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绝对专制主义的经典——韩非政治思想再释评

在先秦诸子中,韩非拥有最为完备的政治思想体系。韩非关于道、德、理的观点,是其全部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由此发展起了关于君臣之道和治国之术的整个政治理论体系。韩非政治学说的本质特征是绝对君主专制主义。韩非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君主专制政权的兴亡更替经验,形成了中国政治学说史上最为完备的专制主义政治理论。韩非也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甚至是世界政治思想史上最早的国家主义倡导者。他先于马基雅维利1,700多年,在一定程度上区分了国家与君主,并视国家利益为公共利益。在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对待韩非及其《韩非子》,应当坚决抛弃其君主专制的消极内容,努力弘扬其依法治国的积极内容。

祖辈专制教养方式与农村留守幼儿社会能力的关系: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

祖辈教养方式对农村留守幼儿社会能力具有影响。文章采用问卷法对296名4~6岁农村留守幼儿进行测查,探究自我控制在祖辈专制教养方式与农村留守幼儿社会能力之间是否起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祖辈专制教养方式与农村留守幼儿的自我控制和社会能力呈显著负相关;农村留守幼儿的自我控制与其社会能力呈显著正相关。祖辈专制教养方式显著负向预测农村留守幼儿的社会能力,自我控制在二者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祖辈专制教养方式会通过抑制农村留守幼儿的自我控制来降低其社会能力。为提高农村留守幼儿的社会能力,建议幼儿园加强与农村隔代教养祖辈合作共育,改善农村隔代专制教养方式和提升农村留守幼儿的自我控制能力。

权威与专制教养同低年级小学生认知过程的交叉滞后分析

为考察父母权威与专制教养方式同低年级小学生计划—注意—同时性加工—继时性加工(PASS)认知过程之间的双向关系,对二、三年级共113名小学生的认知过程及家长的教养方式进行为期一年两次的追踪测查,结果表明:权威教养与低年级小学生PASS认知过程不存在双向预测关系,专制教养与PASS认知过程之间存在负向的双向预测关系。专制教养会使儿童认知发展受到负面影响,儿童认知发展较差又会导致父母采用专制教养方式。基于此,父母应采用温暖、积极的养育行为,为儿童的认知发展提供家庭支持。

名实相构:晚清“中国古代专制说”生成的逻辑及影响

大致19世纪七八十年代,颇受中国知识精英关注的君民上下是否情通之事,被纳入外来的政体知识中进行论述,于是自秦朝以来君民悬隔的问题,被视为中国作为“君主”政体国家的痼疾,中国“君主”政体说初步形成。19世纪末年,流行的民权话语及衍生的相关论述,被整合入中国“君主”政体说,后者由此逐渐趋向以君权重、民权轻为主的构造。1900年前后,“专制”这一新的政体概念出现,原属于中国“君主”政体说名下的相应描述,被转接到新出的“专制”政体名下,从而迅速构造出中国专制政体说雏形。中国专制政体说最初建构的思想底色,是君与民的二元关系。构筑在这样的中国专制政体说之上的反专制话语,虽有利于打破君权迷思,但没有真正从“人”的政治主体性角度批判专制压迫,反专制背后诉求的“平等”“民主”等理念也无法真正落到“人”的层面,这说明晚清反专制、反压迫的思想解放还不彻底。

18世纪法国对“专制”概念解释的转变——以奥斯曼帝国为例

17世纪末到18世纪,“专制”被视为在法国内外大肆蔓延的传染病,其中奥斯曼帝国作为专制政府的代表,成为法国政治文化论战的焦点。但这一时期“专制”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由培尔、孟德斯鸠、杜尔哥和沃尔内等思想家的发展,从一种具有某些合理性和积极作用的政体形式逐渐转变成预示法国文明优越感和干预东方事务的理由。纵观18世纪法国思想家对“专制”的解读可以发现,他们的最终落点不在奥斯曼帝国而在法国本身,目的是使法国通过对照他者来更好地认知自己。因此,研究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追溯东西方之间交往和互动的历史,而且有助于理解法国甚至欧洲借助东方来认识和定位自身特性的过程。

