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迁改造居民的“知情意”——风险感知、政府信任及焦虑情绪对政策支持意愿的影响

以人为核心、关注民情、尊重民意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征迁改造的核心理念。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居民的多元理性认知对征迁改造意愿的影响,对于情绪在认知与意愿的关系中发挥何种作用仍缺乏解释。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开发涵盖生计风险、适应风险和利益风险3个维度的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多维构念,以焦虑情绪为中介,建立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和政府信任对政策支持意愿影响的“知-情-意”模型。通过对18个新型城镇化改造试点地区居民的大规模实证调查发现:焦虑情绪在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对支持意愿的负向影响路径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政府信任通过直接方式以及减弱焦虑情绪的间接方式正向影响支持意愿,且直接效应显著大于间接效应。将焦虑情绪这一重要中介因素纳入居民意愿形成的分析框架,从及时评估并缓解居民焦虑情绪、面向不同群体实施差异化征迁改造政策、打通民意的“最先和最后一公里”以及提升基层政府公信力等方面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避免群体性事件提供政策启示。

城市房屋拆迁施工方法研究

房屋拆迁工作在城市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若要促进城市发展,则需要做好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并明确施工方法。同时,在施工的过程中还要严格按照施工流程规范开展工作,确保施工的安全性。基于此,文章分析了城市房屋拆迁施工方法,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关建议,以期为城市房屋拆迁工作提供参考。

城市更新中房屋调查图表示的新法初探

为避免数据录入、绘图和入库阶段的重复性冗余工作、解决图件与数据库逻辑不一致问题,制作了一套编图与入库流程。该流程结合城市更新工作中不动产测绘的核心要求,根据既有资料制作底图,利用房地一体对房屋附属的细化调查和现场量测数据,参考珠三角沿海城市对房屋结构注记的简化并加以扩充,采用ObjectARX技术融合分丘图分层图的表示,从而流程化生产房屋调查图。该流程有效衔接了各项内业工序,保证了一次性输入的图件与数据库均能使用且不会出现逻辑不一致问题,创新地表达了房屋调查测量的图件,并按规则形成了一整套城市更新房屋测绘的内业工作解决方案。在成果数据上,既能满足不动产测绘和权益相关方的核心要求,又能满足城市更新海量数据的管理需要;在项目工作上,提高了工作效率,保证了项目工期,极大满足了项目前期决策和规划的紧急需要。

城市拆迁纠纷的博弈分析及对策建议

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制度,也是一个学术界非常关注的城市环境经济学问题。当前城市拆迁中存在许多问题。导致城市拆迁纠纷的经济学成因在于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行为的制度障碍和政府、拆迁商及被拆迁者利益博弈的本质;在行政权力未能受到法律有效制衡的条件下,政府也无法对拆迁利益受害者实现应有的实质性保护。因此,必须从引入市场机制、加强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制约拆迁许可行政职权和强化对拆迁商拆迁行为的监管等方面来完善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通过完善城市房屋拆迁理论体系和管理体系来推动城市拆迁工作。

广州市三类社区居住满意度与迁居意愿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广州三种不同类型居住区即传统老城区、城中村、商品房小区居民的迁居情况,利用线性回归和多元Logistic回归,对不同类型居住区居民迁居后居住满意度的决定因素和居民迁居意愿产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居住区居民迁居后居住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不同,总体上受社区归属感、住房所有权、设施完善程度影响较大,且与在本居住区居住时间呈负相关关系;迁居意愿的产生受很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不同类型居住区迁居意愿的影响因素有所差异。传统老城区家庭总月收入越低,居民对现住房越满意,越不可能产生迁居意愿,男性比女性更容易产生迁居意愿,高学历者更容易产生迁居意愿;城中村居民迁居意愿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的复杂作用结果,其中社区归属感越强烈,越不可能产生迁居意愿;商品房小区居民的迁居意愿受户主年龄和婚姻状况的影响较大。研究结果表明西方的迁居理论,如生命周期理论并未能完全适用于中国,这与转型期中国城市复杂的住房构成和住房市场机制相关。

城市拆迁中的利益冲突与公共利益界定——方法与路径

对城市拆迁中公共利益的内涵、特征进行了重新梳理和辨析,在此基础上,探讨城市拆迁中公共利益的界定方法及界定路径,为城市房屋拆迁中公共利益实体界定的重复性问题和程序界定的虚化性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研究认为,在我国城市拆迁中,公共利益缺乏制度层面的明确界定是城市拆迁中的利益冲突和产生拆迁纠纷的原因,表现在强制拆迁和在补偿安置问题上的对抗;基于城市拆迁中公共利益的性质和基本特征,需要综合运用逻辑演绎、要素甄别以及排除法来界定城市拆迁公共利益,并必须同时遵循形式上的程序判断路径和实质上的内容判断路径。

