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东坡——宋僧惠洪在海南的“补东坡遗”

惠洪一生崇拜苏轼,其《石门文字禅》中化用苏轼诗句诗意一千多处,其文论主张也与苏轼如出一辙。惠洪在苏轼北归十年后被流放海南,写下“补东坡遗”诗七首,补足苏轼在海南当写而未写的内容。这种“补遗”方式可能受到苏辙《补子瞻送姜唐佐秀才》诗的启发,但在时间、地点、数量、性质和艺术手法上有所不同。“补东坡遗”是惠洪对当代文豪、前辈诗人作品的续写补写,显示出他“规模东坡”的创作心理,对于我们了解苏轼和惠洪在海南的活动轨迹和创作理念,都有一定认识价值。

从元宇宙到法律3.0:兼论人工智能法的谱系

元宇宙是大数据、人工智能、5G、AR/VR等既有技术融合应用构造的数字化空间。传统法律1.0设计规则体系调整特定的事实。法律2.0具备了新规则和监管框架,直接服务于相关政策。法律3.0承认新技术亦是监管工具。技术对法治系统的影响始于系统论,兴于网络法。人工智能法治不同于互联网法治。用户以数字人进行生存、交互,算法化主体除了共识机制(代码)之外,再无任何层次结构。法律3.0并不意味着法律2.0或1.0的终结。法律3.0将重新理解监管责任作为核心,对技术工具的使用设置三重许可。国内外最新的人工智能立法实践体现了法律3.0的精神。

基于成文法和不成文法结合的实用性村庄规划策略探讨

与传统的城市规划不同,村庄规划既存在自上而下的规划编制和政府管理措施,也存在自下而上的村民自治。随着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展开,关于新时代下村庄规划的研究和探索多从单一角度或某片区域入手,不够系统全面,且对村民主体的自组织性研究不足。因此文章从成文法、不成文法两个角度,通过对以成文法为基础的十省市村庄规划导则的解读以及以不成文法为基础的村民自治的研究,分析村庄规划中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如何结合的问题,并依据笔者在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梧桐乡村庄规划的编制实践与研究,思考具有可适用性的村庄规划编制策略,以期为实用性村庄规划的编制与实施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

试论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与互补

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 ,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 ,存在着冲突 ,但有着共同的目标追求。在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 ,应充分利用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价值 ,并注重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继承与改造 ,协调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冲突 ,实现二者互补和融合的良好状态。

少数民族习惯法对国家法制现代化建设的作用

本文在否定法制现代化即用欧美国家法律制度全盘取代传统法律制度的同时,也指出了“国家法律至上”的理念绝对化的缺陷。在多民族国家应肯定少数民族习惯法对国家法制现代化的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论述了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区别,揭示了国家法相对于少数民族习惯法所存在的跨地域性、跨民族性、概括性、超前性、高成本性以及难以有针对性地及时、有效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具体问题等特点。

英国宪法的成文化与其司法审查的可能转型

囿于其不成文宪法传统与议会至上的宪法原则,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司法审查一直局限于合法性审查的层面。但是,随着其宪法成文化趋势的加强,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以欧共体法、欧盟宪法、人权法以及宪政改革法等为代表的"高级法"的相继出台,使得英国司法审查由合法性审查向合宪性审查转型成为可能。

新疆哈萨克族传统婚姻家庭制度的民族特点及制度变迁

哈萨克民族传统婚姻家庭制度经历了从传统社会的习惯法到现代社会制定法逐渐变化的过程,其内容涉及婚姻和家庭的诸多方面,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宗教特点。了解哈萨克族传统婚姻家庭制度,有利于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过程中,结合少数民族婚姻家庭特点,更好地贯彻现行的婚姻家庭制度,这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创建和谐社会,稳定社会秩序,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美国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简述

对于环境污染,美国最初是通过适用普通法中的侵权规则加以救济,尔后才开始制定成文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形成了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分析美国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不难发现其在环境伦理的价值基础上对于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的重视,依赖于行政机关和公众参与,并采用了多种控制手段以保障环境政策目标的实现。

论少数民族习惯法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作用

西部大开发实质上是少数民族的大开发。千百年来,各少数民族生活在西部这块神秘的土地上,休养生息,繁衍后代,形成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习惯,这些习惯在他们中间有着重要的影响,得到普遍尊重和认真履行。在那里,习惯法就是他们的法律。如果承认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效力并很好地适用这些习惯法,西部大开发就与少数民族融为一体,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奇迹。

后金习惯法中的野蛮与文明——以《满文老档》中天命六年的案例和谕令为基础

努尔哈赤时期的后金社会没有系统的成文法典,社会秩序主要依靠部落的习惯法来调整,这些习惯法比较粗糙、原始,但是却行之有效,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仔细分析当时具体案例,可以清楚的看到前封建社会的法治状况,清朝前期社会法制发展的脉络,探究出清朝一些特色法律的源流。

