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何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社会网络的新生关系网络和社会活动参与两个方面,考察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新生关系网络和社会活动参与均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网络作为农民工联系迁入地居民的纽带,能够通过工资收入和身份认同两个方面间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异质性检验发现,新生关系网络、社会活动参与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表现在流动年限差异、教育年限差异以及性别差异,即这些个体特征在社会网络之间产生交互效应。应建立良好的社区管理体系,规范用工单位雇员最低工资,促进不同类型公共服务供给,发挥不同群体之间的带动作用,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Minimum Wage Regulation in China and Its Applications to Migrant Workers in the Urban Labor Market

Using data at micro and city levels, the present paper explores the policy evolution of the minimum wage system in China, and examines its coverage for migrant workers.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minimum wage policy has been substantially improved in terms of both coverage and the level of the minimum wage standard, but that the current policy tool that relies on the monthly wage rate is not effective. Because migrant workers tend to work more hours, use of an hourly wage rate is more appropriate than a monthly wage rate.

二元结构下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工资差异研究

文章利用CHIP2002和CHIP2013数据,采用基于RIF无条件分位数回归的分解法,比较了不同时间维度和不同分位数水平上,我国农民工和城镇职工的性别工资差距及其形成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工资差距不断扩大,其中农民工的性别工资差距全方位扩大,且低分位数上的增速最快,致使2013年其各分位数上的性别工资差距超过城镇职工。其中,低收入城镇职工与中等收入农民工群体的性别工资差距及其来源具有相似特征。第二,系数效应是造成城镇职工和农民工性别工资差异的主要因素,两个群体的性别歧视均有所增强。但与城镇职工相比,农民工群体的性别歧视较大且增速较快。由于低收入群体中性别歧视的快速增长,城镇劳动力市场中遭受性别歧视最严重的群体由2002年的高收入的城镇女性职工和高收入的女性农民工,转变为2013年中等收入的女性农民工和低收入的城镇女性职工。第三,尽管针对中高收入城镇女性职工的市场前歧视和市场歧视均有所弱化,但低收入的城镇女性人力资本水平及其回报率仍低于同类男性,呈现与女性农民工相似的特点。上述结果意味着,城镇劳动力市场中不同户籍、不同收入水平的女性,遭受着不同程度的性别歧视,应针对不同群体采用差别化的性别干预政策。

我国城镇不同行业职工工资分配公平性测度

我国不同行业间工资差距问题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关注,但在公平性测度上的研究存在不足。为此,本文依据市场效率原则、收益与风险对称原则以及社会公平原则,综合探讨我国城镇职工不同行业间工资分配公平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不同行业职工工资分配确实存在不公平现象,并且当前的不公平程度高于前十年;在不同行业之间,综合工资收益已经形成分层次状态,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科、教、文、卫业的职工工资综合收益处于高层次水平;而工业,批发、住宿、租赁、服务业的职工工资综合收益处于底层次水平,其他行业介于二者之间;行业工资差距对我国城镇职工收入总体基尼系数贡献达到1/3。

最低工资标准对城镇职工工资的“溢出效应”:基于宏观和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最低工资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一项基本社会政策,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到了最低工资对于农民工工资增长的作用,而忽略了对城镇在岗职工工资的影响。论文利用全国2001年至2011年间277个地级市层面面板数据和2000年至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混合截面数据,分析发现提高最低工资有助于促进城镇在岗职工的工资增长,特别是在2004年最低工资执行力度加强之后,溢出效应更加明显;最低工资调整对城镇户籍、文职、高中学历以上者的工资增长影响更大,而对农村户籍、初中及以下学历者、工人等群体的影响相对较小。由此可见,最低工资的影响并不限于农民工群体,对于提高以城镇职工为代表中等工资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经济增长视角下我国城镇职工工资与就业的动态效应分析

促进就业对实现社会稳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经济增长时期就业情况的变化,本文根据1978-2011年我国城镇职工的统计数据,建立了基于经济增长的工资与就业之间的变参数动态模型-状态空间模型,给出了工资与就业的动态效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工资与就业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工资对就业的影响经历了"负相关-不相关-正相关"的动态演变过程;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影响一直是正相关的,且2000年以后对就业的影响程度大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农民工收入解构:2008～2016年

