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生”到“仁”——先秦儒家成己成仁的观念诠释

“生”的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蕴涵着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理解“生”也就是理解中国哲学关于“人”之存在的关键。在中国哲学的视域里,“生”是儒家哲学追问人与世界存在的根源,“生-生”是人与世界生生不息,天地化育万物的存在形式。“仁”将儒家对天地“生生之德”的体悟由天道贯穿于人道,由此展开了儒家“成己”“成仁”的追求。“成己”意味着主体的挺立,是人之所以为人、自我意识觉醒的关键;“成仁”意味着主体的超越,是人如何存心养性,体悟天地生生之德而成就圣人境界和理想社会追求。正因如此,先秦儒家“成己”“成仁”的理论论述,奠定了儒家内圣而外王,修己以成仁,这一贯通天道与人道、并以人道参赞化育的理论基础。

《庄子·天下篇》与内圣外王之道

《庄子·天下篇》之关切并不在于六家学说的本来面目,其对六家的评述实际上指涉了"内圣外王"之道这一中国政教生活最为核心的问题。通过"道术"与"方术"之辩,庄子揭示出从方术中开出道术的可能性。道术的通达要求天道(神)、地道(明)与王道、圣道四者的连接与整合。《天下篇》在"神明圣王"的大视域下将人分为七类,揭示了政教文明的人性基础。在这七类人中,惟有圣人能够通达天人,承担圣王的事业。因此在人类的政教文明系统中,圣人具有中枢性的地位。

真诚性、创发性与当代儒家创新之道

儒学的起点是真诚性,而真诚性必须通过创发性得以实现,因为真诚性不仅具有知识论的逻辑意义,更重要的是指向本体论的存在层面,即要做真正的人。真诚性指向人的内在,而创发性则指向人的外在。前者的鹄的在"内圣",但"内圣"的实现必然展现为人的创发性,应对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创制出和谐优美的生活形式,就是传统儒家所说的"外王"。"外王"提供了真诚性实现的途径和方式,而完满的"真诚性"反过来对创发性发展的方向提供动力和范导。真诚性与创新性、"内圣"与"外王"是辩证的关系,相互依靠、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在当代儒家的语境和实践中,说"内圣"开出"外王"在语义上和现实中近似于说只有在建设"外王"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内圣"。

“内圣”七议

"内圣外王"是儒学从古至今万变不离其宗的运思模式。"内圣"是外王之根据。对"内圣"进行学理性分析,可透析儒学的真义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意义。由于作为"外王事功"之根据的"内圣"本身之根据是难以定立的,由此决定着儒家学说的空蹈,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沟壑,既很难使人们在德行的维度精进,更难于将仁政德治落实于现实的政治行为中,甚至使儒家"内圣"之学成为专制主义的护符。

中国现代化的理性资源——儒学的现代困境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贡献

实现现代化是今日中国不可回避的时代主题。源自于西方的现代科学是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现代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相应的方法体系的支撑。在中国人既有的传统哲学资源中，儒门外王之学明显侧重于皇权社会的政治建构，而宋明以来的新儒内圣之学又仅仅落实在主体心性修持的一边，因此都不能为现代科学在中国的扎根提供适切有效的方法论基础。中国人介绍、传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动因只在政治社会层面。但是，自被确立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之后，以唯物论与辩证法为思想精髓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成为中国人吸纳与发展西方现代科学最得心应手的方法、工具。这不但及时克服了中国传统哲学资源的有限性，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在目前及今后中国的发展开拓了崭新的存活空间。

熊十力的“内圣外王”思想述论——兼论现代新儒学“开出说”的理论困境与未来走向

在对传统儒学"内圣外王"历史困境的解构性认识和近代"中体西用""西化"思潮与现代社会危机的反思基础上,熊十力通过"体用不二"的本体论建构,实现了传统儒学"内圣"开"外王"思想进路的现代重建。他的"内圣外王"思想也成为现代新儒学"内圣开出新外王"思想文化纲领的理论原型,在现代新儒学发展史上具有枢纽性的意义。但是,自熊十力以来,现代新儒学"内圣开外王"思想在"外王"层面却建树有限,因为在思想观念层面的解决并不意味着在客观历史实践层面的解决。只有回归现实生活世界,在现代生活实践的具体展开中,儒家的"内圣"心性之学才能真正地开显出民主与科学的"新外王"。这一生活实践的维度,应是现代新儒学未来发展的关键方向。

