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恶意交易行为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为视角

2022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14条所设置的网络恶意交易行为规制条款是此次修法活动中的一大亮点。针对网络恶意交易行为进行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其必要性在于此种行为引致的不法竞争损害,合理性体现为既有规范适用所呈现的约束不足。立足规范文本来审视网络恶意交易行为规制条款,其主要面临着“单一规范中的内部不足”与“法律体系下的外部不足”两方面问题。寻求网络恶意交易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改进可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明确界定网络恶意交易行为的概念意涵;二是注重不同网络恶意交易行为规范类型构建的区别与联系;三是确保网络恶意交易行为规制条款的外部关系协调。

网络交易虚假评价行为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

网络交易虚假评价行为表现为引诱评价、虚假评价与恶意诋毁三种样态。由于一般条款的不确定性与具体条款的局限性,反不正当竞争法在规制网络交易虚假评价行为的司法实践中,存在截然不同的三种不同思路:单独适用一般条款、单独适用具体条款以及混合适用两类条款。基于消费者评价权滥用行为规制制度的照应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多重目标的合理位序,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网络交易虚假评价行为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其规制面临着行为类型标准逻辑不确定、行为主体及其责任不均衡、消费者权益直接保护机制缺失的困境。破解此困境,首先要实现网络交易虚假评价行为规制的个案规范、类型化尝试与法律转变,明确行为界定逻辑标准;其次,扩大行为责任主体范围;最后,建立对消费者整体利益的直接保护机制。

网络交易信用欺诈行为及法律规制方法

网络交易信用欺诈行为即"炒信"行为,是随着网络交易的发展而兴起的一种新型民事欺诈行为,既构成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行为,也构成对网络同业销售者、服务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也侵害了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合法权益,对网络交易秩序具有危害性,阻碍网络交易活动的正常发展。对此,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调整手段,认定网络交易信用欺诈行为为侵权行为,予以侵权责任的法律制裁,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包括同业网络销售者、服务者以及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合法权益,保障网络交易的正常发展。

上市公司非公允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制——以刑事责任为中心

关联交易带有与生俱来的非公允倾向。在我国特有的市场发展路径及法制发展尚不健全的背景下,非公允关联交易呈现出鲜明的自身特点以及愈演愈烈的发展趋势。本文通过将我国现有关联交易法律制度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践进行比对,提炼出更为科学、合理的界定标准及价值评判体系,并在此基础上优化和完善以刑事责任为中心的规制体系,增强法律惩戒实效,对于有效规制非公允关联交易,维护公平、诚信的市场理念,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数据交易如何破局——数据要素市场中的阿罗信息悖论与法律应对

数据交易已经成为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的难题,各地纷纷建立大数据交易所,但交易规模与额度非常低。数据交易面临阿罗信息悖论:交易需要披露信息,但披露信息即意味着数据价值的丧失。有观点认为,应通过数据产权保护消解阿罗信息悖论,避免相关的公地悲剧、"搭便车"与激励问题。但数据具有价值不确定、一定程度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数据产权并不能解决阿罗信息悖论,也不会克服公地悲剧,反而可能造成公共资源私有化、溢出效应丧失等问题。数据交易与产品流通型交易不同,具有服务合作型特征。大数据交易应以婚姻介绍所为模型,成为撮合数据交易、提供安全认证的机构,而非以商场或证券交易所为模型。法律应设置大数据交易所的安全保障义务,积极利用知识产权、合同制度,同时审慎应用反不正当竞争制度保护数据交易。

上市公司非公平关联交易产生的根源与间接原因

论文应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非公平关联交易行为进行了分析。我国上市公司产权制度是产生非公平交易的根源,信息不对称、中小股东的不参与行为和政府监督部门监督不力是导致非公平关联交易产生的间接原因。政府应该明确规定公司对投资者的回报方式、聘请中介机构公正审计会计信息,保证公司的所有股东获得其合法收益。

中国上市公司非公允关联交易的根源及治理对策建议

中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频繁发生且交易金额巨大,非公允关联交易普遍存在,问题公司常常通过非公允关联交易解决其存在的问题。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强,关联交易和非公允关联交易会有所减少,但短期内无法根除长年沉积的痼疾,尤其是在关联交易多样化和非公允关联交易隐形化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深刻剖析非公允关联交易存在的根源及其找出治理对策是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股权结构、公司绩效与非公平关联交易实证研究

本文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通过非公平关联交易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文章通过股权结构特征与关联交易量、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型国有控股公司的关联交易量要明显多于法人控股型公司和股权分散型公司，而其绩效却明显低于法人控股型公司和股权分散型公司。因此非公平关联交易严重影响了公司绩效和侵占了中小股东的利益。

非公允关联交易的必然性、可能性与监管思路

从制度经济学看,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名义上属于买卖的交易,但实质上属于管理的交易或限额的交易,有着性质上非公允的必然;从公司治理结构看,国有股的不流通、绝对控股以及中小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存在明显的供给不足,导致了控股股东通过非公允关联交易从上市公司转移利益的必然。规范关联方交易的有关法规不能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为非公允关联交易的发生提供了可能。对非公允关联交易进行监管时,应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有关法规,从根源上控制非公允关联方交易。

