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互联网普及率及居民消费

居民消费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居民消费、缩小城乡及区域消费差距的效果及其传导机制值得研究。文章运用2011年至2020年间我国30个省份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及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并以区域、城乡两类角度分析该影响的异质性,此外,对互联网普及率在影响过程中产生的中介效应进行讨论。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在促进居民消费提升的同时抑制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但该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在东部地区表现更为明显,其中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同时具有城乡异质性,除西部地区外,相比城市居民,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互联网普及率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据此,提出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普及率,加强金融基础知识教育的政策建议。

收入视角下城镇化质量对中国居民消费的影响

结合消费函数理论和城镇化发展相关理论,分析了收入视角下城镇化质量影响居民消费的内在机理,即城镇化质量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居民的绝对收入,稳定居民收入预期,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而对居民消费的扩大起到促进作用。在对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质量进行评价的基础上,利用2005—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城镇化质量通过作用于绝对收入、收入预期和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城镇化质量、绝对收入、收入预期对居民消费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通过交互效应分析发现城镇化质量能够加强绝对收入以及收入预期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而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不明显。针对这一研究结论,建议注重推进人口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优质公共服务的城乡均衡供给。

How Does Digital Finance Promote Household Consumption:An Analysis Based on Micro Survey Data

The inexorable rise of digital finance has lead to huge changes in consumption patterns.Under this background,we match the index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with data of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finance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Firstly,based on sub-sample empirical analysis,we find that digital finance has helped increase urban household consumption,especially the basic consumption related to life,in China.Secondly,we discuss the mechanism of digital finance to promote household consumption,concluding that the payment convenience of digital finance has accelerated household consumption decisions,thereby promoting consumption growth.Moreover,digital finance can also promote household consumption by reducing the uncertainty faced by family.

人民币汇率变动、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

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金融管制和金融体系二元化特征放大了汇率变动的收入分配效应。将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收入分配效应引入到汇率变动的消费效应评估中,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及收入分配机制在汇率变动消费效应中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变化对居民消费率和消费结构均有显著影响;具体来看,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提高城乡居民消费率,但不利于推动"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的结构升级。此外,研究确证收入分配效应在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消费效应中起重要中介传导作用。

人情支出与城镇居民家庭消费--基于地位寻求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次基于地位寻求理论和中国实际,在跨期效用最大化假设下导出了人情支出模型,并利用微观数据对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人情支出行为以及人情支出与消费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在人情支出上存在显著的地位寻求特征;人情支出对消费既有促进效应又有挤出效应,且后者明显大于前者。

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及其路径研究

准确把握老龄化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对于中国扩大内需、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好格局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建立引入老龄化的消费理论模型,提出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支出具有“储蓄效应”和“边际效应”两种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利用“半变系数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方法解决含固定效应的半变系数动态面板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得到具有稳健性的结论。研究发现:“边际效应”表现为老龄化通过降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抑制居民消费,不过在老龄化程度较高时边际消费倾向继续下行的速度有所减缓;“储蓄效应”表现为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支出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地,本文对“边际效应”产生的机制进行了探讨,认为预防性储蓄动机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产生“边际效应”的主要原因,实证分析证实了收入差距是老龄化抑制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中介变量,从而揭示在老龄化背景下实现共同富裕是提振消费的必由路径。

中国城乡居民水产品消费量与收入差距关系研究

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水产品消费数量和质量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借助1981~2015年城乡居民水产品消费量指标数据,分析了其长期变化趋势特征,还探讨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水产品消费量差距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结果显示:全国居民人均水产品消费量呈现缓慢的增长趋势,在肉类、水产品和禽类消费量总和的比重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城镇居民人均水产品消费量与全国平均水平之间的差距逐渐在缩小,2015年,相差额度下降至3.5kg;农村居民人均水产品消费量在增长的同时,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却在逐步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水产品消费量差距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提高重庆农村居民收入对策分析

1997年重庆直辖以来,相对于快速增长的城镇居民收入和地区生产总值,农村居民不但收入水平低,而且增长缓慢,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生活的改善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逐渐下降,成为制约产业结构调整和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文章通过对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变动状况分析及其对重庆经济发展的影响,找出阻碍农民收入快速提高的因素,并进一步提出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相关建议。