台湾房屋拆迁的立法、补偿与冲突解决机制

房屋拆迁问题在我国当前受到特别关注,如何从法律上进行科学的制度建设也曾引起广泛的讨论。为加强与完善我国拆迁立法,本文集中分析了台湾地区拆迁的做法。台湾房屋拆迁法制立足于解决两个根本性问题,即补偿费的多寡和未来商业利益的分配。台湾以地权保护为核心,严格核定地价,区分私有与公用土地;将房屋拆迁补偿的预期商业利益充分考虑,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房屋拆迁中的纷争。

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制度研究——由城市房屋拆迁中“钉子户”事件引发的思考

中国的房屋拆迁补偿制度在经历过信访的冲击、遭遇了"钉子户"的挑战之后,表明它已无法给现有的拆迁补偿提供合理的、运行顺畅的补偿机制。虽然中央和地方先后制定和修改了许多关于拆迁补偿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但这些分散的规范性文件既不能更好地保护被拆迁人的利益,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房屋拆迁中的补偿纠纷。制定一部统一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法典,是完善现有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制度的基础,也是实现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平衡的保障。

城市拆迁决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困境及其突破——对S商店拆迁中公民参与的个案研究

S商店拆迁的典型案例,真实再现了城市拆迁中公民参与过度与利益表达受阻的双重困境,缺乏畅达互动的沟通机制是造成这些困境的主要原因。社会自治性组织的发展有助于摈弃政府与公民间"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推动两者之间新型利益合作机制的形成,也能对城市拆迁决策中公民参与的发展起到程序性保障作用。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自治性组织,是破解城市拆迁决策过程中公民参与困境的基本路径。

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利益相关者类型学分析

诸多城市房屋拆迁研究将利益相关者聚焦于政府与房屋所有者之间,简化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利益关系。事实上,城市房屋拆迁中有许多利益相关者,利益关系非常复杂。本文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结合实际案例,分析了不同利益相关者各自的利益博弈焦点,并将十个利益相关者分为"核心利益相关者"、"重要利益相关者"和"一般利益相关者"三种类型。

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的理论分析

城市房屋拆迁是一个敏感而又普遍的社会问题,广为社会各界瞩目。本文介绍了我国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并简要分析拆迁制度的法律特征属性,然后着重剖析具有强制力的城市房屋拆迁的理论依据,即社会公共利益,这也是从法律上判断一项具体的拆迁行为是否合法的唯一标准。为规范拆迁,保证政府拆迁主管部门在拆迁活动中正确履行相关职责,应当借鉴有关国家在城市改建中的公共开发制度和广州市的城市房屋拆迁模式,以期建立一套更科学、公正、有效的房屋拆迁法律制度。

城市拆迁中的合谋问题及解决机制研究

本文结合案例分析法对城市拆迁中的合谋及其主要形式进行了解析,在对利益主体进行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演绎城市拆迁中政企合谋的产生并探索其形成的内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引用合谋与防合谋理论,进行城市拆迁防合谋监管机制的设计。

利益博弈、制度公正与城市拆迁纠纷化解机制

公正是一种建立在多方利益动态博弈均衡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城市拆迁制度的形成与实施实际上就是对这种博弈均衡的确认与保障;同时,只有相关制度体系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体现了城市拆迁中相关利益主体博弈的均衡,该制度才是公正和良好的,城市拆迁纠纷才能得以解决。这就要求,城市拆迁立法或定制要依据博弈规则与均衡,通过强化公开机制和完善利益表达与拆迁参与机制来确立和保障公正,也就是确认和保护各种合理的符合市场价值或公益价值的利益。此外,从目前来看,建立、培育或完善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中间组织、强化城市拆迁听证制度,对实现利益均衡、强化制度公正来说是必要的、紧迫的。

论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制度之重构

我国现行法对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性质的定位存在着误区,表现在将补偿问题定位为民事法律关系。这种误区是导致补偿问题复杂难解的深层法律原因。拆迁补偿关系应该属于行政法律关系,拆迁补偿性质为行政征收补偿,政府才是真正的补偿义务主体,政府应直接对被拆迁人承担补偿义务。拆迁补偿应以公正合理补偿为基本原则,尽可能全面弥补当事人因公共利益而遭受的实际损失。仅就补偿标准而言,公正补偿应体现民法精神,但不可将其与民事赔偿简单等同。

