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政策促进共同富裕:内在逻辑、现实问题与实现路径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财政既要促进做大经济发展的“蛋糕”,更要注重“分好蛋糕”,用好财税政策工具,着力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聚焦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协同发展、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等方面,阐释财税政策发挥作用的内在逻辑和实现路径,分析存在的制约因素,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全国统一大市场税收制度优化研究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税收制度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完善的税收制度有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但目前我国税收制度仍存在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缺乏规制、对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效果不佳、税收与税源背离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有必要规制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保障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完善征税制度,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税收制度不断完善,更充分地发挥税收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助力作用,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税收征管数字化、税收竞争与统一大市场建设

自“金税”工程启动以来,我国税收征管数字化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并产生了重要的治理效应。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而言是基础,也是途径,其实现也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好重要铺垫。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否为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助力?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以2009—2015年全国194个城市的统计年鉴等数据为基础,基于“价格法”进一步延伸,计算其2010—2015年的市场分割指数,度量统一大市场建设情况,利用金税三期这一政策冲击,以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税收征管数字化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系。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确实能够降低市场分割程度。机制分析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降低政府间税收竞争程度来实现的。这种促进作用在制度壁垒高、城市受省界影响程度高,以及地形起伏度高的地区更为明显,且调节效应分析表明,这种促进作用会受到地区财政分权程度的影响。本文丰富了税收征管和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相关研究,也为进一步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提供了参考。

南京国民政府废除常关制度探略

民国初期,常关数量众多,其税收是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之一。但是常关无论其性质还是实践结果,都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明显的落后性,因此,社会各界废除常关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着手以一种新的统税制度代替旧有的通过税制度,在此前提下,1931年宣布废除常关制度。

“刚性”与“弹性”:村庄账簿所见太行根据地农村统一累进税的计算

太行山文书藏有三册偏城县西安居村赋税征收组织编制的1945年秋季全村统一累进税分户计算账簿,对其开展整理研究,可将统一累进税的研究推进到农村基层的具体操作层面。通过剖析这三册账簿可知,西安居村赋税征收组织在计算统一累进税时,较为严格地执行了相关法规。虽然常常出现技术性误算,但是这些误算对大多数农户的负担分数影响都不大,还不足以改变统一累进税负担面的基本分布。在计算过程中,村庄赋税征收组织利用扣除“歇扇地”产量的做法,将贫农阶层的一小部分负担主要转嫁给中农阶层,在村庄内部实现了对各阶层负担的自我调适;在对土地单产使用七成年景下常年应产量的前提下,村庄赋税征收组织以两种不同的办法,将受灾户的相应负担转嫁到未受灾户身上,在村庄内部实现了对受灾土地负担减免的自我调适。西安居村赋税征收组织对统一累进税的计算过程显示,太行根据地农村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在应对上级交办的任务时,采用了“刚性”与“弹性”相结合,以“刚性”为主、“弹性”为辅的治理原则。

税收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内在逻辑、现实问题与实现路径

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税收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理论逻辑上,坚持税收中性、落实税收法定、优化税收征管以及强化税收监管和执法,有助于要素和资源市场统一、市场基础规则统一、市场基础设施高标准联通以及市场公平竞争。在实践逻辑上,我国税收的演进也始终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程为基本线索,以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核心导向。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现阶段我国税收体系与全国统一大市场之间存在的现实问题出发,认为应该从强化税收制度中性、规范税收优惠立法、推进区域纳服协同、增强税收治理能力入手,服务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目标。

税收分成、财政激励与市场整合——来自“增值税分成”改革的证据

财税政策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制度保障,对建设全国大市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利用价格法测算2009—2020年地级市层面的市场整合程度,并以2016年增值税分成改革为外生冲击构建强度双重差分模型检验财政激励对市场整合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分成比例提升产生的财政激励有利于市场整合,这种正向影响在市场化指数高、市场整合程度大以及规模较大的城市中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税收分成比例的提升能够激励地方政府进行税收竞争与财政支出竞争,其中税收竞争对市场整合会产生负向影响,而财政支出竞争则会产生正向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税收分成比例提升有助于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当前应改革政绩考核体系,规范地方政府税收竞争行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法治政府与服务政府;完善税收分成制度,优化财政激励机制等。