2008年后我国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处于上升趋势,但工资收入水平并不高,其提高空间还较大。农民工较低的工资水平导致我国出现"半城镇化"现象,不利于缓解产能过剩,降低了农民工对自己及家人的人力资本投资。我国的"半城镇化率"较高,2015年达到19.92%。影响农民工工资水平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增长情况、人力资本状况和就业信息。鉴于农民工就业信息缺失和人力资本投资较少,政府应搭建农民工就业信息平台,在财政能力许可的情况下逐渐实行十二年制义务教育,对主动为农民工提供技能培训的企业给予鼓励,根据企业培训所需支出的成本减免相应税收或者给予补贴。

城镇地区还存在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歧视吗?——外来人口分布与城镇地区的工资决定

外来人口是城镇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现有研究多是将外来人口和本地职工看作两个分割的群体,很少考察外来人口在企业间的分布状况。本文利用2018年的城镇家户调查数据首次考察了农民工在城镇地区企业间的分布,并考察了农民工分布与城镇劳动力工资收入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外来员工分散地分布在城镇地区的企业中,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群分特征,表明城市地区并没有明显的针对农民工的雇主歧视。2018年,在控制了劳动者的个人和工作特征(包括行业、职业和所有制)后,外来务工人员的小时工资显著高于城镇本地职工20%以上。劳动合同签署状况以及企业提供的社会保障差别并不能解释上述差异。此外,企业中外来员工的比例越高,本地职工(和外来员工)的工资水平越高。本文的结果意味着,城镇地区并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雇主歧视,而且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关系。但是,这一结果并不意味着外来移民在公共服务等方面能享有与本地居民相同的待遇。相反,农民工收入升高可能是迁移成本上升以及在城市地区无法享受同等公共服务的结果。这些因素可能导致移民的工资上升,同时对我国总体生产效率的提升起阻碍作用。

社会资本与工资收入的户籍差异——基于改进后的Oaxaca-Blinder分解

本文利用2009年全国八城市调查"社会网络与求职经历"数据,结合改进后的Oaxaca-Blinder分解技术,考察了社会资本对于农民工和城市职工工资收入差异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明瑟方程基础上纳入社会资本变量后,户籍工资差异被解释得更加充分,可由个体特征要素解释的比重甚至高过了总户籍工资收入差距。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欠缺,可以解释户籍工资差异的1/4;而社会资本回报占优,会导致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收入差距缩小30%。文章在解释了这种"资本欠缺"和"回报占优"并存现象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农民工工资变化的宏观影响因素研究(1986～2010年)

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工资变化的宏观因素,发现中低层管理人员与规模较大企业的工资优势随时间段靠近而减弱,城镇居民消费水平逐年增加与农民工平均受教育水平的逐年缓慢增加,均对农民工的收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却降低了管理人员、在私企、外资或合资企业、规模越大的企业工作的农民工的收入回报,缩小了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工资差异。认为对农民工工资的研究中,个体层次的影响因素均比较稳定,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农民工工资的变化,将来的研究应该更加关注宏观层次解释变量的作用。

最低工资标准与中国城镇职工工资——兼论最低工资制度落实情况的影响

利用2005年1%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2000—2011年中国各地级市数据,分析最低工资标准对中国城镇职工工资水平的影响。最低工资标准能显著提高城镇职工工资水平,最低工资制度对于签订合同的劳动者和低学历劳动者的影响更大,对于低技能人群确实有一定的保障作用。在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过程中,月工资标准的执行情况普遍好于小时工资标准,并且东部地区的执行情况好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最低工资制度执行得越好,当地的职工工资水平越高。劳动力市场的各项管制措施,通常是相互作用和影响的,要使最低工资制度发挥良好的作用,不仅依赖于执行和落实,还依赖于配套政策的实施。

农民工和城镇雇员的工资议价行为差异和工资差异——基于2019年江苏省农民工和城镇雇员调查数据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农民工工资水平不断上升,与城镇雇员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缩小。基于2019年江苏省农民工调查数据,探究农民工和城镇雇员的工资议价行为差异和工资差异。研究结果发现:农民工与城镇雇员能够参与工资议价的比例相近,然而农民工参与工资议价所带来的经济回报远小于城镇雇员。其中,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引起两类群体存在较大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工会和社会关系没有表现出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工资议价对农民工和城镇雇员之间工资差异的影响非常微弱;两类群体之间的工资差异主要来自城镇雇员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本禀赋和农民工更高的工作强度。研究结果有助于认识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的权益和状况,并推动农民工劳动保障政策的制定。

人往“高处”走?——基于农民工两次务工地选择的实证分析

农民工在年轻时和年长时所选择的务工地是否有所不同?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些选择差异?我们假设农民工在一生之中只进行两次务工地的选择,分别在年轻时和年老时,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我们采取条件逻辑回归(conditional logit)的实证策略,对影响农民工初次务工地和再次务工地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农民工在进行初次务工地选择时,收入是一个显著的影响因素,而对于再次务工地区选择,城镇化水平(体现为当地的公共福利和城镇化率)是一个显著的影响因素,而工资水平不再成为影响决策的显著因素。

