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城市群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研究及评价

以长三角城市群物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熵权TOPSIS法和核密度估计分析方法,测度2010—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分析区域发展差异。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向好趋势明显,但仍然有待提高。有18个城市的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低于均值。其中上海的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最高,居于第2位的苏州相比于上海还有较大差距。从各区域来看,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特征较明显,各区域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距,上海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区域,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排名靠后的城市主要集中在安徽,该区域内发展差距呈现缩小趋势。

双重异质性视角下城市群经济韧性的演化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以长三角为例

基于双重异质性视角,分析2007—2020年长三角41个城市经济韧性的演化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长三角城市群不同阶段的经济韧性空间差异显著,且冷热点聚集区域出现了组团式动态转换;面对外来冲击时,固定投资、产业多样化、国企对经济韧性解释力较强,而出口贸易解释力波动较大;在结构调整期时,固定投资对经济韧性支撑作用减弱,三产占比、财政支撑、技术创新及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加速了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中长期经济韧性;政府通过塑造产业结构及改善技术等要素错配程度影响经济韧性。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长三角经济韧性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本文基于2000~2021年相关数据,从抵抗力和恢复力两个角度考察了疫情冲击下长三角26市2020年与2021年的经济韧性,并深入探讨了各市经济韧性的空间相关性,分析了经济韧性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长三角中东部城市的经济韧性较强,西部城市经济韧性较弱;(2)疫情对长三角的经济冲击是暂时的、可恢复的,2021年大多数城市已恢复到疫情前或更好的水平;(3)区域发展基础、科技创新水平、劳动力环境、产业组成、政府管理、对外开放程度是抵抗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卫生事业水平、产业组成、对外开放程度是恢复力的主要影响因素;(4)长三角地区经济韧性具有正向空间关联性,特别是2020年抵抗力的空间关联性较为明显,形成了“长三角一体化”特征。

区域一体化对旅游经济增长影响的机制研究——来自长三角城市群的准自然实验

区域一体化日益成为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诉求,对驱动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深刻意义.本文基于2002—2019年中国21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实证检验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政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展开探析.研究发现:(1)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政策能显著促进旅游经济增长,且经过PSM-DID检验、安慰剂检验等之后,结论依然成立;(2)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政策的旅游经济效应具有即时性、异质性特征,在政策实施当期便能发挥效益,且对核心城市旅游经济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非核心城市;(3)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政策能通过技术创新、产业集聚、产业结构升级等传导路径促进旅游经济发展,且通过旅游产业集聚影响旅游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最大,科技创新次之,产业结构升级最小.

中国特色的城市群一体化的政策引领模式研究——基于珠三角与长株潭城市群的案例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城市群”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地域单元和空间载体,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地形成壮大。各个城市单位经济联系紧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资源要素便捷流动,最终实现区域高度一体化与同城化是城市群的本质特征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受行政区划的影响,我国的城市群被省际和市际等各类行政边界所切割,城市群协同发展机制仍需进一步优化,为各城市强化联动发展保驾护航,为城市群实现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因此,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建立健全城市群一体化协调发展机制和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机制,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协调布局、产业分工协作、公共服务共享、生态共建环境共治”的要求,从政策层面上为城市群一体化的发展明确了方向。立足我国特殊的国情和体制特点,以及城市群发展中的行政主导、规划引领的现实,政策驱动成为我国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以行政强力协调、规划引领显著、内在联系紧密的珠三角及长株潭城市群作为城市群内部一体化发展的典型案例进行比较研究,提炼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经验,致力于寻找政策引领模式下我国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城市群体育公共服务跨域治理多主体协同关系与优化策略——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实证考察

城市群体育公共服务跨域治理多主体关系是影响跨域治理效率与质量的关键。采用实地调研、专家访谈、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借助Ucinet软件呈现并量化长三角体育公共服务跨域治理多主体间的关系。认为:跨域协同是协调长三角体育公共服务跨域治理多主体间关系的理性选择。在当前长三角体育公共服务跨域治理中,省级政府体育部门贡献最大,其他主体呈现非持续的被动参与状态,表现为一种以政府“行政任务驱动”的多主体间协同关系,存在违背“治理”理念、挤占社会力量参与空间,促生主体短期性“寻租”行为、助长地方保护主义等局限。提出组建跨行政区划的多主体跨域协同治理联盟,完善多主体跨域协同“激励相容”制度建设,搭建信息共享平台、疏通多元主体互联渠道,构建一体化运行机制、强化跨域治理联动性等优化策略。