基本权利依据的选择范围与标准

对普通诉求轻言基本权利、对新型权利轻言修宪等基本权利话语泛化现象的克服之道,在于明确和证立基本权利主张的宪法依据。为此,首先需明确选择范围,基本权利规范依据不限于现行宪法文本而存在于多元渊源的实定宪法秩序中。其中,不成文宪法规范的证立仍需要辅以宪法文本中的规范依据而不宜单独、直接地予以援引。其次需确定对应的规范依据,这基于基本权利的保障范围来确定。依此若产生多项规范依据而形成基本权利竞合现象时,对于非真正的基本权利竞合情形,不同于当事人基于审查密度判断的选择动机,审查者应遵循特别关系优先于一般关系、主要关系优先于次要关系等标准;而对于属于真正的基本权利竞合情形,则多项规范依据可单选或多选,不必然产生规范依据选择问题。在确立基本权利形式依据的基础上,构建融贯的基本权利价值体系,才能维持基本权利规范的日常发展。

食品安全领域的潜规则及其治理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社会的变革、环境的变迁、城市化的发展乃至人口众多诸因素的影响,人们对食品的数量尤其是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在食品安全领域,在各种制度、规则的背后,私下运作的潜规则泛滥成灾,严重地威胁着消费者的身心健康,严重地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地挫伤了消费者的消费信心。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治理以致消除潜规则,对保障我国食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刑事政策在刑事裁判中的法源性探析

刑事政策的法源范围广阔,整体可以分为制定法源和非制定法源,刑事政策则是非制定法源中的重要一部分。基于将刑事政策作为刑法裁判规范之非制定法源这一研究视角的需要,可以将刑事政策分为作为公共政策范畴的"刑事政策"、作为特定领域政策的"刑事政策"和作为刑事法律规范的"刑事政策"。在法治社会中,刑事政策通过其刑法化对刑事案件的裁决过程产生影响。其路径只有两条:转化为法律或者在法律内运作。刑事政策转化为法律,可以通过主动地刑法创制的立法过程完成;刑事政策在法律内运作只能通过被动"刑法化"的司法过程实现。

法律人眼中的现代农村分家——以女性的现实地位为关注点

青海、甘肃两省部分农村分家的规则大致相同,即儿子在婚后就可以要求与父母分家,每个儿子在分家中得到的财产数额基本相同,在分家的同时还须明确其父母的养老和遗产继承问题,通常是小儿子养老并继承遗产,而分家所涉及的家产分配、养老、继承等均与女儿无关。尽管分家规则完全遵从传统习惯,却与现代法律思想相冲突,且从中反映了女性地位停滞的现实问题。

中国社会“关系主义现象”的内涵与特征

"关系主义现象"作为一个历时性范畴,在农耕社会表现为伦理本位,在近现代社会表现为"伦理与市场混合主导"取向;作为社会和文化现象,"关系主义"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心理的深层结构,是集体生活中一种共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并表现为一定的社会行为模式;作为一种先行存在物,"关系"对人的社会行为具有主导性,直接影响和支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选择;"关系主义"又是中国社会运行中最为基本的"潜规则",它与"显规则"并行,常常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构成了中国人独特的行动逻辑准则。面对泛滥的"关系主义现象",我们应当坚持批判的立场,通过强化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从源头上消除"关系主义现象"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土壤。

关于法律移植与法律本土化问题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开放的国际性的法律发展过程 ,中国在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中应移植发达国家的法律。法律移植不是对外国法的全文照抄。我们应该将外国法与本土的习惯法有机整合 ,来实现移植法的本土化 。

由简帛异文谈古代通用字问题

本文结合简帛典籍异文，申论建立古代通用字概念的必要性，并就通假字、古今字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略作辨证。

存与废的博弈——瑶族习惯法的未来发展

瑶族习惯法目前对处理瑶族聚居区的村落和家庭事务还起着法律难以代替的作用,作为一种习惯法,它与国家的制定法存在一定的冲突,但从发展前景来看,国家对瑶族习惯法还有让其发展的必要。

试论英国的封建王权及其制约因素

中世纪的英国封建王权,不仅被赋予极大的权力,而且还被神化,一直都呈加强的趋势。与此同时,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却一直存在着制约王权的种种潜在因素。在社会动荡,人们的生活需要强权保护的情况下,这些潜在因素往往不被人们所注意,从而也发挥不了实际作用,而一旦王权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这些潜在因素便成为人们利用的武器,从而也成了限制王权的真正力量。

美国商事习惯法法源地位及其立法方式研究——以美国《统一商法典》和《特拉华州公司法》为主要分析范例

美国商事立法对于商事习惯法法源地位除了予以明确承认外,主要是通过模糊的标准性条款赋予其默示的法源地位。商事习惯法获得法源地位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尊重商人意思自治是其主观理论基础,尊重商人行为模式是其客观理论基础,尊重商人逐利本性是其经济理论基础,完备的法院和律师系统是其制度保障基础。构建适应我国国情又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商事法治,必须以科学的方式确认商事习惯法的法源地位及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