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实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在坚持“金融机构的属性特征和数量分布对资金规模和供给流向具有重要影响”的基础上,文章基于2008—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于以往大多数关于农村金融发展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以农村每万人拥有的中小银行网点数衡量的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该作用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对该作用的机制分析和检验表明,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通过增加第一产业增加值、提高农业生产率和促进农村中小企业发展三个渠道对城乡收入差距起到缩小作用。这一研究发现深化了金融发展理论,为金融市场体制改革提供了一定理论依据,有利于从全新的角度理解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数字普惠金融对有效收敛城乡收入鸿沟的作用研究——来自中国西部地区十二省市的证据

本文选择2011—2020年西部12省市的泰尔指数、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财政支出比率和贸易开放度数据,使用面板估计模型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我国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效收敛了城镇和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应推进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数字化建设进程,提高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和全面性,提高城乡居民的金融综合素养,优化与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的供给。

北京城市副中心参与跨城区政产学研金服用融通创新体系研究

北京城市副中心参与跨城区的政产学研金服用融通创新,能够弥补自身科技创新基础薄弱的短板,同时发挥政策和平台优势,汇聚各城区优质创新资源,为实现科技创新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基于区域协同、组织协同和知识协同,探究跨城区政产学研金服用融通创新体系的形成机制,并建立城市副中心通过政府投资基金引导创新合作、金融服务体系赋能创新创业、科技应用场景支持创新成果转化的参与路径,能够为城市副中心围绕六大重点产业打造北京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新高地提供决策支持。

金融发展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形成——基于分省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1978—2008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传递机制。分析表明,中国金融发展确实发挥着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当前城乡之间的产业差异以及各种制度性障碍使得非农化与城镇化进程相脱节,农村居民越来越不适应城镇非农产业发展的需要、农村第一产业生产效率难以得到提高都是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另外,经济发展虽然最终会逐渐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其不会自然到来,需要各方面政策的协同落实。

金融发展与城市化:基于政府治理差异的视角

二十世纪以来,金融发展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影响涉及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本文研究的中心是探讨金融发展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并且针对不同的传导机制进行归类研究。通过理论剖析和文献总结,我们发现传导机制的作用发挥是依靠国家宏观调控来实现的,并且和政府治理水平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又进一步探讨是否全球范围内的不同国家的制度因素,如政府治理水平的差异,是否会对这个传导机制造成显著的影响,之后我们利用1995-2008年的120个国家的全球数据,使用有效克服金融内生性因素的面板2SLS方法进行了实证验证,我们发现这种传导机制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并且这种显著性受制于各国的政府治理发展状况,这对我们进一步优化城市发展结构,提高城市的发展潜力,特别是金融业如何能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如何加强城市金融业发展的政府监管作用也具有指导作用。

农村新型金融机构运行绩效集成评价——基于江苏省的实证分析

农村新型金融机构被认为是破解我国农村资金短缺和信用贫困两大问题的重要力量。基于此,借鉴Yaron提出的农村金融机构业绩评估指标,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三维农村新型金融机构业绩评估指标体系,运用网络层次与模糊综合评价集成分析法对江苏省三种类型的农村新型金融机构业绩进行实证分析,并据此提出提升农村新型金融机构运行绩效的配套政策及建议。

特许经营制度下公共交通行业的财政补贴效应——基于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模型的实证

针对特许经营制度下城市公共交通行业的财政补贴政策,基于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模型研究了我国30个大中城市2010-2013年间财政补贴对公交企业成本函数和生产率的变动效果和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实施财政补贴后公交企业的成本在2010-2011年间有小幅下降,但从2012年开始营运成本有上升的趋势;公交财政补贴导致生产率有下降趋势,而技术变动效果为下降的主要原因,占比达到94%,财政补贴效果对生产率变动的贡献非常微小,平均在5.4%。在当前的补贴水平及分配方式下,补贴对公交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有限。建议完善公交财政补贴机制,建立与运营产出和服务质量相挂钩的绩效补贴,使政府在有限的预算下能最大程度上发挥补贴的效益。

数字普惠金融能缩小县域城乡收入差距吗?——兼论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协同效应

采用文本挖掘方法整理2014—2019年县级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缩小县域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与机制,并据此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协同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在东中部地区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收入结构优化效应”和“信贷配置优化效应”发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进一步地,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金融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具有协同效应。从县域新型金融机构来看,村镇银行金融可得性水平越高,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效果越显著,而小额贷款公司的这一作用并不显著。

我国城乡金融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我国城乡金融差异非常明显,不仅表现在规模和结构方面,效率方面的差异也很显著。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利用1992—2009年29个省区的数据,分析城乡金融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城乡金融规模差异、结构差异和效率差异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城乡金融差异的扩大将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仅需要竭力缩小城乡金融差异,还需要特别重视农村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城乡统筹发展视角下的农村金融探究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相对滞后,城乡金融二元结构比较突出。发挥金融对统筹城乡发展的支撑作用,需要从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培育市场主体、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完善担保机构和保险体系等多个方面共同推进,同时应注重金融立法、财税扶持、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等配套措施的完善。