数字服务税的反思与中国选择

现行国际税制对数字巨头有效课征不足,数字市场国无法分享数字税收利益。数字服务税作为税收分配的单边新方案,或长期与多边规则共存。考察税制本身,税种归属扑朔迷离导致其合法性存疑,课征门槛的歧视嫌疑引发公平性争议。从与国情的兼容性角度,我国数字税收与税源基本重合,缺失与他国争利的需求;且本土数字企业税负未畸轻于其他企业,无充分的可税性基础;兼考虑政策层面,数字服务税与我国发展目标理念相冲。因此,数字服务税非中国的优良选择。中国税制的现代化转型需要与双支柱多边方案接轨,同时强化央地税收划分中的公平理念,试点探索数据税制度,构建数字平台税源征收制度,在税收分享、税源挖掘、税款稽征上回应现实难题。

全国统一大市场下的财税制度建设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当前迫在眉睫的任务在于打造一个既具有高效能、规范化,同时确保公平竞争、开放性强的全国性一体化大市场。同时,需要深入领会《意见》的深远影响和紧迫性,增强对风险的防范认识,提升在极端情况所需的灵活应对机制和有效治理方略。新时期,需要谋取不断增强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面对压力时的稳健性和保障水平,坚持在抢占关键科技高地的竞争中取得成就,不断增强战略资源保障能力,确保国内市场稳定,确保国家经济建设在常规或极端情况下保障稳定运行,并持续维系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总体安定。经过多年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我国已经建立起全球最为完备、规模最为宏大的工业体系及相应的支撑实力,并且拥有国际领先的研发创新能力与先进制造水平。同时,在确保内需市场顺畅性的前提下,在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还看到诸多明显的弱点和薄弱环节。一定程度上表现在产业链基础设施脆弱,决定性、核心性技术掌握不足,对外依存度较高,链条断裂的威胁依旧存在;创新源头活力不强,基础性科研成果缺乏创新的突破;以及对于外源性能源,如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资源的依赖程度过高等具体难点和堵点。在全球百年巨变快速推进之际,日益增加的外部限制和施压有可能在任何时候加剧,隔离及供应链的崩断风险不停提高,许多弱项与易受攻击的链接问题将愈发明显地显示出其易损性。该文试从财税政策和相关制度建设维度出发,着重针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各产业有序链接、高效畅通的层面更好发力,从制度建设角度讨论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建议。

陕甘宁边区农业统一累进税的试行与成效

为应对皖南事变后愈加严峻的财政问题,陕甘宁边区创造性地提出了救国公粮的概念,但在实际征收中存在诸多问题,不同地区之间负担不平衡、不合理的现象时有出现。所以在1943年之后,陕甘宁边区学习晋察冀根据地的经验,逐渐以统一累进税代替救国公粮,实行更加完备的土地清丈、确定税负和民主评议,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基础上,使人民负担更加公平合理。另外,大规模的土地调查也促使中国共产党的行政力量深入到乡村基层,为实施大规模的民众动员打下了坚实基础。

个人所得税、负所得税与社会保障税三税统筹设计的构想

简要介绍了负所得税的不同版本,在此基础上国内第一个提出个人所得税、负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三税需要统筹设计,旨在解决我国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和调节我国日益严峻的收入分配差距两个重大问题。通过实例论证了三税如何统筹设计,以及与之有关的制度设计等。

对我国保险税收制度的思考

我国现行的保险税制存在着整体税负偏高、不利于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影响总准备金的积累及税负不公等问题。为此 ,建议降低保险业的税负水平、取消对外资保险企业的优惠政策、改革现行营业税统一税率的做法 ,实行分险纳税 ,以充分体现国家的政策导向。