中国省际城镇职工工资收入分布演进的时空特征

运用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和空间马尔科夫链分析方法,并将空间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中,对1978—2009年期间中国省际城镇职工工资收入分布演进的时空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从时间动态性看,中国省际城镇职工工资收入的差距正逐步固化和深化,多俱乐部收敛特征明显、贫困陷阱问题日益突出;从空间动态性看,近邻效应对省际城镇职工工资收入分布演进存在一定影响,多数省份的工资收入水平向邻区的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演进。

工资歧视、代际差异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基于安徽省的案例调查

农民工市民化是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妥善解决的重要任务,也是城镇化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测度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是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中的重要环节。文章对安徽省农民工工资歧视系数及市民化进程进行具体测算,并分析两代农民工之间的代际差异,最后提出了完善用工市场、积极引导农民工进城、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完善户籍及子女教育等制度、积极引导土地流转等政策建议。

成都市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的意义、问题与建议

成都市于2004年起实施了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综合社会保险制度,该制度虽以低缴费优势迅速扩大了社会保险覆盖面,但存在低待遇、难转移、高成本、复杂化等问题。2011年,成都市开始进行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并轨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改革,旨在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社会保险城乡同等待遇。成都市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改革对其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具有积极影响,对其他地区也有参考和借鉴意义,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费率提高可能导致参保人数下降以及缴费不合理等问题,建议针对原综合保险参保人员,采取降低缴费基数、延长缴费年限的办法,以确保提高社会保障覆盖率改革目标的实现。

新型城镇化、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以及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政策的出台,为农民工提供了向现代城市居民全面转移的机遇,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有力支撑。城镇化发展促进农村人口走出农村地域限制,发挥其生产创造潜力,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转型升級提供重要的劳动力要素投入,伴随而来的是农村人口如何融入城镇生活、生产,即“市民化”问题。以制度性因素为切入点,构建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逻辑框架,并基于2011-2017年中国省级层面的经验数据,先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考察多重制度性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效应,再运用断点回归模型着重分析户籍制度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具有显著的正效应,随着户籍约束的减弱,农民工向城市居民转变的步伐明显加快。同时,由于受到地区差异与财政支出状况等因素的调节作用,户籍制度改革正效应的大小有所变化,但结论并未产生实质性的改变。因此,应该适度、合理地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发挥政策红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而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少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民工欠薪问题探析——以武陵山区H市620个欠薪案件为例

在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和武陵山区集中连片扶贫开发的过程中,外来务工人员特别是农民工成为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主要劳动力。而农民工的合法权利保护,却始终面临各种困难和挑战,尤其是欠薪问题。通过实地走访调查,详细查阅相关资料,详细论述农民工欠薪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行性建议。

我国城市家政市场的工资——基于街道层面需求数据的证据

本文通过2010年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与2015—2017年网络大样本家政从业者信息数据的匹配,研究了以街道层面高低技能比为代理变量的需求对城市家政市场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高低技能比每上升1个标准差(约48个百分点),家政女工的预期月工资将提高101元左右,约为样本期内平均月工资的2.5%。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这种影响在不同工资分位点上有显著异质性,最低和最高工资分组点对高低技能比变化的反应最为敏感。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准保持一致。

农民工跨越市民化经济门槛分析——基于生活工资Anker法的新测量工具

生活工资是工人在标准工作时间内所获得的能够担负其家庭维持基本体面生活标准的报酬水平。文章基于生活工资的Anker法,将典型的农业转移人口维持其家庭在务工地基本体面生活标准的工资水平设定为典型成都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经济门槛。据此,测定了成都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低水准市民化门槛(即只考虑租房居住的生活工资)为2 710元/月,高水准的市民化门槛(即考虑购房居住的生活工资)为3 407元/月。进一步,根据卫计委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成都农业转移人口中,69%跨越低水准市民化经济门槛,48%跨越高水准市民化经济门槛。结合市民化意愿,既有市民化意愿又有低水准市民化能力的占50%,有市民化意愿但无低水准市民化能力的占20%。生活工资作为市民化经济门槛,可将现有研究中以公共成本为核心的市民化成本核算与以群体素质为核心的市民化能力评价这两条割裂的路径在同一框架下得以统一,在实践上具有多种优势,具备成为市民化研究的新测量工具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