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城市公交服务感知与出行幸福感关系研究——基于获得感的调节作用

将幸福感理论与城市公共交通出行相结合,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山地城市居民公交服务质量感知与出行幸福感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以及公交资源获得感在两者之间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公交服务质量感知与出行幸福感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且出行幸福感呈现出边际递减特征;2)山地城市居民公交资源获得感在公交服务质量感知与出行幸福感之间具有显著负向调节效应,公交服务质量感知对出行幸福感的正向影响随公交资源获得感的增强而减弱;3)山地城市公交资源获得感对出行幸福感具有正向显著影响。研究结论可为促进城市公交“满意度-获得感-幸福感”的制度改革提供启发,利于提高山地城市居民公交出行幸福感。

伊犁州柯尔克孜族城镇居民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分组抽取伊犁州600名柯尔克孜族城镇居民进行幸福感问卷测评,发现伊犁州柯尔克孜族城镇居民幸福感总分与居住隶属地、文化程度、婚姻状况、住宅面积等因素有显著相关,其中居住隶属地、文化程度、婚姻状况、住宅面积、家庭子女数、居住地、子女教育支出是影响伊犁州柯尔克孜族城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绿色增长视角下的城市居民幸福感研究——对成都市居民的实证分析

运用2015年8月四川省成都市下辖19个县(区、市)居民"城市居民绿色幸福感调查"的资料,实证分析了绿色增长视角下的城市居民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居民绿色幸福感存在较为显著的区域差异,主城区的居民绿色幸福感相对最低,而离主城区最远的第三圈层居民绿色幸福感最高。从内部因素来看,成都市居民城市绿色幸福感与居民年龄以及居民收入呈显著的正相关,与受教育水平呈现负相关。从外部因素来看,居民绿色幸福感与绿化覆盖率、空气质量状况、水质状况呈现正相关,与噪声污染、交通拥堵、车辆尾气排放呈负相关关系,而与垃圾处理、工厂数量的关系不显著。基于实证分析,提出了成都"十三五"期间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

当代中国农民工幸福感的二维度量

近年来,国家对国民幸福感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社会要和谐,首先必须实现人的和谐。农民工作为连接城市和农村、市民和农民的纽带,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本文以农民工幸福感调查数据为基础研究当代中国农民工的幸福感,从社会和农民工自身二维视角探讨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原因。其中,主观原因主要是自我认同度低、缺乏归属感、存在攀比心理等,客观原因主要是待遇低、欠薪严重、维权艰难、子女入学难、赡养父母等。要提升农民工的幸福感,需要内部发力、外部助力共同作用,通过改变农民工心态、加大教育培训、提高法律意识、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来予以解决。

老旧小区改造如何提升老年人幸福感?——基于重庆市老旧小区改造案例的探讨

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老旧小区改造不仅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利益,更是保障老年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关键所在。该文利用重庆市2018年开始的老旧小区改造这一准自然实验,运用9个小区2019—2020年的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了老旧小区改造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1)老旧小区改造显著提高了老年人的整体幸福感;(2)与简单的改造项目相比较,加装电梯、设置便民超市、物业公司参与管理、增设配套养老服务设施对老年人幸福感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3)在作用机制上,老旧小区改造使小区环境更为舒适,增加了老年人与子女间的交往,同时,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也增加了老年人参与共公事务的频率和社区活动的次数。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加强老年人与社会的互动,有效提升了老年人的幸福感,同时,老旧小区改造的后续维护与管理还应该加强老年人的参与和监督。

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市民幸福感

我国新城市越来越多,老城市越来越大,城市数量和规模发展很快,城市功能配套发展则比较滞后,市民幸福感指数不够高,市政府应引起高度重视。一方面,市政府要做好整个城市及片区的合理规划,完善城市的各种功能;另一方面,市政府要以市民为本,不断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让他们衣、食、住、行、购、学、医、娱、健等都感到十分方便,从而彰显现代化和谐城市之勃勃生机。

北京、杭州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分析

在我国国民的意识范畴里,北京和杭州都是令人心仪的理想居住城市,各大杂志、媒体也都对这两个城市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对比分析。现尝试运用社会指标法,来比较北京、杭州城市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及幸福感关联性研究

在网络时代,伴随城市化发展,农民工群体步入了代际更迭时代。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不仅影响该群体的生活质量和舒适度,而且关乎城市化的积极健康发展。基于对部分广东省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调查研究数据的分析,调查发现:性别、文化程度、环境危机感和社会是否相对公平以及政治融入、经济融入、文化融入、社会融入都与幸福感有相关性。基于此,进行关联性探究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鼓励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和提升幸福感。

就业质量、社会认知与农民工幸福感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中国统计年鉴2014》数据,应用有序Logit模型和OLS模型探讨了就业质量和社会认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进一步地,为了克服主观变量间双向因果关系所导致的潜在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是否熟悉居委会历史"和"是否有投票经历"作为工具变量,采用2SLS模型进行了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显著,其中,劳动报酬对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的农民工的幸福感更高,而工作时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的幸福感更低;第二,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较高的经济地位感知和积极的情绪状态可以提高农民工幸福感,积极的情绪状态还能有效缓解工作时间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负向效应;第三,就业质量和社会认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工作类型和劳动报酬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显著高于对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而劳动合同签订状况、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和经济地位感知的影响则呈现相反的情况。

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保障、生态环境与城乡居民幸福感1——基于CGSS(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GSS(2013)数据研究发现:影响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因素存在着共性,但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别。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认为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高于其他人的居民的幸福感越强,居民对中央政府及所在地地方政府环境保护绩效满意度越高,幸福感越强。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与居民幸福感表现出相反的关系。在城市地区,家庭房产越多,居民幸福感就越强,参加了城市基本医疗保险的居民幸福感越强,参加商业性养老保险与居民幸福感显著正相关;但在农村地区,家庭房产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不显著,参加了商业性医疗保险的居民幸福感更强,参加商业性养老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