不同类型的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影响研究

文章对不同类型的收入差距对中国居民消费影响进行研究后发现:居民消费对于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不敏感,但对于区域间的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较为敏感,而且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这两种差距能够显著提升消费,这一现象是比较反直觉的,可能与居民的攀比式消费和中国的收入差距主要是由于区域间和城乡间差距造成的有关。

非农户籍转换如何影响农民工消费差距——来自CMDS的经验证据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是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考察非农户籍转换对农民工消费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转换为非农户籍可以有效降低农民工之间的消费差距,且该影响效应在低收入、低社会网络与低心理融入水平的群体中更明显。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在低分位点上,非农户籍转换对农民工消费差距的缓解效应并不明显,但随着分位点的上升,非农户籍转换的影响程度逐渐提高,呈显著的线性上升趋势。进一步研究表明,非农户籍转换通过就业机会效应、福利可及效应与社会资本效应对缩小农民工消费差距产生间接作用。研究结论为把握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福利效果增添了新的经验证据,为助推农民工市民化质量和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启示。

共同富裕背景下中国跨越中高收入阶段的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按照国际标准,从人均GDP、人均GNI数据看,中国已迈入中高收入阶段,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依据“十四五”规划纲要的目标设定,预计到2035年,中国人均GDP和人均GNI将达到2万美元,有望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然而,未来中国要跨越中高收入阶段仍面临一些现实挑战,经济增速放缓、人口老龄化、地方债务风险等将是主要障碍。本文认为,随着中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加快,中国跨越中高收入阶段具有现实可行性,但仍应全面客观评估中国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后现状和问题,从中长期视角观察我国顺利跨越中高收入阶段的制约因素和主要障碍。如何破解这些发展困局和现实难题,关系到中国能否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本文建议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从内生性增长驱动和外部有利条件运用两个层面着手推进经济稳定增长、社会制度变革以及高水平对外开放,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抓住内外有利窗口期,稳步促进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和财富合理分配,构建起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顺利迈入高收入发展阶段。

关于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分析

采用1978～2008年城乡收入差以及城乡恩格尔系数数据,分析二者之间的协整关系,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居民消费起抑制作用。同时,通过居民边际收入倾向发现,城乡收入的差别影响城乡间的消费结构,造成城乡消费结构断层,这将不利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影响着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中国家庭消费韧性:内涵、测度及事实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发展格局历史性交汇,韧性特征已然成为衡量消费高质量发展的全新标度。本文基于暴露度、纾缓力和适应力三重维度,构建“一度两力”的家庭消费韧性衡量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中国各地区的家庭消费韧性,并借助自然断裂法、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与Moran指数对家庭消费韧性的时序演进和空间分化进行组群分析。结果显示:(1)省际层面,家庭消费韧性整体水平偏低,且呈现出中部塌陷、南北凸起的“哑铃型”空间分布特征;城际层面,家庭消费韧性显现出中间较高、两头相当的“橡木桶型”空间分布态势。家庭消费韧性展现出程度各异的地区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但城际层面的家庭消费韧性差距低于省际层面的家庭消费韧性差距。(2)时序层面,八大经济区家庭消费韧性演变表现出先平缓下降后快速上升的“镰刀型”轨迹,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距,但区域间家庭消费韧性差距动态地趋于收敛。研究结论丰富了消费高质量发展的特征维度及其时空分异事实,为测度消费韧性提供了理论基准和技术支撑。

中国老年人口的消费差距及形成原因

文章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和总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借助CHIP2002年、2013年和2018年数据,基于不平等分解方法,对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消费差距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我国老年人口的消费差距呈下降趋势,但消费不平等问题依然突出,2018年全国老年人消费基尼系数为0.44。(2)消费差距主要表现为不同家庭结构、城乡和高低消费群体之间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差异。(3)从消费结构看,我国老年人口主要以食品、居住和医疗保健消费为主,其中医疗保健和居住支出扩大了老年人口的消费差距,食品支出缩小了老年人消费差距;从消费水平看,我国老年人口的消费差距主要是收入差异、城乡差异和家庭结构差异导致的,2018年的贡献率分别为39%、9%和8%。本研究为理解中国老年人消费提供新认识,为扩大国内需求、激发“银发市场”活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一个新视角。