城市创新能力评价与提升路径研究

基于对全国和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能力现状的对比分析,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环境、创新绩效四方面构建城市创新能力评价体系,测度2010—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的创新能力水平及其时空差异。结果表明:作为我国创新能力最为领先的区域,长三角城市群的整体创新能力与全国一样呈上升趋势,城市群内区域间的创新协调性不断增强,但各省份内部的创新协调性依然不足;城市群创新能力在空间格局上呈明显的“中心—外围”特征,同时各城市间的创新联系网络由单中心—外围结构向多中心—外围结构转变。因此,需要通过坚持创新核心地位、夯实创新发展内生基础,明确区域定位、因地制宜制定创新发展对策,优化创新网络格局、发挥城市群创新引领作用等途径持续提升我国城市创新能力。

标准合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空间关联:长三角的实证

标准是重要的软联通形式。立足标准合作实现城市间联动,是促进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路径。以长三角27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联合制定标准数量和经济联系强度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了2016—2020年标准合作网络和经济一体化网络,揭示其空间结构的演化特征及城市角色的演变规律,并运用二次指派程序(QAP)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探讨长三角区域内两者空间协同演进关系。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的标准合作和经济联系拥有大致相同的空间分布特征,城市间地理区隔被突破,大范围共享融合得以实现,但经济一体化领先于标准合作;长三角城市群呈现出空间分异状态,网络东密西疏,中心城市以自身优势展示出较强的辐射溢出能力,核心—边缘结构显著。QAP检验显示空间中标准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存在正相关性,格兰杰检验进一步验证两者彼此促进,互为因果。研究发现验证了标准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互促关系,拓展了标准治理研究,也启发政策层面以标准合作牵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可行性。

长三角城市创新联系的边界效应空间计量分析

针对区域创新联系的边界效应问题,以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计量方法测度和分析其城市创新联系的边界效应,为加强长三角城市创新协同、优化创新空间结构提供决策支持。在分析城市间创新联系边界效应形成机制的基础上,将传统β收敛模型和基于Barro公式的边界效应模型拓展构建新的空间计量模型,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的27个中心区城市为对象,对其2010—2019年的创新联系边界效应进行空间计量分析,揭示其内在形成机制及转化机制。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创新能力存在显著的正空间相关性,且创新能力趋于收敛,创新联系趋于紧密,创新一体化态势明显;(2)城市创新联系的省际边界效应表现为显著的中介效应,而创新联系的核心与边缘边界效应则表现为显著的屏蔽效应,且屏蔽效应呈现减弱态势;(3)经济发展水平、科技经费投入和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城市创新联系发挥着正向作用,且能够提高省际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削弱核心与边缘城市边界的屏蔽效应。根据研究结论,从利用好创新活动的各类空间效应、发挥好不同类型城市在创新联系中的作用、推进创新联系边界的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基本公共服务-人口发展-区域经济耦合协调时空演变——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基于协同发展理论,采用2011—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探究长三角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人口发展-区域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时空演变和影响关联效应。结果表明:(1)2011—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人口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上升发展态势,其中人口发展水平低于基本公共服务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2)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85%的城市发展为协调发展状态,2020年较2011年提升22%,空间上呈现“核心高、边缘低”的分布格局。(3)从影响关联程度来看,耦合协调度是由政府投资调控力、经济发展拉动力、人口质量保障力综合作用的结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科研技术人员比重、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对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影响较大。

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溢出效应评价及其时空演进

基于2016—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从创新禀赋、溢出禀赋出发,以创新投入、创新产出、溢出环境、溢出广度为二级指标,构建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溢出效应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测算指标权重、评价各城市创新溢出水平,再分析其时空演变格局。结果表明,创新投入、溢出广度对城市创新溢出具有重要影响;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合肥的创新溢出效应显著,滁州、安庆、铜陵、宣城、池州、盐城的创新溢出水平偏低;长三角城市群总体创新溢出水平增强,呈现出东南强、西北弱、多中心的分布特征。最后,就激发城市创新溢出效益、促进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提出对策。

珠三角森林城市群区域性河流水系森林景观格局评价与优化

开展珠三角森林城市群区域性河流水系森林景观评价与优化,为珠三角森林城市群森林质量提升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基于广东省2021年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数据,以地类、优势树种、年龄和郁闭度为依据进行景观类型划分与景观格局分析,其中优势树种分为桉树、阔叶混交林、其他阔叶林、杉木、针阔混交林、针叶混交林等6类。结果表明:珠三角森林城市群区域性河流水系森林景观多样性丰富,均匀度与连接度中等;森林景观斑块形状简单,以小斑块为主,斑块破碎化程度较大;森林景观以其他阔叶林为主,占比40.77%,桉树林次之,占比24.61%;郁闭度以中密度林为主,幼龄林、中壮林和成熟林的比例为1∶2∶1。建议通过高质量水源涵养林营造、低产低效林改造、中幼林森林抚育等森林质量提升项目,调整树种、龄组、密度结构,进一步优化森林景观的均匀度与连通性。