制度环境、城镇化与金融集聚——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区)的经验数据

金融是经济的血脉,金融集聚关系到金融资源的分配和布局,金融集聚能力决定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力度。以“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区)为案例区,从制度分析视角深入探究制度环境与城镇化对金融集聚的影响。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4个方面和机构、资金、人才3个维度构建金融集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组合赋权法测算了2007—2019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区)金融集聚能力指数,并借助面板回归模型检验了制度环境、城镇化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区)金融集聚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同理论分析一致,随着制度变迁和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制度环境的优化有助于提升金融集聚水平,城镇化建设有助于内生更多的金融需求,城镇化对金融集聚能力的提升作用会随着制度环境的优化而增强。据此,“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区)应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契机,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产权制度和法律制度并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充分发挥制度环境在城镇化的金融集聚效应释放过程中的作用。

财政科学技术支出、金融机构城乡储蓄存款与生产总值的相关性研究

本文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对1999年到2013年期间我国财政科学技术支出,金融机构城乡储蓄存款和生产总值三者之间长期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这14年间我国财政科学技术支出、金融机构城乡储蓄存款与生产总值三者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财政科学技术支出、金融机构城乡储蓄存款与GDP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从脉冲响应函数来看,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和金融机构城乡储蓄存款的增加,均会影响GDP的增加。

农村城镇化中的金融支持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城镇化建设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农村城镇化中的金融支持问题日益突出。该研究分析了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农村金融供给总量不足;二是金融机构覆盖范围窄,金融支持方式单一;三是金融支持力度地区差异大;四是民间金融发展困难重重。为此,借鉴发达国家农村城镇化中金融机构所起作用的经验,为我国现阶段农村城镇化中金融支持的发展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地区制度变迁与金融市场化——基于城市化视角的异质性研究

选用GMM模型和Panel 2SLS方法,利用我国2000—2013年的省域面板数据,对城市化、地区制度环境变迁与金融市场化三者之间关系进行探讨。实证结果表明,经济领域制度环境变迁和城市化进程均有效促进了金融市场化程度,经济领域的制度变迁通过城市化进程间接影响金融市场化程度,地区制度环境约束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地区金融市场化进程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经济领域的制度变迁还通过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间接推动金融市场化程度,从而为加速我国非国有经济发展和经济资源有效配置提供机遇和动力。

我国金融机构发展规模和效率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受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原因。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近年来金融业得到快速发展,既为城乡居民提高收入水平、改善生活品质创造了更多机会,也对居民的投融资行为构成了差异化影响。文章以我国31个省市区的实际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VAR模型分析金融机构发展规模和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在短期内,金融机构发展规模和效率的增长会引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又会导致金融机构发展效率的提升;长期来看,金融机构发展规模和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不构成显著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主要受自身因素的影响。

对当前地市级药检所财务管理的几点思考

本文通过分析当前地市药检所财务管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并对建立新形势下地市药检所财务管理模式进行了探讨。

基于城市系统论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作用机制研究

在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城市发展关系的已有研究中,两者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缺少基于系统视角的认识。论文基于城市系统论的基本框架,将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一个适应性主体,分析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城市系统中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通过美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影响城市发展的案例研究,以期为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助力城市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制度变迁视角下我国基本医疗保险一体化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国按照城乡“二元”结构建立了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开放后,我国又逐渐构建起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进入21世纪,各地在对三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探索中又形成了东莞、苏州、神木等不同模式。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社会保险法》并没有规定三保合一的目标和实现路径。2016年在全国范围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被整合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现了二保合一。而在全国范围内不区分地域和职业进行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统筹,并实行全民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至今还没有实现。但是,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不到40周岁,而200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70周岁,这一成就的取得与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确立有密切关系。由此可见,我国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没有按照英、德等国的一体化制度进行设计,而是先区分城乡和职业分别构建了不同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而后在地方探索的基础上逐渐整合相关制度,认识其合理性和正当性需要从制度变迁视角去进行分析。

欠发达地区城市群金融机构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基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登记系统的金融机构微观数据,综合运用NNI、Ripley’s K函数和空间热点聚类等方法,研究1998、2008、2018年中原城市群金融机构空间格局、集聚特征及热点分区,采用泊松回归模型研究中原城市群金融机构空间集聚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原城市群金融机构空间分布不均衡,金融机构总体和细分行业均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2)空间集聚程度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先增强后减弱,金融机构的热点区主要集中在郑州—焦作—新乡和邯郸—邢台—安阳为核心的集聚区。(3)城乡居民储蓄是中原城市群金融机构集聚的核心影响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对外交通联系、政府行为等因素的影响程度不断增强,人力资源、科技投入、对外开放水平的影响较弱。(4)作为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城市群,中原城市群与其他城市群一致,作为高端服务业的金融业倾向于布局在高等级城市,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影响,其金融机构集聚的影响因素与其他城市群有较大差异。

关于民族地区人的城镇化的法律思考

人的城镇化是实现民族地区城镇化的核心内容,劳动力有序转移是实现民族地区人的城镇化的关键,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实现民族地区人的城镇化的重要举措。民族地区人的城镇化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农民土地的城镇化明显快于农民人口的城镇化,二是农民工转化为城镇居民比征地拆迁安置更为复杂。要实现民族地区人的城镇化,就需要从制度安排上调整城乡关系问题,从人权保障上落实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从社会保障上解决养老保险问题,从金融创新上解决资金短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