古琴在儒家乐教思想中的功能探微

古琴因其制作造型规格和独特的飘洒俊逸感,成为儒家乐教思想的载体。一方面,从自我“修道”开始,将琴乐“诚于中”,使君子正心立德以“内圣”;另一方面,又借助琴乐将君子之德“形于外”,教化天下百姓,助推儒家实现“外王”,实现其天下治的社会理想。

中国传统师德探原

中国传统师德的内涵建构在道与德内涵基础之上,诸如天人合一之道、内圣外王之道以及伦常之德、治理之德、修身之德等道与德内涵的基本成分构成了传统师德内涵的原始依据。人师之德是展现传统师德历史原貌的一个典型面向,其核心特质即在于一方面凸显师者职分上的以身作则的模范性;另一方面强调社会成员普遍意义上的以德立身的示范性,由此促成社会整体道德体系的和谐有序发展。三皇五帝与三代诸王等圣王师以及以孔子为代表的圣贤师等圣化教师形象的相继涌现,成为理想化师德得以实现的显明历史标志,其中尤以孔子的师德实践和理论更加具有深远影响。

牟宗三论儒学现代使命之新审视

牟宗三认为,现代新儒家的使命,就是正确阐发儒学的现代使命。其"内圣开出新外王"之说,将儒学的现代发展论证为由儒家的道德理性自发地开出知识理性所支撑的民主与科学。这样地"开新外王",在牟宗三看来,不是将儒学之于中国文化之现代化(现代复兴、现代发展)讲成"适应"、"凑合"问题,而是讲成"实现"问题。将牟宗三的"内圣开出新外王"说与唐君毅的"返本开新"说做一比较,就不难发现:牟宗三之所以提出此说,具体的考虑是为了从理论上回答内圣何以能自发地开出民主、科学,以弥补唐君毅对此问题缺乏论证之不足。

宋代思想转型中的二程与王安石

王安石新学在宋代思想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开风气之先河的重要作用。但由于新学在"道德性命"方面的内圣之学的不足,二程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批评,并指出新学内在的学理弊病。二程也正是在对王安石新学进行深入批判的基础上发展其"内圣外王"的理学思想的,在宋代思想转型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论苏轼程颐在困境中的文化思路——以《苏氏易传》、《程氏易传》为比照

传统士大夫的核心困境在于,"内圣"和"外王"被迫割裂后的精神失落感。《苏氏易传》、《程氏易传》是苏轼、程颐在困境中寻求解脱的文化思路。苏轼强调"内圣"的独立性,全面拓展了传统士人的精神空间;程颐在"理"的高度上,将"内圣"、"外王"重新统一。在他们的文化思路中,学术研究和生命体验得到了充分的互动。

从《圣学格物通》看明后期的内圣外王之学--兼论明代心学

湛若水为明代中后期的重要思想家,被视为岭南心学的代表人物,其《圣学格物通》一百卷,成书于明嘉靖七年(1528年)。此书的编纂目的在于“明圣学”,并认为“圣人之学,通在于格物”。湛若水在《格物通表》里提到“有天德则有王道,具内圣则具外王”,并认为“内圣”“外王”两者相通而密不可分的,对内圣外王之学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尽管《格物通》内的诚意格、正心格、修身格都是关于内在修养的内容,但其最终目的,却不是内圣层面的道德提升,而是外王事功层面的秩序建立。通过探讨湛若水的《圣学格物通》,思考明后期内圣外王之学的发展及其与明代学术的关系具有积极意义。

陈献章的内圣外王之学与仕隐心态

明代大儒陈献章作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位承传创变的重要人物,进一步发展儒家内圣外王学说,使之与心性修养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带有个人特色的内圣之学。作为一位真正的儒者,他对贯穿儒家血脉的内圣外王之学的执着使他无法忘却肩负的道义与责任,想以"出仕"的方式完成个人在社会中的事功和作用。虽屡踬于南宫,却终无缘仕进。然而面临的社会环境及其个人处境迫使他不敢苟仕,也不可苟止,在林下隐"外王"而显"内圣"。陈献章的"内圣外王之学"与微妙而复杂的"仕隐"心态密切交织,一方面表现出积极的入世精神,救世泽民;另一方面又远离现实,以出世的姿态游览仙山神境,排遣苦痛,具有外儒内道的倾向。