清朝君主专制的强化

《清朝君主专制的强化》是统编《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第20课的内容。该部分内容包括“军机处的设立”“文字狱与文化专制政策”“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闭关锁国政策”4个方面的内容。这部分知识的常考点有哪些?各种测试又是如何考查上述内容的呢?下面笔者罗列了这一课的常考考点,并结合例题谈谈试题是如何考查这些知识点的。

社会学制度主义下的俄罗斯专制制度

俄罗斯专制制度作为一种独有的民族现象存在于俄罗斯政治文化中,既不同于西欧绝对君主制,也不同于东方式独裁君主制,即使罗曼诺夫王朝早已覆灭,但它始终在俄罗斯政治进程中如影随形。本文将从社会学制度主义角度出发,分析俄罗斯政治进程中幽灵一般的专制传统背后的传统制度(正式制度)因素与非正式制度因素,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俄罗斯国家建构史以及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行为逻辑。从而认知俄罗斯专制传统并非领导者一人选择,而是基于强大的文化背景,基于俄罗斯人民所持有的共同观念。

任务驱动视角下的初中历史教学——以统编历史教材七(下)“清朝君主专制的强化”一课为例

任务驱动教学法是一种以建构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教学模式,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激发学生的探索和求知欲。下面,笔者以统编历史教材七(下)“清朝君主专制的强化”一课为例,浅析任务驱动教学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民主与多数的专制——解读托克维尔的民主理论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出了多数的专制的著名论断,成为当代民主理论中的常见话题。许多学者从对多数的专制的反思走向对民主的否定,这是对托克维尔的这一著名论断的误读。事实上,他并没有因多数的专制的危险性而否定民主。既要防止多数的专制的危险,又要坚持人民主权的民主原则,这才是托克维尔的真实思想。

钱穆与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以“传统政治非专制论”为考察中心

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研究见解独到,得出了自秦以来中国传统政治并非专制的结论。此一观点在学界颇多质疑和批评。其实,在研究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看法时,应注意这样一些问题:钱穆的"非专制论"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主要是针对近现代哪一派思想主张而言的?面对各方面的批评、责难,他为何一以贯之地坚持而不变初衷?依据儒家理念建立起来的科举制、台谏制、封驳制、铨选制是助长了君权,还是限制了君权?中国传统政治是否仅可用"专制黑暗"一语来加以概括?这种观点是否有简单化、片面化之嫌?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研究是否有合理的因素?如果有,怎样去发掘、整合,作出合理的解释?他对传统政治理解的失误又在何处?怎样去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才能对钱穆的研究所包含的合理因素及其失误作出客观的叙述和评说。钱氏的这一观点既可以引发学界反思常论,对中国传统政治做进一步的思考,也可为今后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将中国传统政治这一课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自我概念在父母专制型教养风格与儿童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

通过对612名北京市中小学生及其父母的问卷调查,用LISEREL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父母专制型教养风格通过直接和间接两条途径,作用于儿童的社会行为发展。在间接途径中,通过儿童自我概念的中介作用,父母专制型教养风格对儿童社会行为产生系列负面效果。在直接途径中,父母专制型作风则直接对儿童的社会行为产生消极后果。

专制主义概念辨难

中国诸子百家之不同,不在于是否主张专制,因为他们都是肯定专制的专制主义论者;也不在于主张在何种历史条件下应该专制,因为他们都认为专制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是应该的,他们都是永恒的超历史的专制主义论者。他们的不同只在于主张怎样的专制:是王道的、开明的、仁慈的专制主义,还是霸道的、野蛮的、邪恶的专制主义?因此,中国专制主义便可以归结为两大混合类型:以孔子和儒家为代表的“永恒且开明专制主义”与以韩非和法家为代表的“永恒且邪恶专制主义”。