城市拆迁冲突公共治理的文化价值视域

社会公共治理强调公共权力部门、营利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之间建立合作导向的协商机制,这要求它们在化解城市拆迁冲突的文化价值方面达成观念上的共识,这也是民间力量推动城市拆迁制度变革的努力方向。制度建构与维持的精神根源是文化信念,因此,尽管拆迁冲突的直接诱因是制度不善导致利益分配不公,但其社会心理因素却是城市拆迁缺乏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对民生的文化价值伦理的关注;当前,城市拆迁冲突的制度化治理也同样存在文化价值障碍。如此,拆迁冲突情境介入者(拆迁人、被拆迁人和地方公共权力部门)的文化价值更新和社会的文化价值重建对于拆迁冲突的公共治理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也只有建立在深刻认识中国现实文化价值的特质及其与现代民主文化价值差别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对于中国合作治理城市拆迁冲突的根本性的路径选择。

对城市建设拆迁中土地制度的思考

分析了城市建设拆迁中土地权力关系变化及其利益格局变化的过程,指出现行城市土地制度由于存在土地收回权的行使范围扩大化、拆迁补偿标准不合理、安置不妥善、程序不合理等缺陷,已不适应城市建设拆迁中土地权利关系变化的需要,因而认为土地制度创新势在必行,进而提出了土地制度创新的初步设想,包括:明确城市建设拆迁中被拆迁人的土地财产权利;对“公共利益的需要”作出明确的界定,规范政府行使土地收回权的范围;充分考虑被拆迁人对土地的权利,给予公平、合理的市价补偿;提高房屋拆迁补偿标准,完善拆迁安置办法;从保护群众合法权益和规范政府行为出发,完善城市建设拆迁程序等。

城市房屋拆迁法律性质之定位

我国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不仅存在若干内容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而且模糊了房屋拆迁的法律性质。政府一方面实际主导着拆迁,另一方面又不承担拆迁人应有的法律义务。政府、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关系含混不清,是造成被拆迁人处于不利地位的根本法律原因。法律修改的首要问题在于理顺拆迁法律关系,明确房屋拆迁的行政征收性质,依此对房屋拆迁各方的权利义务进行重新配置。政府作为行政征收人直接承担对被拆迁人履行拆迁程序、拆迁补偿等方面的义务。

城市拆迁利益主体博弈分析

为更好地协调城市拆迁中多方利益主体,引入一个社会中介机构,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对其作用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构建了拆迁人、被拆迁人、中介机构和政府四方的博弈收益矩阵,深入分析了中介机构博弈均衡和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博弈均衡,并分别阐释了其政策含义。政府应该加快发展和培育中介机构,打造城市拆迁的利益协商平台;转变和分解政府职能,将部分职能转移给中介组织,适当减少对城市拆迁的介入,充分授权于社会中介机构,对中介机构要做到权、责、利结合;强化中介机构的监督管理职能,重点扶持一批知识密集型的中介机构;改善对中介机构的服务,建设区域性统一的中介服务公共信息平台。

从城市房屋公益拆迁到商业拆迁:法律的缺位及其完善

现在我国由城市房屋拆迁引发的纠纷愈来愈多,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是很多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所关心的。其实,问题的关键所在在于我国的立法并没有从根本上抓住城市房屋拆迁的目的,而笼统地对待不同性质的房屋拆迁。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公益性的拆迁和商业性的拆迁是现实存在的,漠视这一事实便是拆迁纠纷愈演愈烈的根源之一。在立法上,只有把城市房屋商业拆迁从城市房屋拆迁中“剥离”出来另行规范,才能有效遏制层出不穷的拆迁纠纷。

论城市房屋拆迁的行政法规制

目前的城市房屋拆迁 ,本质上是一种对城市房屋所有人的房屋及其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政征收行为。现行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回避了宪法所规定的出于公共利益需要的法定事由 ,缺省了城市房屋拆迁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混淆了城市房屋拆迁的基本程序。应从下列三方面依法规范 :一是通过概括和列举方式依法科学界定公共利益的含义及具体事项 ;二是将公益原则、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明确确立为城市房屋拆迁的基本原则 ;三是依法确立并规范有关城市拆迁规划、拆迁决定、补偿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