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我国居民消费碳排放影响

基于2000~2020年我国30省区的面板数据,综合测算了不同层次需求下各省区居民消费碳排放量和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开展回归分析和空间效应分解,并对数字经济与总体消费碳排放进行门槛效应分析,考察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1)我国居民消费碳排放整体上升,呈现出东高西低并且向中东部集中的趋势.(2)直接消费碳排放是我国居民消费碳排放的主力,但随着社会发展,其在总体消费碳排放中的占比呈下降趋势,间接消费碳排放比重增加.(3)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著增加本省及邻近地区居民间接消费碳排放以及其中本省的生存型间接消费碳排放;然而,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总体消费碳排放之间具有“倒U”型关系,数字经济在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后能够促进居民消费碳减排.综上,建议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加强对绿色生产生活的引导,从而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城乡收入差距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城乡消费差异的中介效应分析

“双碳”背景下,研究城乡收入差距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30个省2009—2019年面板数据,运用STRIPAT—EKC模型,构建固定效应、中介效应模型探究城乡收入差距对碳排放的影响,检验城乡消费水平差异、城乡消费结构差异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城乡收入差距对碳排放具有显著影响,且两者之间的关系呈“倒U”型;(2)低收入与高收入居民存在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碳排放的现象,而中等收入居民城乡收入差距与碳排放的关系不明显;(3)城乡消费水平差异、城乡消费结构差异在城乡收入差距与碳排放之间起中介作用,且城乡消费结构差异缩小有利于降低碳排放。

工业化水平区域差异与中国能源消费

在对30个省区工业化水平进行了聚类分析的基础上,描述了工业化水平的区域差异。通过对中国煤炭、石油两类非可再生能源的消费在区域工业增长中的判别分析,探讨了区域工业化水平对能源消费水平的影响。这种影响以工业能源密度为动因,促成了区域工业化水平与能源消费总量水平的一致性和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工业能源密度的降低和能源效率的改进有利于工业化水平提高。

我国居民水产品消费水平与消费特征分析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产品生产国,但我国居民水产品消费水平并不高。本文分析了我国水产品消费水平的现状和趋势及原因以及我国水产品消费的主要特征及其成因:即水产品消费的城乡绝对差距,水产品与其它副食品消费的相对差距两部分的水产品消费城乡差异;由水产品加工技术和规模的限制及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水产品消费地域性差异;户外消费呈现增长趋势;并就如何提高我国水产品的消费水平进行了讨论。

中国大城市居民水产品消费水平和消费特征对比分析

中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在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并因此导致了水产品消费水平和消费特征的区域性差异。利用2013年在北京、上海、西安3个城市的问卷调研数据,从区域角度出发,对不同地区城镇居民水产品消费水平以及包括购买倾向、消费种类、消费形态、消费场所、购买场所等消费特征存在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提高不同地区居民水产品消费水平的对策。

中国东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对消费水平影响的对比分析——以江苏、新疆两省为例

以江苏、新疆两省为例,分析了东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收入结构及消费水平的差异,认为居民收入水平及其结构差异是导致消费水平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探讨了东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差异的4个影响因素: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制度。根据1993～2007年相关数据,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东西部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对消费水平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收入来源结构看,东西部地区消费水平的差异主要是由工资性收入水平的差异所造成的;家庭经营纯收入及财产转移性收入的差异对生活性消费水平差异的影响程度较小。基于此,提出了相关建议。

中国东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对消费水平影响的对比分析——以江苏、新疆两省为例(英文)

以中国江苏、新疆两省为例,分析了东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收入结构及消费水平的差异。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远高于西部地区,且增速较快,东西部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随时间推移不断增加;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以家庭经营纯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为主,而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相对单一,主要以家庭经营纯收入为主;东部农村居民生活性消费支出高于西部,且差距有逐渐扩大的趋势。探讨了东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差异的4个影响因素: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制度。根据1993～2007年相关数据,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东西部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对消费水平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收入来源结构看,东西部地区消费水平的差异主要是由工资性收入水平的差异所造成的;家庭经营纯收入及财产转移性收入的差异对生活性消费水平差异的影响程度较小。基于此,提出了相关建议。一方面,西部地区应加快促进城乡一体化,大力发展二、三产业以优化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尤其要提高工资性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应促进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保持城市化与工业化水平相对较高的优势。

