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数字化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改变劳动力市场格局,对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以1995—2018年45个国家17个制造业部门为样本,考察制造业数字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数字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这种特征在发达国家中比较突出,在发展中国家中不明显;相比于国外投入,国内投入数字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倒U型”影响较早达到拐点;制造业数字化与直接出口、间接出口以及再进口活动的劳动收入份额分别呈抑制、促进和“倒U型”关系。机制检验显示,制造业数字化主要通过工资率效应和价值链分工效应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倒U型”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制造业数字化能够缩小高-低技能和中-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差距。拓展性分析表明,资本-劳动比和行业竞争程度的提高均使劳动收入份额由升转降的拐点提前。研究可为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供重要启示。

省级开发区升级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

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贸易数据库和各类开发区信息,采用行业上游度指标和省级开发区升级国家级开发区的政策冲击,实证检验开发区如何影响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方式和嵌入位置。研究发现,开发区升级提高了城市生产和出口的价值链嵌入位置,此时企业能够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分工,向国外提供更多中间品。基于企业样本的微观机制分析表明,城市价值链位置向上游迁移主要来自新进入企业上游度的变动,而非在位企业的生产结构调整。异质性分析表明,较早设立的开发区相比新设立的开发区在升级政策作用下提高分工地位的效应更强。因此,应充分发挥开发区政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不仅在于区内企业的升级,更在于对周边和区域整体分工地位提升的溢出效应。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Upstreamness of Global Value Chains

By building a composite index for measuring national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sectoral digital intensities,this paper derives metrics of industry-level digital economy penetr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specialization within global value chains(GVCs),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affects GVCs upstreamness,and examin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quality.The study shows that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significantly boost GVCs upstreamness,a conclusion that holds even after accounting for endogeneity through dynamic panel models with instrumental variables based on past data.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have gradually become important channels for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to boost GVCs upstreamness.Adding indicators on institutional quality reveals that greater institutional quality not only directly promotes GVCs upstreamness but also reinforc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higher GVCs positioning.

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国内国际价值链嵌入测度

为完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国内国际价值链的统计测度和评价体系,使用矩阵转换法、混频动态因子模型测算全球与国内投入产出表,并运用增加值分解法构建指标体系,以依存度、嵌入度、嵌入位置测度新发展格局进程。研究表明:(1)中国在加入WTO后,对国外的依存度提升;(2)扩大内需战略成效显著,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逐步形成;(3)新发展格局促使中国向中高端加工环节转移,区域间专业化分工格局逐渐形成。国家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运用区域资源优势,提升生产专业化水平,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OFDI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嵌入效应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载体将要素分散到不同的国家,使各产品的生产不再局限于某一国内,进而影响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程度。为探究OFDI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效应,对二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出OFDI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有正向的行业调整效应和技术逆溢出效应的结论。提出为了使投资活动能够更有效地促进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应大力鼓励企业“走出去”、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速培养尖端复合人才等建议。

OFDI绿色技术溢出与全球价值链升级--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随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的加深,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OFDI)规模呈增长趋势,且绿色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为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选择2005—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2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的曼奎斯特指数法(DEA—Malmquist)测算我国OFDI绿色技术溢出,实证分析其对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跃升的影响,并以地区、发展程度、产业为分组依据进行分样本回归,考察OFDI绿色技术溢出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OFDI绿色技术溢出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的跃升。尽管OFDI绿色技术溢出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具有非线性关联和时序异质性,但均处于非线性曲线的上升阶段;在区际经济地理禀赋约束下,OFDI绿色技术溢出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呈现出禀赋异质性、空间异质性、状态依存性特征。首先,与“一带一路”沿线欧洲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OFDI绿色技术溢出对“一带一路”沿线亚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更显著;其次,与农业和工业相比,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更显著。为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向高端环节跃升,既要通过扩大规模、提高质量、多元发展的方式增强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又要切实提高区际经济外向度与契约质量,加强营商环境建设,充分利用东道国禀赋优势,强化OFDI绿色技术溢出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

数字经济对三重价值链协同发展的影响

探析数字经济如何影响我国各省内、国内与全球价值链协同发展,对于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构建嵌入式世界投入产出表,并以此为基础对数字经济规模及价值链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促进了各省份省内价值链、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协同发展,价值链关联度和生产技术水平是该影响的中介变量。在异质性方面,服务业数字产业化以及制造业产业数字化促进各省份协同参与三重价值链的作用更显著,数字经济对各省份价值链后向耦合协调度的促进作用大于前向耦合协调度,在东中部省份以及农业采选业服务业中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我国应抓住经济发展新机遇,借助数字经济优势促进各省份协同嵌入省内价值链、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以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及位置变化研究