我国两税合并的社会经济福利效应分析

2007年年初国务院批准了合并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为25%,并从2008年1月1日起实施。外资企业在经历了20年的税收优惠政策之后,开始承担与国内企业相同的所得税税率。统一企业所得税率在自由竞争的经济环境中有增加社会福利的效应。但由于我国仍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有很大的不同。因此,统一税率对我国总的社会福利的影响可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有所不同。文章通过对我国内外资企业生产方程的不同设定来反映内外资企业的不同特点并考察统一税率对我国劳动力配置、资本需求及社会整体福利可能带来的影响。用2004-2006年的统计数据进行了模拟计算,结果表明,两税合并短期内使我国社会整体福利略有下降,在考虑国有企业冗员的情况下,两税合并使社会福利在三种情形下分别下降0.18%、0.17%和0.13%;而考虑国有企业经理负责制时,两税合并使社会福利分别下降0.25%、0.21%和0.15%。但从长期看,两税合并最终会使我国的社会福利有所增加。

实行城乡一元税制的现实基础分析

农民负担沉重的根源是我国多年来形成的城乡有别的二元税制结构。要减轻农民负担,需从制度层面上调整城市偏向的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实行城乡统一税制。

分工视角下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奇迹,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经济政治形势以及中国产业分工结构和国际分工地位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分工与协调的视角下,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部署对进一步扩大中国有效市场规模、提高分工专业化水平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考虑到中国地区间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差异较大,需要破除“唯GDP论”,构建和完善地方之间分工合作的激励机制,以财税分享制度为抓手,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上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实现地区之间的差异化分工协作以及产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的市场化配置。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背景下土地税制的完善

通过税制改革分配土地增值收益,不仅符合中央确定的“初次分配基于产权和市场,二次分配基于税收”改革目标,而且具有合宪性。在第三次修正的《土地管理法》已于2020年开始实施的背景下,需要按照城乡统筹发展、共同富裕的理念,体系化地检讨现行的土地税制结构和土地管理制度,并通过相关税种、税基、税率的优化和完善,建立健全国家、集体和个人合理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新型法律机制。具体而言,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环节,应统筹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税种的完善,以适应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体制变化;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保有环节,应通过房地产税制度的完善,解决为地方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筹集资金、遏制土地闲置等问题;在税率制度设计环节,各项旨在分配土地增值收益的税种的综合税率应当遵守“半分原则”,不能侵犯土地财产权的本质特征。

背后: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统累税税则的出台与修订

以往学者对中共革命制度史的研究多有“政策—效果”模式之不足,缺乏政策出台之前的酝酿过程和出台之后的修改过程,尤其是缺乏相关人的参与和作用。对晋察冀边区统累税税则的出台和修订的梳理和考察,为此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制度史案例。在1940年统累税办法的酝酿及产生过程中,中共中央领导人及派出机构领导人都起了重要的统领作用。边区党政领导人对此也多有讨论和认识,但其发挥作用更多是在统累税暂行办法出台之后1941年至1943年的修改过程中。在此过程中,达成财政收入目标与追求负担公平、切合社会实际的矛盾与调和,是税则调整与变化的根本动力,党政机构与地方社会的良性互动为制度创新及运行奠定了基础,由此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实践论。

试论城乡通开的统一税制

现行城乡割裂的税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弊端,如使增值税链条中断、造成农民负担沉重、使分处城乡的纳税人税负不公以及对一些经营项目的漏征,等等。建议通过废除专门对农民征收的税种、对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的调整以及对城乡共同开征社会保障税等具体办法来解决。

地区间税收竞争与税收转移制度研究

税收竞争分为正当竞争和不正当竞争,后者是地方政府滥用税收优惠或变相利用财政奖励手段吸引其他地区创造的税收转移,获得了本不属于本地所创造的税收。不正当税收竞争不仅使创造税源的地区税收流失,破坏全国统一的税收秩序,危害区域间税收公平,而且也为企业偷漏税行为埋下了制度温床。通过探讨地区间不正当税收竞争表现形式、危害及其纠正措施,认为完善地区间的税收分配机制要健全企业总部与基地间税收分享机制,严格清理规范全国税收制度,加强税收转移监控,修订税收征管法和明确国内税收管辖权制度等。

统一涉内外企业所得税法刍议

目前 ,我国对内外资企业所得进行征税时 ,实行双轨制 ,即涉外企业和内资企业分别适用相应的所得税法。本文从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法的角度出发 ,探讨了设置两套所得税法原因、统一企业所得税税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以及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法的统一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