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四元经济结构下的经济模式与经济结构转换初探

本文运用经济学理论和系统分析的方法,实证地研究了我国城乡关系和国民经济结构的演变,探讨了国民经济结构转换的目标模式和机制.认为,我国经济在由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化的进程中,出现了十分独特的四元经济结构,包括传统农业、乡镇企业、城市不发达部门和城市现代部门,四个单元之间的矛盾使得国民经济流程难以合理,经济结构转换受制于二元社会结构,流程合理的关键是城乡的适度通开,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推进经济结构转换的政策建议。

城市化与现代服务业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化与现代服务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化在长期能够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贡献程度为1.7405,这种促进作用在2006年以后逐渐显著;城市化在短期则不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要促进因素。现代服务业不仅在长期能够促进城市化发展,贡献程度为0.1672,而且在短期也能够促进城市化发展。由于各地区基础条件的差异,使得城市化与现代服务业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明显地域差异。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城市社区设置的困境生成与优化路径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以基本单元调整回应社会治理复杂性,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重要路径。传统的大社区论、次社区论与“扩”“缩”并进论囿于社区规模的“扩”“缩”争论,忽视了社区优化调整所面临的法律限制、治理风险、结构压力、历史遗留问题等诸多困境。此类困境的产生,一是因为社区的本质属性是“社”,先天具有规模上限,而社区作为“区”,又有行政属性,必然具有规模下限;二是由于社区作为城市社会治理基本单元,“社”的建设不仅慢于“区”的建设,且二者建设标准难统一,偏好不一致;三是源于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中社区自身面临的结构性压力。因此,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城市社区的合理设置需要以基层党组织规模为基础,将社区设置融入城市居住区科学规划之中,并尽量使新建社区与居民小区规模保持一致。通过政治单元、产权单元与治理单元相统一,实现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湖北省“四化”协同发展研究

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替代指标,选取1980—2012年湖北省"新四化"指标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新四化"变量发展水平时间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分析。结果表明,1980—2012年湖北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指标变量对数一阶差分是平稳的,且在两个阶段存在长期协整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随着湖北省社会经济发展,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呈现出良好的互动关系,工业化对城镇化发展产生了较好的促进作用,信息化建设较为薄弱。

城市界线问题分析及解决方法探讨--以武汉市为例

界线是城市治理空间的分界线,将空间管理或治理与地理空间建立链接。因此,精准的界线是实现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基础和前提。随着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城市空间被划分为越来越多的管理或治理功能单元,为城市治理精细化奠定基础。但由于界线不清晰不准确带来划分空间交叉叠加,造成了区域空白或交叉。本文就城市界线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后,探讨如何通过政策和技术手段解决界线问题,从而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进程。

灵活都市化的推动力

许多西方建筑师和规划师如今在中国工作。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非有备而来,对于中国当下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仍缺乏足够了解。文章试图探讨中国当今城市化的若干方面,通过历史的视角来审视当下的发展。对于国内外的专家而言,常常出现一种矛盾的境况:一方面,双方的建筑师和规划师都相信图纸能够自我表达,多余的解释是不必要的;而只有少数人认为这样存在(由业主和使用者)引起误解的可能,需要构建一个观念体系以克服文化、社会及语言障碍,从而寻求独特的解决途径。这种误解不仅与建筑理念相关,而且与建筑使用者的行为相关,而正是使用者促使项目真正获得成功。一些西方专业人士在经历首次失败后便不愿继续在中国工作,另一些人则坚持下来并在现有体制下——通常总是被误解——的单调工作中辛苦奔忙。很少有人能准确地诠释当下的实际境况,提出有力而清晰的理念,并足够灵活变通以适应发展中不可预见的变化。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就有必要去了解中国社会,聆听业主、合作者及使用者的声音,同时也要想办法影响其他参与者——虽然总是存在误解的可能。作者认为有必要抛开惯常的解决方式,寻找新的观念,这些观念最终将影响我们看待西方世界城市化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