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转型对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的影响

本文主要探讨19世纪全球转型对于不平衡与综合发展(UCD)的影响。全球转型使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进一步强化,这先是产生了不平衡与综合程度更为加深的世界秩序,随后又形成了不平衡性减弱,但综合性逐渐增强的世界秩序。这段时间可以说是不平衡与综合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强化时期,它导致的结果是,整个19世纪与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都处在高度中心化的、中心—边缘全球秩序之下。但是,自20世纪中叶起,这一秩序被去中心化的全球秩序取代,21世纪初以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去中心化的全球秩序虽然仍具有高度的综合性,但它在现代权力模式的分布上则具有明显的分散性。权力、财富和地位的极端不平衡,即全球现代性初始阶段的特征,也因此减弱了。

肯尼思·沃尔兹与列夫·托洛茨基——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视角下的无政府状态

由于沃尔兹错误地将地缘政治过程与社会、经济过程割裂开来,他的新现实主义理论饱受诟病。然而,沃尔兹的批评者们也未能指出:社会现象和地缘政治现象如何能在一种统一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中得到解释。诚如沃尔兹所言,这样的理论必须通过以下三个检验:它必须确定一个具体的国际关系现象领域的界限,必须辨识出这一领域中的结构化影响(并因此能够理论化)以及必须提供"一种敏锐的直觉"以揭示那些解释这些影响的因果关系。"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U&CD)能够通过上述三种检验。"国际"可以界定为由各种社会互动的多样性所产生的现象。我们运用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理论能够识别社会多样性所产生的各种国际性的结构影响。通过思考人们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争论,我们来探究由"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所确定的因果机制如何被用来建构一种统一的社会学和地缘政治学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