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开放是否促进了城乡共同富裕?——来自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文章采用手工查找的2005—2019年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工业化背景下贸易开放对城乡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贸易开放提高本地人均收入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有利于促进城乡共同富裕,且该结果经过工具变量法、系统GMM法等方法处理后仍然具有稳健性。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贸易开放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FDI流入以及形成工资溢价影响城乡共同富裕。在贸易开放提高收入水平的过程中,劳动生产率、FDI以及工资溢价均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贸易开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溢价发挥了积极作用,FDI作用则不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进、出口开放对城乡共同富裕均具有促进作用,且出口开放的促进作用更强。贸易开放对城镇、农村居民收入均具有促进作用,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带动更强;贸易开放通过缩小城乡居民个体收入比与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入城”两种方式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文章最后提出了深化贸易开放、加快投资自由化、推动新型工业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等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文章运用2014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是否存在,并探讨其产生的机制。研究表明,在控制可观测的能力特征、城市所处的区域差异后,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存在,进一步控制选择偏差后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仍然显著。但根据生活成本对名义工资进行调整后,大城市的工资溢价出现工资劣势。反事实估计表明,流入中小城市的流动人口如果进入100万以上人口城市,其工资将有小幅提高,但其提高幅度不足以激励流动人口离开中小城市。溢价产生机制分析表明,稠密市场效应和学习效应,是城市规模工资溢价的原因。

创新的工资溢价——基于流动人口的研究

创新带来的收益在不同群体间并非均等分配。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国的流动人口大幅增长,成为城市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流动人口内部存在着明显的技能分割。那么,创新会对其工资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创新对流动人口的工资产生显著溢价,且对更高学习能力的流动人口产生更为明显的积极影响。目前,只有中部地区与发达城市的创新发展有利于流动人口提高工资。创新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信息化程度深化是其影响流动人口工资的重要途径。最后,中国在现阶段主要还是依赖模仿创新对劳动力产生工资溢价。

城市工资溢价:规模聚集效应与人力资本溢出效应

基于城市面板数据发现城市工资规模优势在城市层级数据不存在。考虑异质性后对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研究显示,中国城市工资溢价主要发生在特大及超大城市,聚集经济效应与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是城市工资溢价的两类作用机制。而这两类效应也主要发生在特大及超大城市。二元分割条件下,相比较于体制内,体制外部门聚集了更多高生产率的劳动者而产生更高的工资溢价;跨越体制的交流与学习机制使得城市人力资本对个体工资的溢出效应在体制内外无显著差异。城市工资溢价主要发生在特大及超大城市的特征表明,中国城市化进程发展仍然滞后,大城市不足的问题依然显著,提升大城市及以下城市的聚集效应与溢出效应、消除制度性壁垒的差异是完善城市体系的主要方向。

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研究——兼论集聚与群分效应

在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背景下,探究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及其成因有助于理解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动,对实现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2、2014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面板数据,估计了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以及集聚效应和群分效应在其中的解释力。总体而言,城市规模每扩大1%,工资水平平均上升0.13%,相应溢价主要来源于群分效应。人口规模超过500万人的超大、特大城市同时存在集聚效应和群分效应,群分效应能够解释工资溢价的35%~55%。人口规模介于100万人至500万人的大城市,工资溢价主要源自群分效应。文章发现,个体技能对工资溢价的贡献度最高,且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当地劳动力的平均技能水平也会提高,即劳动力技能存在明显的空间排序规律。超大、特大城市的集聚效应具有动态性,年轻劳动力在超大、特大城市的工资增长更快。

城市规模与工资溢价

采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城市居民数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方法考察了城市规模对劳动者工资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中国100万--500万人口的大城市和500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存在显著的城市规模工资溢价；生活成本差异是特大城市工资溢价的主要成因，聚集经济是大城市工资溢价的主要成因；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会从城市规模的扩张中获益。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适度规模的大城市应该是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主攻方向；大城市不仅要吸收高技能劳动力，也应该对低技能劳动力采取包容性政策，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城市繁荣。

