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更新背景下民俗文化传承创新的实践进路——以郑州西南演艺民俗为例

民俗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一定区域内人民生产生活特色的文化瑰宝,也是人民群众代代相传的文化根脉和心理纽带。但随着城市更新和旧村改造的推进,社会环境、主体需求、组织结构、生活空间发生了历史变迁,民间艺术、节庆仪式等民俗文化的生存空间不容乐观。该文以郑州西南演艺民俗为例,考察了该区域具有代表性的演艺民俗发展过程和现实困境,提出要在守正、创新、共建、共享、互通五大原则基础上,把握好演艺民俗发展方向,推动演艺民俗话语内涵创新,协同联动多主体发展力量,发挥演艺民俗服务群众功能,促进文化交流互鉴。

城市民俗的中国渊源与城市民俗学的兴起

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生活逐渐成为人类生活的主流模式,民俗学应该把对城市民俗文化的研究纳入视野。城市民俗是以空间观念来划分的一种民俗类型,产生于研究者研究之前。中国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城,城市民俗应运而生。城市民俗是现代的、前导的,对周边的农村和乡镇起着引领作用和辐射作用,它具有集中性、开放性、融合性等多种特征。虽然城市民俗作为民俗学一个重要研究对象的历史并不长,但已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关注并呈现部分成果。城市民俗学是民俗学科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的,有其特定语境。城市民俗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应正确把握其研究领域、方法和趋势。

论乡村民俗与都市民俗

“乡村民俗”与“都市民俗”是以空间观念划分的民俗类型 ,作为彼此分离又相联系的文化范畴 ,在当代正经历着必然的整合过程 ,并随着城市化的加快 ,更显出互动、互流、互感、互化的特征。

包容性文化生态视野中的城镇民俗文化传承

当代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进程之中,城镇文化建设日益显得重要和迫切。然而,既往的城镇文化建设虽然取得一定成就,但也存在深刻的认同危机。城镇民俗文化是最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资源,也是民族凝聚力和民族精神的象征。它能够为人们带来生活上和精神上的满足,对其加以积极传承,不仅可以为城镇居民提供具有认同感的生活体验,而且避免了从乡土社会过渡到城镇社会的文化振荡,更有助于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并建构包容性的城镇文化生态。

试论兰州城市民俗的特点

兰州城市民俗以本土文化为基础,经过长期的传承变异,呈现出以下特点:继承传统,发展创新;去陋存新,健康文明;兼收并蓄,对外开放;追逐时尚,引领潮流;西俗东渐,洋为中用。把握兰州城市民俗的特点,合理保护、开发和利用民俗为城市发展服务,是延续城市民俗生命力的主要途径。

城镇化背景下民俗体育的生存与发展

城镇化的发展使得民俗体育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从民俗体育的健身娱心、文化教育和经济开发的价值来看,民俗体育在城镇化背景下的生存方式主要是借助赛事推广、纳入校本课程、旅游产业开发、村落民俗体育和岁时节日,但有其发展困境,城镇化背景下民俗体育应与学校教育融合,传承方式多元化;挖掘民俗体育资源,恪守文化核心;加强政府引导,建立相关民俗组织。

春节民俗的城乡差异探析——从城乡二元模式下的家庭切入

春节民俗在我国极具鲜明的城市和乡村地域空间中传承数千年,烙上了城市和乡村的印记,也体现了城乡二元的特色。城乡不同的家庭空间和家庭组织结构造成了城乡家庭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导致了春节民俗的城乡特色和差异。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就地城市化日趋明显,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减弱,城乡家庭的生产生活方式日渐趋同,春节民俗的城乡二元特色也会在乡村就地城市化的进程中弱化,春节民俗城乡差异的减弱亦将成为可能。

从《清嘉录》看清中后期吴地的城市民俗

《清嘉录》是清朝嘉、道年间由苏州吴县顾禄撰写的地方岁时记,它从岁时这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江南日益成熟的城市民俗。从大体上讲,城市民俗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完全由城市所独立形成的民俗;二是由由乡村民俗演变而成的城市民俗。在《清嘉录》中,前者主要表现在城市的商业、娱乐休闲和服务业、岁时礼俗等方面,后者则更多地渗透在市民的日常生活起居中。

论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前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变化

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前,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有三种不同情况:(1)武术作为中国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战斗手段空前发展,造成众多拳械门派迅速传播,并逐渐由农村转向城市。义和团运动后,社会上团结武林同道,研习传授武术为主的活动开始上升为主要活动。(2)宫廷娱乐体育活动明显衰落,以至消亡。民间一些娱乐体育活动的发展也受到一定影响。(3)多数传统体育项目作为一种长期流传的文化形态,因民族文化强大的因袭力,其发展未呈现明显的衰落现象。

城市化进程中青岛浮山所村的春节民俗变迁

在乡村振兴和城市化建设过程中,拆迁、迁居使传统村落在地理位置、居住生活、生产方式等方面愈发接近城市,乡土村落转变为城市社区势必带来民俗变迁。由田野调查发现,青岛市浮山所村在由乡村村落向城市社区的过渡中,村民能够对民俗进行充分的自主选择和自主调控,春节习俗发生变迁。此案充分展现出传统民俗具有的强大内生动力和对现代生活的适应性,由此案可前瞻城中村的民俗变迁、民俗传承、应对策略等相关问题。

都市新民俗:成都武侯祠“游喜神方”的创造性转化

“游喜神方”原为道教全真宫观迎接旧历新年的重要活动,其后逐渐演变为一种民俗,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方式和名称;一般意指民众于新年第一次出门,前往喜神所在方位以求吉利。喜神有牌位无形象,其方位依时日变动,传统上常有历书等专门用来确定喜神方位。清民时期,相对于成都城郭外的其他方位,南门外的武侯祠“游喜神方”最为兴盛。因各种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段时间沉寂;自1999年,武侯祠开始恢复“游喜神方”民俗。此时,原先处于城郭南门外的武侯祠已经处于成都一环路之内的市中心,武侯祠的“游喜神方”失去了以方位求吉利的意义。在新的都市时空语境下,武侯祠进行了两大方面的实践性创设:喜神形象化、形象诸葛亮化,突出“游喜神方”的国际性、时代性和娱乐性;祠内竖立喜神方石碑,确立触摸石碑以求吉利的新方式。经过20多年的层累,武侯祠的“游喜神方”实现了一种创造性转化,成为一种都市新民俗;其创设、成就,及其内在的问题,是改革开放后都市重建传统民俗、传统民俗创造性转化的一个缩影。

对城镇化进程中我国民俗体育演进的思考

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对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国民俗体育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发展和研究现状分析,认为中国民俗体育在城镇化的影响下存在项目、地域发展不均衡,形式、功能发生转变等现实。提出在城镇化进程中我国民俗体育应全面发挥多元功能、内容形式保持地域特色、科学传承并且和所依附的社会形态与时俱进。

城镇化进程中的民俗复兴与地方再造——以广东小榄镇“菊花会”为例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开创了城镇化与传统文化相互建构的成功模式,通过对当地一项传统民俗——菊花会的复兴和动员,小榄镇在城镇化过程中实现了地方形象再造、地方认同再造和地方文化再造,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而城镇化的发展也促使地方政府和民众对民俗及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定位不断深入,将民俗复兴推向启发当地民众"文化自觉",提高文化在地方社会发展中的地位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