论儒学与专制有必然的联系——与蒋国保先生商榷

蒋国保先生的论文《论儒学与专制没有必然的联系》标榜"以理性而非情感的态度"探讨儒学与专制的关系,实则是壁垒森严的先入之见:割裂了思想与社会的关系,将儒学解说成独立于社会之外的超越性存在,以及关于"仁爱"和"平等"的教义。由于对批评的对象并不了解,他的批评成了悬鹄以射的仪式化表演。对传统文化或儒学,刘泽华先生及其团体也不是视为"糟粕"而简单地全盘否定,只是主张扣紧时代课题,在现实实践中实现传统价值的转化与开新,并且在开始大规模的文化建设之前,先要下功夫做好基础性清理工作。他们不是执意与"弘扬"派为敌,只是强调思想者应当捍卫批判的立场,在风尚的熏染和利益的纠缠下保持应有的警觉,因为对传统的"弘扬"过度会导致对现实真问题的遮蔽和消解。

从赵姨娘形象看等级制度与专制制度对人性的扭曲

《红楼梦》中的赵姨娘是一个既可怜又可恶的人物。可怜之处在于她深受宗法等级制度和家长专制制度的欺凌压迫,可恨之处在于她又是这个制度的认同者和维护者。她自己被人欺,又强烈地渴望欺人,在这个人物身上,主性和奴性都很鲜明。曹雪芹通过这个人物形象揭露了化育这种人性的等级制度和专制制度的罪恶。只要这种制度存在,"赵姨娘性"就会存在。

“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专制”——1848-1923年间国际社会主义政治理念的演变

自由与民主本是19世纪欧洲社会主义理想的应有之义。马恩讲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指一种战争状态下的临时措施,民粹派讲的"人民专制"是先进者强迫落后者的政治常态,在俄国革命实践中,列宁用民粹派的"专制"偷换了马恩的"专政",这是导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分裂的根本原因。

“土皇帝”与地方专制主义

纵观历史,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最痛恨的不是皇帝,而是"土皇帝"。在实际生活中,地方专制主义的危害主要表现在:对国家法律的蔑视,以地方的"土政策"消解国家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以发展的名义集体滥用权力,"一把手"高度集权,利用公共资源营造严密的庇护网络等。

秦至清皇权专制社会说的经济史论证

秦至清皇权专制在经济领域的主要表现是皇权对国土上的一切物产具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支配权力。在二千年的帝制时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不是观念性的虚言,而是一种确定不移的事实,天下一切都被打上了皇权的印记。经济制度与经济法令一出于皇帝之口,无论是经济制度的制定,还是具体经济政策的发布,都可以看到皇权的随意性、皇帝意志的绝对性,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帝王随意滥施赏赐,可以看作是经济领域皇权专制的重要论据。皇权对土地、盐铁等特殊经济资源的刻意控制,出于制造臣民对之生存依赖的险恶目的,是《管子》"利出一孔"经济专制思想的典型表现。中国帝制时代只存在一般状况的财产私有制,臣民对私有财产的财产权,主要表现为占有权和使用权,是有条件的所有权,不是完全所有权或无条件的支配权。皇权支配天下财富的独断性,赐予的随意性,所有权的专属性,都体现着专制权力的秉性。

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与文艺功能论

实行君主专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制度对文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我国的封建社会与宗法制有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而宗法制之对行使君主专制的政治权力,在"家国同构"中起极大的作用。政治型文化必然带来对文艺的政治功利要求,对文艺首重政教功能论可谓遍布所有体裁、样式的作品中,而且纯文艺不发达,也导致了文艺家独立人格的丧失。宗法制的"纳上下于道德",形成了伦理中心主义,使道德教谕成为文艺的内容和批评标准,文艺不重个性,而重在群体的、共性的道德与感情。

司马迁对封建黑暗专制制度的批判——解读《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是揭露西汉黑暗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力作,司马迁从外戚的卑劣行径,封建贵族之间的争权夺利以及当时官场的势利、世态炎凉等不同侧面,有力揭示了封建专制制度的黑暗和统治阶级残酷暴虐的本质,表达了司马迁对现实的深刻批判。

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始于战国,成于秦汉,取代了西周的奴隶制贵族政治一直延续到清,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其基本特征是国家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到皇帝和他统率的各级官僚机构手上。其演化过程是从秦汉的三公九卿制到唐以后的三省六部制,总的趋势是日益强化,日益僵化,也显现了循环往复式的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是战国时生产力发展和地主经济的需要,到明清,它成了生产力与新生产关系发展的桎梏,而又无法与无力因时变更,终于被历史摈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