农户赡养负担、消费结构升级与内部消费结构差距--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和2018年两期数据,实证分析了赡养负担对农户消费结构升级及农户内部消费结构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整体而言,赡养负担显著地抑制了农户消费结构升级,并扩大了农户内部的消费结构差距;分开来看,赡养老人所担负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均对农户内部消费结构差距的扩大有显著影响。本文进一步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家庭收入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时间成本主要通过抑制家庭收入从而扩大农户内部的消费结构差距。异质性分析显示,赡养负担对大规模家庭之间的消费结构差距扩大具有显著影响,对小规模家庭的影响并不显著;人力资本禀赋方面,赡养负担显著扩大了高年龄组和低教育组农户内部的消费结构差距,对高教育组则无显著影响;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农户内部的消费结构差距会因赡养负担的加重而显著扩大。本文结论对缩小农户内部消费结构差距、扩大农村内需以及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租购同权”政策与租房群体的消费相对剥夺

针对公共服务获取的“权利平等”何以提振居民消费需求的问题,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实证评估“租购同权”政策对租房群体消费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租购同权”政策显著提升租房群体的消费支出,降低租房家庭在其所在参照组内受到的消费相对剥夺。机制分析发现“,租购同权”政策可通过提高租房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进而影响其消费相对剥夺。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效果对处于房价较高地区、财政能力较强地区、年龄较高、以低技能劳动力为主的家庭缓解作用更强。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实施缩小了农户消费差距吗

缩小农户消费差距,释放农村地区消费潜能,对于推动乡村振兴和畅通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4年、2016年、2018年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法,评估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实施对农户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实施缩小了农户消费差距。一方面,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实施促进消费品进村,缓解本地市场规模与外部市场可及性对农户消费的抑制作用,缩小农户消费差距;另一方面,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实施带动农产品进城,提高低收入农户的农业收入,缩小农户收入差距,进而降低农户消费差距。同时,本文发现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实施能够降低贫困县与中西部地区的农户消费差距,具有包容性增长的特征,且不受“精英俘获”现象的影响。本文研究结论能够为制定促进电子商务进农村与缩小消费差距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数字鸿沟是否加剧了旅游消费不平等?--内在机制与微观实证

当前,消费不平等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表现之一,与此同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由此引致的数字鸿沟问题也日益突出。鉴于此,文章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20)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测算家庭数字鸿沟指数和家庭旅游消费不平等指数,从微观家庭视角探讨数字鸿沟对旅游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鸿沟显著加剧了旅游消费不平等。而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数字鸿沟可以通过扩大家庭收入差距、削弱消费平滑机制加深旅游消费不平等,数字信息渠道和信息处理能力则发挥着有效的调节作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数字鸿沟对旅游消费不平等的加剧作用主要表现在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以及低收入水平和中等教育水平的家庭。该研究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数字经济发展与旅游消费间的关系,为解释和分析旅游消费不平等提供实证性研究视角,而且为分析和设计释放旅游消费潜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提供参考和借鉴。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数字鸿沟”还是“数字红利”?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FII),利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和不同收入群体之间消费差距的影响及其深层原因,并进行异质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与受教育年限和家庭收入正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拉大受教育程度较低和收入水平较低的弱势群体与主流群体的消费差距,形成“数字鸿沟”。“知识鸿沟”造成的风险偏好差异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发展不均衡形成的“工具排斥”是“数字鸿沟”产生的主要原因。

劳动者报酬占比、城乡收入分配与中国居民消费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提高居民消费率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针对劳动者报酬占比、城乡收入差距和居民消费率,可以提出三个假说:(1)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前提下,平均消费倾向伴随着收入增长而不断下降;(2)在平均消费倾向递减的情形下,收入分配差距与平均消费倾向变动反相关;(3)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居民消费率与劳动者报酬占比正相关,而与居民收入差距反相关。基于逻辑推演,采用1992-2012年中国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实证结果支持了上述假说。中国居民消费率受到收入差距、人口结构以及财政格局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劳动者报酬占比提高1个百分点,会导致居民消费率提高0.2658个百分点,而城乡收入差距提高1个百分点,会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0.0612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