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特有机建筑与“天人合一”思想

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赖特的有机建筑始终坚持“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设计理念,创造了无数经典之作,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很大反响,至今仍为人们所迷恋。赖特的有机建筑分成草原式住宅和美国风住宅两个阶段,这两种风格的住宅创作均体现出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因此,挖掘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精神,以此来诠释赖特的有机建筑,可以更加深入地体会建筑的内在涵义,并从中吸取一些对当代建筑创作有益的精髓。

人神之际:古代中国五帝祭祀的变迁(上)

祭天、祭宗庙、祭先代帝王等是古代中国国家祭祀中最为重要的礼仪仪式。五帝祭祀与古代中国多神论相关,萌芽于春秋时期,大约到汉初才形成相对完备的祭祀体系。自战国五行学说流行,五帝祭祀又逐渐蒙上五行色彩,五帝转化为保佑一方的先代圣王。汉末,郑玄利用谶纬等资源,将五帝改造成五精帝,与至上神昊天上帝结合而成'六天说';王肃则强调五帝非天,持'一天说'。后世礼家分别依郑、王学说为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魏晋南北朝至唐玄宗之前,五天帝说占上风,唐玄宗时始在郊祀、明堂中区分五天帝、五人帝配飨,将五帝一分为二:一为天帝;一为人帝。这一祭祀方式一直延续到元代。同时,从五德始终角度出发,北齐、北周开始祭祀感生帝。明初,否定五帝为天,恢复为人帝,在各种祭祀中将五帝排除在外,也不再祭祀感生帝,另立三皇祭祀和历代帝王祭祀,五帝则被纳入历代帝王祭祀中。这一规定在明清两代没有改变。这种由人而神,由神而人的衍化路径,无论在古代中国国家礼典中还是民间淫祀中,大多均经历过这样一条衍化路径。这一现象,值得深思。

论道教与基督教的生命观

对生命的探索是人类永恒的话题。道教对"长生久视"的努力,基督教对"永生"的追求,既是人类对生命永恒的无限向往,也是对生命的终极关怀。道教是世界上少有的重视人的现实生命的宗教,道教对生命价值的神圣化,虽表现为神学的描述,但重视生命,特别是现实生命的价值,无疑是符合现代人理想的。道教基本的人生价值观是"重人贵生"、"我命在我";基督教基本的人生价值观是"荣神益人"。

人的有限性与上帝的可能性——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拯救主题

在人与上帝的二维向度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展开了寻求拯救的主题。小说通过拉斯柯尼科夫等人的悲剧,否定了人企图取代上帝实现自我拯救的可能,昭示了人的有限性;通过索尼娅等人所持守的十字架精神,展现了人在上帝中获救的无限可能性,但现实与历史又把信仰置于永恒的怀疑中。小说对于人与上帝的可能性考察并没有完成。这种对话的未完成状态,正昭示了真理的开放性和拓展性。

神话视野下的中西方体育文化差异

从神话学的视角出发,采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的方法对中西方神话中神的形象、价值观、自然观进行比较研究,在揭示中西方体育文化存在审美意识、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差异的同时,阐释了神话与体育文化的内在联系:神话作为民族文化的结晶,其蕴含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性格势必会深深烙刻在各民族的体育文化上。

人神之际:古代中国五帝祭祀的变迁(下)

祭天、祭宗庙、祭先代帝王等是古代中国国家祭祀中最为重要的礼仪仪式。五帝祭祀与古代中国多神论相关,萌芽于春秋时期,大约到汉初才形成相对完备的祭祀体系。自战国五行学说流行,五帝祭祀又逐渐蒙上五行色彩,五帝转化为保佑一方的先代圣王。汉末,郑玄利用谶纬等资源,将五帝改造成五精帝,与至上神昊天上帝结合而成“六天说”;王肃则强调五帝非天,持“一天说”。后世礼家分别依郑、王学说为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魏晋南北朝至唐玄宗之前,五天帝说占上风,唐玄宗时始在郊祀、明堂中区分五天帝、五人帝配飨,将五帝一分为二:一为天帝;一为人帝。这一祭祀方式一直延续到元代。同时,从五德始终角度出发,北齐、北周开始祭祀感生帝。明初,否定五帝为天,恢复为人帝,在各种祭祀中将五帝排除在外,也不再祭祀感生帝,另立三皇祭祀和历代帝王祭祀,五帝则被纳入历代帝王祭祀中。这一规定在明清两代没有改变。这种由人而神,由神而人的衍化路径,无论在古代中国国家礼典中还是民间淫祀中,大多均经历过这样一条衍化路径。这一现象,值得深思。

植物、宴饮与鬼神:傣洒人的生态文化变迁

作为经济作物的甘蔗在云南新平傣族稻作文化中崛起后,不仅引发了农田里植物的"战争"——甘蔗和水稻的竞争,还触发了当地宴饮形式的变迁,更深层的是,这些变迁带动着文化在空间观念、时间观念和人鬼神关系诸方面的变化。

简论但丁《神曲》中人与神的对立交融

但丁是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诗人和思想家,他站在新旧纪元的转折点上,把新旧两种思想交汇于一体。他的代表作《神曲》集中地反映了但丁所处的时代特征,充满着新旧思想观念的矛盾冲突,中世纪神学的旧思想与人文主义新观念之间的矛盾,并贯穿于整部作品。这种矛盾斗争具体地表现为人与神、形与魂、阳界与阴界、神学与人道的对立与交融,这种对立和交融又是紧紧围绕它的主题思想,及其自由思想和爱的思想而展开的。