劳动力就业城市选择对城市工资溢价的影响

中国逐步从定居社会转变为流迁社会,劳动力大范围流动体现在就业城市的自主选择上,该行为对城市工资溢价产生持续影响,同时城市工资溢价又影响劳动力的就业城市选择。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构建包含个体选择的处置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存在城市工资溢价现象,劳动力的异质性特征和城市差异性特征显著影响就业城市选择行为;纠正劳动力城市选择的内生二元选择偏差后,发现中国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工资溢价变大,而大城市的工资溢价消失,中小城市工资比大城市更有竞争力。中国城市体系中的首尾优势是劳动力理性选择就业城市的结果,这为中国实施差异化的城市发展政策来实现城市体系的整体优化和内部协调提供了新思路。

人工智能、劳动力任务类型与城市规模工资溢价

人工智能是任务偏向型技术,其广泛应用可能会扩大工资差距,但对城市规模工资溢价影响需深入研究。文章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数据和人工智能应用数据,实证探讨在人工智能冲击下非常规和常规劳动力所获得的城市规模工资溢价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相比于常规劳动力,人工智能使得非常规劳动力得到了更高的城市规模工资溢价,该结论在工具变量法、重新划分劳动力类型和扩展样本的检验下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相对于常规劳动力,具有任务偏向型属性的人工智能应用能够强化非常规劳动力在城市集聚经济下的学习、匹配效应,从而提高其城市规模工资溢价。进一步研究表明,不同任务类型劳动力获得城市规模工资溢价会因所处的区位、个体特征而呈现一定的差异性。文章为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和共同富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经验支撑。

密度、距离与农民工工资:溢价还是折价?

大城市的密度、距离带来的是工资溢价还是工资折价?本文匹配了4460个农民工数据与184个迁入地城市数据,采用两阶段工具变量法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反映城市集聚的密度有正外部性,在控制劳动力特征后工资溢价仍然存在。控制城市特征后,发现密度过高导致工资折价。距离对集聚经济有离散作用,农民工工资与迁移距离呈现"N型"关系,与到中心城市距离存在"∽型"关系,证实了"中心—外围"理论。密度、距离对工资存在交互作用,内含集聚效应与拥挤效应的博弈。工资溢价存在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而超大城市和中小城市表现为工资折价。本文印证了适度的城市规模才能发挥集聚经济的工资溢价,合理规划城市形态,缩短距离、减少分割,重塑中国经济地理和农民工迁移版图,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城市工资溢价:群聚、禀赋和集聚经济效应——基于近邻匹配法的估计

本文基于2011年和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近邻匹配法对不同规模城市之间劳动力工资溢价中的集聚经济、劳动力群聚和城市禀赋效应进行估计。结果发现集聚经济效应主要存在于300万人口以上的Ⅰ型大城市和超特大城市,同时群聚效应和禀赋效应对这两类城市间的溢价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而在低规模等级的城市并没有发现明显的工资溢价现象。经过稳健性和分样本检验,主要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集聚经济产生了显著的工资增长溢价。

中国城镇地区的技术进步与行业工资差距——基于微观数据层面的测算和影响效应分析

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考察了城镇居民2007年、2008年和2013年行业工资差距的变动趋势和特征,并着重检验了2007年行业技术因素在行业工资差距中所起的作用。主要结论有两点:首先,通过测度微观层面行业工资差距,发现在控制了能表示个体特征、工作特征的变量后,行业工资差距依然存在,这与针对其他国家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其次,行业技术水平对我国城镇地区劳动者的行业工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是对国有制单位、城镇本地居民和小规模企业从业人员的效应更加明显,这说明行业的技术特征可以解释部分的行业工资差距。对政策的启示是关注微观层面的行业工资水平及其差距有助于更准确地认识和调节不同行业之间存在的工资溢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