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道”——庄子的整体直觉审美方式浅析

从“道”的特点出发 ,论述了庄子之所以推崇“体道”这种以整体直觉为主要特征的审美方式的原因 ,并从体道的基本条件、体道的具体方式等方面阐明只有通过这种超片面经验感性和超有限理性的整体直觉的认知方式才能达到物我两忘 。

叶维廉比较诗学理论的独特建构

叶维廉的比较诗学研究始终寻求异质文化中共同的美学规律和共同的美学据点,寻求中西诗学的汇通。他的"模子"理论,无疑为他对目的的追寻打通了道路,而他的互照、互识理论,虽然也是在对同一目的的追求过程中产生的,却已经超越了原来确定的目标,转向了异质文化和文学间的"同异全识",转向了异质文化间、文学间的对话。而这种转向的产生,固然是时代文化发展迫切需求的结果,但更重要的是叶维廉对道家美学的参悟和领会不断加深所致。

全真道的创建与教旨

全真道是由王重阳在山东宁海创立的。在山东半岛,他度化了七大弟子即后来的北七真,山东半岛遂成为全真道的重要阵地。全真即全有形之物的本真,这个本真就是万物所蕴涵的道,道也就是真。人的本真就是人的本性,亦即人的道性。故全真道因倡导保全人的本真、纯粹人的本性而得名。

陈国符道教音乐研究之理解与认知

陈国符是当代较早涉足道教音乐研究的学者,其学术在道教音乐研究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文章以陈国符《道乐考略稿》《明清道教音乐考稿》两篇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为例,就如何理解和认知陈国符之道教音乐研究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作了阐释。

文学经典的批判创造性解读

中国的创造性文化是一种未被哲学观念化的文化,从而也没有形成相应的文学理论,其源头可追溯到神话创造天地的盘古、创造人类生命的女娲和燧人氏、伏羲、炎帝三皇,而文学经典中的创造是这种创造力的延伸。在儒法文化抑制创造的空间中,后来的文学经典一方面产生于民间借助道家获得创造的内心自由空间,另一方面又以作家独特的理解生命与文化的矛盾关系从而产生文本隐蔽的哲学性启示功能。文学经典的批判创造性解读,即是发现文学经典中作家的个体化理解世界与儒道释文化观念思想的批判创造性关系,并穿越文化观念挖掘作品深层的作家个体化理解世界之内容。

朱熹中期内圣道学学术旨归论

朱熹学术思想发展中期阶段的起点可以定在乾道五年(1169),而绍熙元年(1190)则成为晚年阶段的起始点。这一阶段,朱熹通过寒泉精舍讲学、寒泉之会、鹅湖之辩、义利之辩以及对"四书"的整理与发挥等学术活动,承续早期"为己之学",以明人伦而格物致知核心,不断完善了其思想体系,强化了内圣道学学术旨归。

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中的武当道教文化

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涉及武当道教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极具认识和利用价值。本文对其中关于武当山得名认识上的偏差予以了驳正,并对明成祖大力营建武当山的深层次原因作了深入探讨。与此同时,对诸多游记文学作品中蕴涵的武当道教渊源、真武传说、道士修炼及其日常生活等情况,也作了全面梳理和深刻分析。

庄子“达生”之道境

《达生》是庄子对通达人生的思考和探索。庄子建构了“与道为一”的理想人生境界,指引人们通过对“道”的追求,达到人生的顺达和通畅。庄子认为,人生通达要遵循“无为”的自然之道,守住真朴这个生命的根,超越物役物累,保持精神的独立和自由,内外兼养,适而不过。庄子的思考和追求,主要是通过一系列寓言形象予以诗意表达的。

《牟子理惑论》中所见的老子

《弘明集》首篇《牟子理惑论》中出现的老子,有三种形式,一是称引《老子》中的话语,二是称述老子名氏和著述以代表其学说,三是讲到老子的外在形象。在称引《老子》话语的内容上,其中有关于老子"道"、"无为"思想的借用,来解说佛教存在的价值;还有从道家生命哲学及生死观的角度,说明佛老的相通及其与道教养生术的差别。从《牟子理惑论》本身来看,道家老子的学说在其中就成为既值得继续弘扬,又可以与外来传入的佛教共存,当然也还有儒家孔子所代表的思想学说,三教共存乃至三教合一就成为其突出的主题思想。

身与物化,随缘任运——邢慈静诗作的佛光道影及其产生的根源

邢慈静所生活的明代末期,上自皇室下至平民宗教信仰极盛,她自幼便濡染了浓厚的佛道思想,这一思想成为她大半生从精神上摆脱厄运的"法宝"。她晚年自刻的《芝兰室非非草》木板诗集,字里行间都散射着佛光道影,反映了其自出嫁至终老的佛道思想轨迹,让人看到了一个实践了佛家"出世"即"入世’的精深教义的女信徒。

《庄子·养生主》“缘督”之意新释

“缘督”是《庄子·养生主》中通过“缘督”以养生来实现生命价值的具体原则和方法。文章在充分吸取历代学者对“缘督”之意的详实研究成果下,尝试论证将“缘督”作为工夫论的可行性,并以此为切入口,结合对《庄子·养生主》文本的深入解读,着重对“缘督”之意进行新的诠释。文章认为“缘督”工夫落实在体道过程中的“缘督”之意有两大可能性走向,一是以“顺中”为常法,落脚点在主体个人的工夫走向;一是以“循虚”为常法,落脚点在客观世界的工夫走向。并以“缘督”工夫作为理论支撑,认为可能贴合庄子本意的“缘督”之意可解释为“顺己之不化之心,循物之固然之理”。

理解与融通:《牟子理惑论》中儒释道三教会通管窥

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的儒道文化进行调和与融通,最终形成了三教合一的文化格局。《牟子理惑论》对于反映早期人们对于佛教的认识和理解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佛教在中国一定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作品。集中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佛教义理的认识和理解,通过系统介绍佛教的基本要素、佛教与儒家纲常名教关系以及佛道思想的同一性与分歧等问题,对儒释道三教会通与调适的路径进行了思维尝试和理论探索,这对于当前多元化局面下文化传承与创新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玄学经学圣人观及其玄、佛《春秋》学的理性诠释

作为魏晋玄学世界观、人生观及汉唐儒道经传理性诠释重要理论的玄学经学体"道"则"天"的圣人观,何晏、王弼等在建构时,其首先是注重对"道"的体认——将先秦融通儒道经典的《易》之形上之"道",经秦汉尤其是汉儒至上"天"论之后,又重新提升到"天"这一孔子儒家最高经学观念之上;更弱化甚或剔除了孔子儒家之"道"的人伦义及汉儒"天"观念的神秘性及其神学义,使其更具理性和哲理性意蕴。进而可被称为"新道家"的魏晋玄学家的"道"论;然后是魏晋玄学家又大都继承先秦儒家与道家的天、道、德两两合言或对言、甚至是以"天道"言"道"的"道"论思路,而进一步推演、深化之。特别是魏晋玄学家,因其以《易传》形上之"道"或曰其所提升的本原之"道"总控、融通儒、道两家之"道",并把道家老庄之体"道"与儒家之因敬天而法"天"这两大一而二而又二而一的层面(儒、道两家的各自侧重与特色),改造、整合为体"道"前提上的则"天"。汉唐尤其是这一时期的玄、佛《春秋》学学者,某种角度上说,以此为经学理性诠释的理论指导,来注解与阐发原有的《春秋》经传文本,这显明地体现在这些汉唐《春秋》学学者的对其中"道"与"天"的相应注疏及著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