉减值确认准则下,资本市场可能在商誉减值信息披露前已经吸收了部分商誉减值信息,主要表现为商誉减值信息披露前公司的市净率(MTB)已持续走低。通过案例研究,本文发现上市公司可能会滥用商誉及商誉减值准则,延迟商誉减值的确认和披露,这会导致公司未来业绩急剧下滑。案例分析表明,当并购中使用大量的股份支付时,有可能会导致被收购方所有者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了达到并购中业绩承诺规定的承诺期业绩目标,控股股东(被收购公司所有者)会与管理层合谋,延迟确认公司的业绩下滑和商誉减值,这会引发上市公司的第二类代理问题。总体而言,本文旨在现行会计准则框架下为如何完善商誉确认和后续计量提供决策支持信息,并在减值测试、并购交易、表外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方面提出相关改革建议。

家族经营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12-2018年A股上市家族企业,实证检验家族经营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发现家族经营对家族企业金融化产生显著抑制作用,说明社会情感财富动机占主导。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家族经营者更倾向于将资金用于实体投资而非金融投资,说明家族经营主要通过投资替代效应抑制企业金融化。此外企业所在地制度环境越好、企业融资约束越弱或资本逐利动机越强,家族经营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