区域公司与厂级联合实时节能对标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基于区域公司实时监管系统和火力发电厂厂级监控信息系统(SIS),开发了1套区域公司与厂级联合实时节能对标管理信息系统。通过建立电厂生产指标(标杆)体系及分级经济技术指标,实现了实时数据的在线对标管理,以此建立了机组实时能耗分析和设备状态检修分析模型。利用对标分析结果量化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情况和转换效率,可指导机组优化运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电厂能效。

农民收入分配变化对其消费行为的影响及对策

近20多年来农民收入分配变化对农民消费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说明:现阶段农民收入分配变化是影响其消费行为的主导因素;农民收入分配变化决定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农民收入过低、增长慢且波动大将极大地制约农民消费;农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同样严重地抑制着农民消费。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民消费,是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必须认真做好。

上海大型公共建筑分项运行能耗参考指标研究

大型公共建筑,尤其是同时包含宾馆、办公、商场等多种功能区的综合性建筑,由于功能、类型不同导致用能情况存在较大的差别,难以评价其用能水平的高低。选取上海市48栋运行合理的不同类型的大型公共建筑进行了详细的能源调查与审计,深入分析了这些建筑各功能区的面积及各用能设备的分项能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适合不同类型大型公共建筑的分项用能指标及其参考值,可以为评价各类型大型公共建筑的用能水平提供参考依据。

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特征的实证分析——基于不同收入水平组的比较

笔者在对河南省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总体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基于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的消费理论,建立Panel Data模型,探索收入差异条件下的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特征。结果表明,现阶段河南省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完全符合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各收入组间的消费差异主要体现在生活品质和消费种类上,食品、居住、交通通信是目前河南省农村消费的三大热点;消费结构正在逐渐升级。因此,应从提高农村收入水平、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和缩小收入分配差异等方面来增强农村居民消费能力,优化其消费结构。

影响城乡消费二元化的显性与隐性因素研究——基于CHFS2011年数据的分位数回归和分解

将影响居民消费差异的因素分为由家庭特征代表的"显性因素"和由市场性因素及社会性因素代表的"隐性因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2011年全国调查数据,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测算各项影响因素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下的城乡边际消费倾向,并采用Blinder-Oaxaca方法和分位数分解对城乡家庭消费差异及趋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消费对收入的弹性明显高于城镇家庭,分位数越高,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越小;显性因素是城乡消费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且对不同消费水平城乡家庭的影响程度不同;城乡消费差异随分位数增加而减小,隐性因素作用的减弱是差异减小的主要原因。城乡消费二元化的形成,不仅仅是家庭特征代表的显性因素(收入、养老保障、年龄、受教育年限等)导致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所形成的隐性因素(偏好、习惯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等)也是城乡消费二元化的重要原因和组成部分。

中国乳品消费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中国乳品消费的特征及影响因素,对于研判中国乳业的未来发展和乳品消费的未来趋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国家统计局1995—2018年有关统计数据,分析了中国乳品消费的特征和影响因素。中国乳品消费量增长先快后慢,消费水平仍然偏低;消费结构变化明显,但高附加值乳品消费少;城乡消费差异仍然存在,但差距在逐渐缩小;消费与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中国乳品消费量受居民收入水平、人口数量及结构、城镇化水平和乳品质量安全的影响非常明显,有很高的相关性。未来,中国乳品消费还将继续增长,应从宣传引导、降低乳品价格、提升乳品质量和加工水平等方面进一步促进乳品消费发展。