身体在时间中的呼喊与细语——关于影片《呼喊与细语》的再读

在伯格曼的影片《呼喊与细语》中,身体及对身体的触摸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凸现出来,身体在时间中彰显其意义。正是在时间中,身体成了人与人纠结的场所,人与神沟通的桥梁,发出了它不可遏制的呼喊与细语。由此,玛丽亚与卡琳扑朔迷离的关系得到了解读:古老的红色背景中玛丽亚的美丽身体彰显了它在时间中的意义;安娜与艾格尼丝"此在"的身体,把过去和未来交织和融为一体,完成了人与神沟通的重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说,伯格曼的影片《呼喊与细语》就成了世俗版《圣经》关于身体的神性的"呼喊与细语"。

生态神学发展嬗变的理论轨迹

生态神学体现出当代宗教思想家对生态危机的积极应对和明智思考,主张重新确认"上帝-人-自然"之间的关系,认同自然的神圣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友好共处。本文梳理了生态神学理论形成和流变的线索,着重论述了20世纪上半叶以来怀特海、施韦泽的生态神学理念,林恩.怀特、考夫曼对基督教神学传统的反思和批判,以及莫尔特曼的"三位一体创造论"、"创造的圣灵论"和"生态的安息日论"等理论。

从先秦两汉艺术品装饰题材看天地人神关系的演变

因史前原始社会先民对自然物的万物有灵观、对某些特定动物的图腾崇拜而初步形成天地人神的概念,商用时期强化了天地人神闻的关系,随着春秋战国时期人类自身认识的觉醒,以至于在两汉时期达到了天地神人关系的完善。这表明人类对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认识乃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

文化整体视野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命运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现代中国整体变革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现代社会制度和现代社会生产变革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社会的根本保证,与现代制度、现代生产构成了一个整体。反过来,在这个文化整体中,只要有部分发生变化,其他部分也难以为继。"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后,在苏俄的影响下,文化思想界和政治革命家对制度文化、思想文化认识上发生改变,整体文化变革出现裂痕,最终导致了新文化运动危机的出现直至失败。

《西游记》“以人为本”的主题新探

《西游记》围绕着唐僧取经这个中心,突出的是人而不是神,“人—人间—社会”是主题线索,而“人”又是复合式的带有特殊性的人,神、佛、妖、魔都由这个复合式的“人”去发生关系,因而也就都处在了次要地位。作品以妖魔对“人”的向往与追求,赞美了人;以孙悟空由“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化,赞美了治世追求者。所以,《西游记》是从高视点上突出了人本思想。

民间祭祀娱神意义的变迁

民间祭祀一旦作为民众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需要,它天生就具有了一种娱乐意义。而且,随着科学的兴起以自助思想的传播、城市生活的发展,人类对于环境的控制能力不断增强,民间信仰随之不断衰落,遗存的民间祭祀也出现了多重文化时空层叠整合的现象。民间祭祀娱神的成分逐渐减少而娱人的成分逐渐增加。

从马克思哲学的高度解读“以物为本”和“以人为本”

“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催生各种“拜物教”,导致道德滑坡;官商勾结;“以物为本”的“拜物教唯物主义”的经济增长战略,是我国生态破坏的哲学思想根源。“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对“以物为本”的发展观的纠偏,践行这一发展观就是把人当作目的,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把人的“精神力量”视为人的“内在本质”,并把人的“实践力量”视为人的“外在本质”。

神话自然观与中西体育文化差异

中西神话自然观存在着"天人合一"与"天人二分"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源于中西方对"人"与"自然"地位的不同感受。神话自然观的差异通过作用于原初形态和思维方式,对中西体育文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专题视点:从施莱尔马赫到克尔凯郭尔的哲学神学的时代研究

施莱尔马赫提出，宗教的对象是宇宙以及人与宇宙的关系。为此，他殚精竭虑探索宗教“源自何处”和宗教为何“必不可少”的问题。笔者把它们概括为宗教的独立性与宗教的合法性，并认为这是哲学神学的两项重大成果。哲学神学提出并践行从关系的维度考察宗教的新视角，开辟了给宗教定位的新思路并对宗教做出了较为恰当的定位，为人们怎样认识宗教做出了重大贡献。就其与康德哲学的关系来说，它们表明施莱尔马赫继承了康德哲学的优秀遗产，但在宗教的问题上他又不是康德道德宗教的拥趸。

西方古典人文精神的两个基本问题

苏格拉底、柏拉图提出“人是什么?”奥古斯丁提出“我是谁?”这是西方古典人文精神的两个基本问题。古希腊人对“人是什么”问题的回答把理性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奥古斯丁所问“我是谁?”使人脱离了自然秩序,把自己放在上帝面前。人为自己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即人与上帝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爱的关系,爱即信。中世纪基督教对于“我是谁”的回答,把信仰提到了首位。

无望之中的希望——《马可百万》给人的思考与警示

通过马可.波罗家族的疯狂的攫取本能和无限的物质欲望,展现二十世纪美国现代资产阶级的攫取式的生活方式不再需要宗教力量的支持,现代资产阶级的精神已经死亡,上帝已经死亡。奥尼尔讨论的是“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揭示的是美国现实生活的悲剧,也是“在无望之中希望”的人类共同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