论司各特《艾凡赫》中的“内圣外王”之道

众所周知,《艾凡赫》中的理查与历史中的理查有许多不同之处,绿林寨主罗宾汉也是根据民间传说虚构出来的;前者的性格优越之处、后者的人格和政治品行正是司各特的政治哲学主张。该论文以中国儒家的政治哲学思想"内圣外王"为切入点,结合文本分析,从三个方面论证文本中的理查和罗宾汉正是"内圣外王"化身的实体,说明伟大思想的普世价值,并管窥人文科学的现实指导意义。

徐复观形而中学的理论建构及其现代价值

在近代新儒学复兴过程中,徐复观先生通过梳理中国文化的最基本特性,得出“中国文化实则为心的文化”的结论,独树一帜地建构了形而中学的哲学思想。在此过程中,他以人为主体准则界定“形上形下”的范围,以凸显形而中学“知行合一”的特性;厘清传统中国文化对“心”的各种误解,深刻认识到“心”对中国文化的重要影响,并赋予“心”价值判断的作用;最终将传统中国文化中“心”的主体主观性改造成为主体客观性,以践行与实现先秦儒家“下学上达”“内圣外王”的仁道理想。形而中学理论的建构,为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庄子·天下篇》综会

《天下篇》评论先秦学派的得失,是我国学术史上一篇重要的文字。其保存多家已遗之学说有功,其评论所依据的理由不足,故时有偏颇。其写作的时代大致可知,其作者不知为谁,但有内证可知其断非庄周。作者认为"天下大乱"的原因是"内圣外王之道"不明,其实自传说时代算起,整个封建社会的帝王,根本就没有一个具有"内圣外王"的资质。原文奥衍宏博,今试错综其理,会通其旨,酌加训诂,使其义稍加显豁。

儒佛人生追求对比研究

从孔孟荀到宋明儒者,尽管思想在不断变化发展,但内在的道德修养和外在的政治功业,是为儒者一以贯之的人生追求。儒佛文化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和层次,其一以贯之的精神则在于对个体的辩证否定和无限超越。儒佛之间,就此人生追求来看,有着相通性,也有其差别性,二者各以其特点,为中华文明做出了自己的历史贡献。

熊十力的新宋学思想发微

在现代人文学术界,熊十力之学被称为“新心学”。其实从“新宋学”的视角,更能够把握熊十力之学的学术旨趣与现代意义。熊十力将“宋学”理解为宋以后致力于复兴孔子的“内圣外王之学”,并将宋学历史演变分成北宋、南宋、明中叶、晚明、清乾嘉等五期。熊十力心目中的“宋学”典范,其实是由王船山为代表的晚明诸子推动完成的。在西学的冲击后他致力于复兴儒学,也是沿着晚明诸子的天人之学精神、科学精神、民族精神、民主精神而接着讲的“新内圣外王之学”。如果说他的新内圣之学主要源于宋学,并因受到西学的影响而发展出现代哲学本体论的话;他的新外王之学则是受到西学的挑战,希望从传统儒学中挖掘、阐发现代性的科学、民主思想。熊十力坚信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深入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

邵雍内圣外王之学的道学旨趣

邵雍与陈抟等道士之间有密切学术授受关系,但是他一生追求的精神境界与学术创造,恰恰表达出宋儒建构道学的思想目标和学术旨趣,所以道学家总是强调邵雍自创了百源学统。邵雍的“观物”之学既是究天人之际的内圣工夫,也是天人一体的内圣境界。邵雍的《皇极经世》是一部为君主探寻治道之书,但不是富国强兵的政制谋略,而是将君主的国家治理原则与宇宙法则统一起来的政治哲学。邵雍的观物之学与《皇极经世书》,均是依据“大中至正之道”的宇宙本体,可见其内圣之学与外王之学的终极依据完全是统一的。邵雍独特的内圣外王之学,使得后世的道学史撰写总是希望将其纳入到正统儒学的道统谱系中来。

《齐物论释》与章太炎的“内圣外王”之道

章太炎的名著《齐物论释》通过以佛解庄阐明了自己的“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即自由,“外王”即平等。所谓自由,是指佛家“常乐我净”的涅槃境界。所谓平等,是离言绝虑的,既不可说,也不可知,因而,“不著名相,不生分别”,“任其不齐”,才能达到平等。太炎平等观的提出,其诱因主要是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和西方世界的“物役性”。他的“内圣外王”之道是他救世理想的两个步骤。因而,与作为“隐者”的庄子、作为“适世者”的郭象相比,作为《齐物论释》作者的章太炎,实际是宣传民族、民主和民生主义的彻底革命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