老年人消费状况及其性别差异--以浙江省为例

在浙江省,无论城乡,老年人的消费状况均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表现在:女性老年人的月消费总支出低于男性;"饮食/食品"和"居住(房屋水电)"等最基本的生活消费支出比例往往高于男性;医疗月均费用少于男性,而医疗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却高于男性;有人情往来的比例比男性略高,而支出均值却比男性低;对子女经济支持的均值低于男性、承受力弱于男性;低消费人群的比例显著大于男性,而中、高消费人群的比例却明显低于男性;对月最低生活费的评价均值低于男性;持较低评价值的比例多于男性,持较高评价值的比例少于男性;在经济上更感到拮据和困难等等。这些情况均表明:浙江省女性老年人的消费水平显著低于男性老年人。同时,由恩格尔系数反映出,女性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也不如男性老年人。这就再次说明了:改善女性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应该"成为政策行动的一个优先领域"。

中国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区域差异分解

1995-2008年,恩格尔系数显示中国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在2000年后,总体上已解决了脱贫问题,进入了小康生活状态,当前,省域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类型可划分为温饱型、小康型和富裕型三种,虽然小康类型的省域数最多,但省域间的生活水平还是存在明显差距.1995-2008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大幅上升,且绝大部分省域的消费水平差距不大,只有少数省域消费水平的差距较大.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对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消费水平的提高都有突出的影响,相互间具有明显的直线线性作用关系.

农民工工资变化的宏观影响因素研究(1986～2010年)

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工资变化的宏观因素,发现中低层管理人员与规模较大企业的工资优势随时间段靠近而减弱,城镇居民消费水平逐年增加与农民工平均受教育水平的逐年缓慢增加,均对农民工的收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却降低了管理人员、在私企、外资或合资企业、规模越大的企业工作的农民工的收入回报,缩小了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工资差异。认为对农民工工资的研究中,个体层次的影响因素均比较稳定,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农民工工资的变化,将来的研究应该更加关注宏观层次解释变量的作用。

长期护理保险、家庭收入水平与家庭消费——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

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且家庭养老负担不断加重,可能会对消费产生不利影响,如何在维持老年人身体健康的同时促进家庭消费,是我国在深化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文章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四期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政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发现,长护险政策对家庭消费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异质性检验表明,与对照组相比,城镇和东中部地区受政策冲击影响更大,并且效应呈扩大趋势;中介效应清晰揭示出“长护险政策—家庭收入水平—家庭消费”这一传导机制。文章识别出长护险政策与家庭消费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有助于发挥长护险的健康效应和经济效应,为进一步深化医疗体系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新农合”与农民耐用品消费:消费层次和区域比较

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在考虑消费观念中介作用条件下,研究新农合对农民生存型、发展型、享受型耐用品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新农合对农民生存型、发展型耐用品消费影响显著,对享受型耐用品消费影响不显著。主要体现为即期消费观念对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比超前消费观念大,新农合在中部地区对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和全国基本一致,在东、西部地区的影响情况差异较大。应因地制宜发挥新农合对农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扩大农民耐用品消费。

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区域性差异分析——基于北京与西北部地区的比较

本文在对全国文化消费现状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利用非参数检验中的两独立样本检验对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与经济技术薄弱、文化消费水平偏低的西北地区青海、甘肃、宁夏三省的城镇居民分别从文化消费水平、文化消费结构两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差异性分析。结果显示北京与西北地区文化消费的两方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同时西北地区的三个省之间既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又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同时运用描述性分析找出了差异存在的具体方面,有助于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的制定符合本地的文化消费发展政策。

大学生服装生命周期研究

探讨了大学生月消费水平、性别及地域差异对大学生服装生命周期长度、影响系数和废弃因素的比例。研究表明,除当月消费水平高于1 800元时,男女生的内衣裤与衬衣T恤生命周期大致相仿,其余男生服装生命周期略高于女生,且生命周期随着年级与月消费水平的增加而减少,其中南方学生三类服装的生命周期略短于北方。同时,因色彩、款式、舒适性而废弃内衣裤、衬衣T恤及外套的大一至大四男女生比例大致相仿,且舒适性是内衣裤及衬衣T恤废弃的主要因素,外套则是由于色彩与款式而废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