我国上市公司非公平关联交易的经济伦理学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非公平关联交易的大量存在会对企业独立生存能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正常的市场秩序以及公众的投资理念产生负面影响。控股股东义利观的倒置会降低企业的独立生存能力,管理机构义利观的模糊则会干扰市场正常秩序,这从内外两方面导致上市公司形成非公平关联交易偏好,而股权分置则是根源所在。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价值理念的冲突是其形成并发展的内生原因,政府习惯性干预市场的思维方式则是外生原因。因此,只有切实提高上市公司股东和政府的经济伦理意识并不断完善以公司治理机制和政府监管为代表的制度安排,才能从根本上治理股权分置进而改变非公平关联交易现象,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关联交易若干问题研究

随着关联企业集团的发展,关联交易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非公平的关联交易损害投资者和债权人利益,对它的规制问题日益受到重视。非公平关联交易产生了对法人制度、有限责任制度的扭曲,这是对公司自治的否定,它打破了利益主体的平衡。在探讨非公平关联交易的产生基础上,应从制度安排上予以规制。

上市公司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制度绩效的实证检验

我国上市公司终极控股股东利用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普遍通过非公平关联交易、违规信息披露、市场操纵等方式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非法侵害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等角度,通过逻辑回归分析,分别对股权分置改革时期、后股权分置时期中国上市公司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制度的绩效进行实证检验,这为制定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的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

论股东表决权的制度功能与内在缺陷

股东表决权制度具有制度创建与组织构造、公司权利配置和权力制衡、利益激励和制度约束、股东权益保障等基本功能。但基于股权(资本)单位表决权平等、一股一权的资本多数决原则在控制股股东、公司“内部人”滥用下走向异化,从而衍生出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失衡、不公平的关联交易和内部人控制等消极效应。因此,引入股东表决权例外排除制度,从事前预防机制着手,对控制股股东、公司“内部人”滥用资本多数决加以有效阻却,将其损及公司和公司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动因扼杀于未然状态,对有效地从制度源头消除股东表决权制度的局限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非公平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与终极股东隧道效应

我国上市公司终极股东普遍采取违规信息披露与非公平关联交易的方式侵占中小股东利益,从而产生了终极股东的隧道效应。本文通过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了能够抑制终极股东隧道行为的主要因素,为推进股权分置改革进一步深化,改善上市公司治理,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

论对不正当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制

关联交易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应属于中性范畴,其存在有其必然性和一定合理性。但是不正当关联交易的客观存在严重损害了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的权益,必须运用各种法律手段予以规制。

我国上市公司非公平关联交易的经济伦理学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非公平关联交易的大量存在会对企业独立生存能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正常的市场秩序以及公众的投资理念产生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控股股东义利观的倒置会降低企业的独立生存能力以及管理机构义利观的模糊会干扰市场的正常秩序,而股权分置则是其根源所在。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价值理念的冲突是其形成并发展的内生原因,政府习惯性干预市场的思维方式则是外生因素。因此,只有切实提高上市公司股东及政府的经济伦理意识并不断完善以公司治理机制和政府监管体制为代表的制度安排,才能从根本上治理股权分置并进而改变非公平关联交易现象,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如何限制上市公司不公平关联交易

分析了上市公司不公平关联交易的现状、危害及其信息披露情况,阐述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加强对关联交易的审计、强化市场监管功能的必要性及其注意点.

论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制

关联交易中常有侵害国家、投资者、债权人利益的诸多不公平现象,须在现有《公司法》相关条款基础上尽快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立闻联交易股东大会批准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确立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监督制度,改进决策制度,健全关联公司外部债权人保护制度。

对非正当关联交易追究刑事责任的可行性分析

当前,国内许多公司企业在现行法律不能有效控制,监管滞后的市场环境中因利益驱动而丧失企业和经营者的自律意识,导致开展非正当关联交易。此类行为具有巨大的社会危害性,可以预见,随着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逐步深化、跨国公司并购浪潮的到来,不正当的关联交易将会越来越泛滥地出现在我国经济领域,随着外资的进入,会严重地导致国有资产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外流。因此,在这一关键时期,引进刑法对非正当关联交易进行强制性管制和整顿是必要的。

电子商务平台“二选一”行为的法律性质与规制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实施"二选一"行为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平台内经营者或用户只和自己进行独家交易,排除其与自己的竞争对手进行交易的可能,实现对市场的不合理独占。这种行为会限制竞争,给平台内经营者造成巨大损失,最终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使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面临威胁,导致并加剧数据垄断风险。而当数据信息成为新的市场基础设施,数据垄断就会反过来从根本上损害市场竞争。对"二选一"行为性质的认定中,应当明确接受免费服务的网络用户也属于消费者,将"二选一"行为主体的市场地位作为选择法律规制路径的重要依据,在认定行为主体是否具备市场支配地位时,应以"二选一"平台的核心业务界定相关市场并评估其行为对竞争的影响,并应结合"网络竞争"和"平台经营"的特点综合认识"二选一"行为。规制这种"二选一"行为,《电子商务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三部法律均有适用空间:以"二选一"情节的轻重和法律责任的轻重作为依据,依次适用《电子商务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而当前两部法律所规定的处罚力度仍不足以威慑平台经营者时,再适用法律责任最重的《反垄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