本文利用2001—2018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分析了中国整体及不同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GVC)的程度和位置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1)中国参与GVC程度发展变化呈“M”形曲线特征,后向参与度高于前向参与度。(2)中国嵌入GVC位置变化曲线大致为“V”形,2010年后整体呈现上升态势,并逐步向上游中间投入位置发展。(3)从三次产业角度看,工业在GVC中的参与程度及嵌入位置均最高,且后向参与度明显高于前向参与度;服务业的前向参与度均高于后向参与度,位置提升速度最快;农业嵌入GVC的程度及位置最低,前、后向参与度基本一致。

产业集聚对中国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基于2008-2017年木材产业相关数据,运用区位熵测算中国各省木材产业集聚度,并使用行业上游度及投入产出分析法测算省级层面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分析其与产业集聚的相关性。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度作为核心变量对省级层面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起显著正影响;劳动力成本、经济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对其具有正向作用,而城镇化水平则起削减作用;产业集聚度的影响作用存在地域差异,不发达地区发展空间更为广阔。据此,提出促进木材产业集聚,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利用区位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及其演进规律

出口上游度可以测算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本文首先指出已有文献在测算出口上游度时存在的方法上的缺陷,然后运用改进的方法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数据进行准确测算,并使用半参数估计方法研究了出口上游度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半参数估计结果表明,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升,一国的出口上游度会越来越低,这一结果非常稳健。对出口上游度的测算表明,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出口上游度的变动符合一般规律;但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时期,出口上游度的变动违反了一般规律;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出口上游度的变动趋势又开始符合一般规律。综合来看,中国目前的出口上游度依然较高,未来还需继续往下游扩展。努力发展服务业出口无疑有利于降低中国的出口上游度。

全球价值链位置测度理论的回顾和展望

一国及其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影响其对价值链的协调和控制力,进而决定其获取价值的能力。近年来,全球价值链位置测度理论和应用受到广泛关注,但这些测度方法及结果与我们常识中理解的产业链位置存在一些差异,相关概念易混淆,需要进一步澄清和反思,为此,本文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进行了梳理。首先,本文系统地回顾了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测度方法,重点介绍了Muradov的综合框架和测度思路。其次,辨析了上游度、下游度、生产阶段数和生产长度等相关概念,进一步探讨了基于投入产出模型测度的位置与真实经济中生产链位置的异同,并指出了相关实证研究中使用位置指标的缺陷。最后,对位置测度指标的应用和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中国国家价值链:区域关联特征与增加值收益变化

本文通过1997、2002、2007、2012年中国地区间投入产出表,从中间品关联、增加值关联、投入产出关联三方面的视角考察了中国8大地区间的国家价值链(NVC)现状及其演变趋势,并测算了不同地区参与NVC的增加值收益变化。研究发现,无论是中间品关联,还是增加值关联,中国8大地区间的关联程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当然,不同地区也呈现分化现象:西北、京津、中部地区的国内中间品关联指数更高一些,而东北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关联指数更低一些;京津、西北地区的增加值后向关联指数较大,而中部地区与北部沿海地区的增加值前向关联指数较大。从投入产出关联视角看,中国8大地区的上游度指数与下游度指数在1997年时均超过2,而且1997—2012年间,更多地区的上、下游度指数呈现上升态势。当然,从地区的角度考察,中国国内价值链不具有明显的"微笑曲线"特征。从参与NVC的增加值获益率上看,则是内陆地区普遍高于沿海地区,但随着参与全球价值链(GVC)程度的增加,各地区从参与NVC的增加值获益率有下降的趋势。

市场规模优势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利用市场规模优势提高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是促进一国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利用2005-2015年的国际面板数据,构建市场规模指标反映各国不同时期的需求侧市场规模变化,分析市场规模优势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显示,市场规模的扩大能显著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并且受到国家发展水平及收入水平的异质性影响;市场规模通过研发水平的中介效应来影响价值链地位;市场规模的扩大会通过降低价值链上游依赖度以及提高价值链下游影响度来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且前者作用相对更强。

全球价值链下金砖国家制造业出口结构分解及竞争力测算

利用WWZ分解方法,结合WIOD数据库,从制造业的整体行业和细分行业两个方面出发对金砖国家2005—2014年出口进行价值分解,基于前向联系测算竞争力RCA_VD指数。分析表明:巴西的制造业水平处于较上游位置;中国制造业向GVC高端靠近,仍处于较低端位置;印度的制造业水平不断下滑,对于制造业进口品依赖较大;俄罗斯制造业处于高端位置。中国的低技术行业相对处于下游,高技术行业正在向上游靠近;印度的中低技术行业和中高技术行业明显处于下游;俄罗斯在所有行业均处于上游。巴西的低技术行业具有比较优势,高技术行业劣势明显;中国所有行业都具有比较优势;印度的低技术、中低技术行业具有比较优势,高技术行业则处于明显劣势;俄罗斯的中低技术行业具有比较优势,其余明显处于竞争劣势,行业发展不均衡。一国制造业规模大小、比较优势与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地位不存在明显线性关系。