基于百度指数的粤闽浙沿海城市信息流网络特征

基于百度指数平台获取的城市两两用户关注指数,构建粤闽浙沿海城市信息流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称网络矩阵、节点区域法分析网络结构特征.研究发现,2011—2014年地区信息流总量增长明显,2014—2021年总量较为稳定;福州、厦门、泉州、温州、赣州为重要节点城市,兼具较强的信息资源辐射能力和集聚能力,潮州、梅州和鹰潭融入不足,福州为强辐射型城市,厦门逐渐由强吸收型转为强辐射型城市;网络式城市结构初具,在地理上呈现以厦门、福州为支撑节点的皇冠型结构,沿海城市间联系密集,西部则较为稀疏,漳州—厦门—泉州—福州形成稳定且相对紧密的信息互动关系;网络呈现明显的省域界限,大致形成“1+4+15”的层级结构,厦门吸收网络中接近一半城市的最大信息流,为主导城市,福州、赣州、汕头、温州吸引着各自省内城市的最大信息流,为次级主导城市.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研究

概观当代城市发展的趋势,全球化促进了全球城市发展,区域化正在形成巨型城市区域,地方化使城市集群各具特色。长江三角洲城镇群在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也是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首要的全球区和全球城市形成地区。长江三角洲城镇空间布局应该顺应这些潮流,发展全球城市,建设巨型城市区,组建网络城市,规划走廊城市。

技术转移视角下中国三大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发展研究

基于城际间的专利转让数据,从技术转移体系一体化的视角阐释中国三大城市群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得出以下结论:①在总体层面和技术供给链层面,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这三大城市群的区域一体化皆未实现,其中长三角城市群正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大部分城市的技术获取依赖于区内技术转移网络,珠三角城市群一体化程度次之,但朝着一体化相反方向发展,京津冀城市群一体化程度最低,大部分城市的技术获取愈发依赖于外部技术转移网络;②在技术销售链层面,仅长三角城市群实现了区域一体化,以上海为核心的一体化技术转移体系正加速形成,珠三角城市群大部分城市的技术销售愈发依赖于城市群外部,而京津冀城市群则愈发依赖于城市群内部;③三大城市群的技术流动越来越多地跨越边界,区域内技术转移网络越来越无法满足城市群的技术发展需求。

区域性轨道交通与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

在分析区域交通系统与城市群形成发展关系的基础上 ,总结了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可持续性发展对区域交通运输系统的要求。结合珠江三角洲运输现状和客运面临的挑战 ,分析了区域性轨道交通的功能定位及其对城市群的影响。指出建设区域性轨道交通将促进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可持续性发展。

长三角城市群经济与区域物流动态耦合协调发展研究——基于2005-2015年的市级面板数据

基于系统演化的思想,构建复合系统的动态耦合模型,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分析了2005-2015年区域物流系统与区域经济系统的演化速度和耦合度的演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区域经济系统的发展轨迹与指数函数模型拟合最优,其演化速度呈倒U型,并在2008年达到最大值;区域物流系统的发展轨迹与三次方程模型拟合最优,其演化速度呈U型,并在2008年达到最小值。长三角城市群复合系统的耦合度呈倒U型,波动范围在0-90°之间,即两子系统处于协调发展阶段,相互影响、共同发展。根据演化趋势,耦合度明显可分为两个阶段:2005-2008年的上升阶段和2008-2015年的下降阶段。区域物流系统和区域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促进与相互制约,使长三角城市群复合系统在耦合度为45°处上下波动,即长三角城市群的协调发展状态具有周期性。

长三角城市群的国际竞争力及其未来方略

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经济规模最大、人口最为集中的区域,近年来,在经济、社会、文化、技术创新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绩,在国内的三大城市群的比较中也体现出了明显的优势,但在与部分全球城市群的比较上还有较大的差距,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突出、一体化发展程度不高、产业布局不尽合理,以及生态环境问题较为突出等制约性瓶颈。对此,长三角城市群应立足高起点,从世界级城市群的地位攀升、国内城市群的增长引领以及区域内的资源再整合战略出发,通过区域空间规划、产业要素布局、环境污染共治、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体制机制的创新,促进长三角城市群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空间集聚模式研究

文章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2015—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23个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进行了综合评价,以此为基础,考察了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区域异质性,并深入探究了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空间集聚模式。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呈现相对稳定的良性提升态势,但地区内现代服务业梯度发展特征显著;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中部地区区域内差异较大且显著高于东部地区,区域内差异是影响现代服务业总体差异的主要因素;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但考察期内呈下降趋势,空间集聚模式以低—高集聚和低—低集聚为主,高—高集聚的城市较少且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高水平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弱。据此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长三角城市群产业联动协同转型的机制与对策

本文主要研究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城市群内部中心城市与各县市产业联动的现实基础、发展现状及趋势,以及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障碍等,并提出如何通过中心城市与各市县产业联动来实现长三角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机制及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