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及地位对产业碳生产率的影响

文章结合目前低碳经济发展的大背景,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引入新的交互项对模型进行创新,从而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我国产业碳生产率之间的内在关系做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首先从技术创新效应、结构升级效应、环境规制效应和低端锁定效应等四个维度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嵌入地位对产业碳生产率的内在影响机制,然后通过匹配TIVA数据库进行全球价值链(GVC)的测度,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地位对中国产业碳生产率具有不同的差异性影响。总体而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会显著促进产业碳生产率,而全球价值链嵌入地位则与我国工业碳生产率呈显著负向关系。第二,全球价值链嵌入不仅直接影响碳生产率,而且通过技术创新等交互效应间接影响碳生产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地位显著抑制了技术研发对产业碳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在目前阶段提升环境规制的强度会降低嵌入程度对中国工业碳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碳生产率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价值链嵌入会显著促进中国产业碳生产率。研究认为:在目前阶段我国需要继续加深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程度,同时应鼓励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为此,需要调整好环境规制的强度,合理把握环境规制力度,努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快能源结构转型,推动产业结构向低碳清洁化升级;不断加快科技创新力度,尽量提升具有更高附加值的前向参与,以利于我国产业碳生产率的跃迁。

农业全球价值链的嵌入位置与增值能力关系研究

借鉴Fally et al.(2013)的研究方法,以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对2000—2014年间43个国家(地区)农业全球价值链长度进行测算与分解,并测算出相应农业上游度水平,同时实证检验了农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与其增值能力的关系。结果表明,农业增值能力与农业上游度水平呈"倒U型"关系,农业技能劳动投入比例上升,有利于提升农业增值能力,而农业价值链长度延伸则会制约农业增值能力提升。

中美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比较

服务业在全球经济和各国融入全球价值链(GVC)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整体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比美国低。2000—2014年美国服务业GVC地位指数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中国服务业则是先下降后上升。从细分行业来看,美国大多数细分行业GVC地位都高于中国,但中国"c31陆路运输与管道运输"的GVC地位指数一直高于美国。2000—2008年中国服务业整体GVC参与度高于美国,2009—2014年低于美国。2000—2014年中美两国服务业整体的增加值RCA指数都大于1,两国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强的贸易竞争力。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低端锁定问题研究——基于增加值贸易数据的分析

文章在探讨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低端锁定的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利用WIOD数据库中的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并按照WWZ(2015)最新的总贸易分解框架计算而得的增加值贸易数据测度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物理位置和经济位置。研究结果表明,1995-2011年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在逐步深入,但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低端锁定状况并没有因此改善。从物理位置来看,中国整体出口上游度排名一直在第34位以后,行业间的出口上游度也存在较大差异,但其数值均远大于1,说明中国整体及各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都处于相对上游的位置;从经济位置来看,中国的国内增加值(DVA)出口率一直在下降,而国外增加值(FVA)出口率却在上升,中国参与分工的获益比例总体在下降。中国应该从培育母市场、增强产业联动发展效应、积累战略性要素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方面为突破低端锁定困境而谋求出路。

安徽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对安徽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度进行测算,结果显示,安徽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程度2010—2019年总体呈上升趋势,但2010—2012年以及2017—2018年有小幅回调。利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模型对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人力资源投入、流动资金投入以及对外开放水平等因素对安徽省两大产业的融合发展有促进作用。建议优化营商环境、加大人力资源和流动资金等要素的投入、扩大对外开放力度提高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水平,以促进安徽省制造业更好地融合到全球价值链中。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测度及对就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数据库(UIBE GVC Index),本文首先从前向与后向联系的角度对2000—2014年中国整体及不同类型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GVC)的程度、生产长度和位置进行测算,关注金融危机尤其是2011年后中国参与GVC分工的新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行业研究参与GVC分工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参与GVC分工方面:中国整体行业后向参与度远高于前向参与度,两者均呈现"M"型演变趋势并于2012年之后下降;整体行业参与GVC分工的位置居于下游,呈"N"型变动趋势并在2012年后回升;制造业GVC参与度更深,而服务业GVC分工位置更高;高技术行业的GVC参与度和位置都高于中低技术行业,光电设备等高技术行业前向参与度有所提高。对就业的影响方面:不同行业参与GVC分工对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整体行业位置指数尤其是后向参与度的提高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一次跨境的简单GVC对就业的正向拉动作用最大,其次是前向参与度;与整体行业不同,相对于服务业与中低技术行业,制造业与高技术行业位置的提高将促进就业;服务业前向GVC复杂生产长度以及整体与细分行业的简单GVC都与就业正相关。根据研究结论,本文进一步提出实现中国GVC升级与同步促进就业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