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范围与顺位

自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开展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就对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存在较大争议,分歧主要集中在范围界定与诉权顺位两个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虽然对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作了规定,但主体范围不明以及诉权顺位不清的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要正确实施该制度,应否定“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的起诉资格,扩张“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的范围,明确“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条件,并以《民事诉讼法》第58条及不同类型民事公益诉讼之间的关系为依据,厘清不同起诉主体的诉权顺位。当受侵害对象为普通公民时,应尊重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权的补充性,将“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起诉顺位置于检察机关之前;当受侵害对象为众多消费者时,应考虑到受侵害对象的特殊身份,依次由“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由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和检察机关行使起诉权。

民事在线诉讼当事人权益保障的检视与路径探索

当事人权益保障体现了以当事人为中心的诉讼理念,确保了实现诉讼效益与程序公正的统一。在线诉讼中单一的程序选择权类型难以满足双方当事人需求、证人远程作证提高了质证难度、异步审理稀释了直接言词原则、个人信息保护与庭审公开之间存在张力。应当根据被选择事项性质合理确定选择权类型、加强证人远程作证技术保障、肯定异步审理的价值并明确边界、具体衡量审判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价值利益。

征信体系建设下个人信息保护的进路研究

目前,我国征信体系在社会多个领域实现了覆盖且仍在深入。为弥补“结果保护”理念引发的个人信息收集与共享泛化、个人信息处理规则透明度较低等缺陷,应引入“过程保护”理念,明晰个人征信信息收集、共享的范围,加强有关征信规则的有效应用。同时,要统筹个人征信与失信惩戒的体系建设,明晰个人征信信息侵权赔偿的认定标准,进而实现对个人信息的有效保护。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问题反思与完善路径

随着科技发展、社会进步,人们正在步入信息社会。信息时代在给我们的工作生活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关问题,其中对个人信息权利的侵害就是当下人们所关注的话题。尽管我国在2021年出台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但关于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规定却比较粗略,实践中关于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与争议。基于此,在对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做出理论概述的基础上,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问题进行了必要的反思,提出了通过确立个人信息权、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程序制度、设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以及建立个人信息保护专项资金账户等路径完善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检视与完善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是指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公益诉讼保护范围,通过公益诉讼弥补个人信息侵权案件中私益诉讼举证难、成本高等不足,从而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力度。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具有诉讼内容公益性、诉讼主体多样、事前预防与事后救济相结合等特征。当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还存在诉讼主体规则模糊、适用条件笼统、诉讼路径偏向化明显和诉讼请求类型单一等问题。为充分发挥制度效能,必须通过明确诉权主体、细化诉讼适用条件、构建诉讼类型选择机制并丰富诉讼请求的责任类型等路径,不断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确保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良好运行。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法理反思与制度完善

大数据时代,随着个人信息价值不断丰富与提升,个人信息泄露与滥用等问题日益严峻,而公民个人在其信息权益受到侵害时的救济能力有限,无法与侵害主体抗衡。《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将公益诉讼引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不足。但是,这一条款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导致在实际适用中存在诸如起诉条件笼统泛化、起诉主体规则不明确、赔偿责任适用混乱等问题。为了使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能够更好地发挥其应对大规模处理个人信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有必要细化信息保护公益诉讼适用前提条件,明确诉讼主体规则,积极探索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赔偿责任适用规则,从而推动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的有效实施。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适用研究

个人信息的公共属性是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的正当性基础,《个人信息保护法》是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基础。作为一般性规范,《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仅对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条件、起诉主体进行了初步规范。针对适用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文章提出在起诉条件上,“众多”不仅要考虑人数的多寡,还要考虑信息本身,要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实质要件;在起诉顺位上,应肯定检察机关在既有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将其作为提起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的第一顺位;在责任承担上,不应把损害赔偿视为主要法律责任,不宜适用惩罚性赔偿。

平台处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合规审计分析

个人信息合规审计制度是信息时代运用审计法治推进人权保障事业的重要制度设计,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是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权益的重要举措。目前实践中尚未形成体系化的互联网平台治理规范,落实平台履行个人信息合规审计义务的针对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规定均存在明显瑕疵,且平台自身开展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的内生动力不足,外部监管也施力有限。为发挥审计法律规制效力,切实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权益,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合规审计需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平台开展个人信息合规审计须凸显未成年人保护的特殊性,强化平台内部治理,建立健全平台个人信息保护合规激励机制,以合作监管模式赋能政企协同监管,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机制。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建构路径优化——基于实体法与程序法交互方法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兼具实体法与程序法双重属性,基于实体法或程序法单一维度的制度建构将会陷入“一元观”困境。实体法与程序法交互为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程序建构提供一种实体法关照。通过优化最具交互特征的三个支点:受案范围、责任形式和证明责任,不仅能够促进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建构的二元论,也有利于推动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一体化衔接,实现司法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其一,从实体法维度,将“不特定多数人”公共利益说作为基础,增加“规模性”与“无差别性”的标准,解决受案范围“众多个人权益”的程序判断难题。其二,从程序法维度,通过诉讼信托的方式,允许原告受让惩罚性赔偿请求权,解决惩罚性赔偿这一责任形式缺乏实体适用空间难题。其三,从交互维度,一方面承认法官裁量分配证明责任,解决“规范说”在新型复杂案件的实体失范难题;另一方面设定证明责任减轻的请求权基础,解决裁判失度的程序适用难题。

伦理审查在卫生管理研究中的重要性与更新要点——基于《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

《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的发布对于卫生管理研究领域的伦理审查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新规背景,结合卫生管理学科特性,探究了卫生管理研究的伦理审查需求和必要性。在《办法》中,针对卫生管理研究的伦理治理进行了更新,提出了免除伦理审查概念和强调研究参与者权益保护,以及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还针对卫生管理研究的伦理审查框架进行了探索,包括制定免除伦理审查操作规范、细化规范伦理审查工作制度与流程,以及明确信息数据的来源证明。这些探索旨在为卫生管理研究提供伦理保障,促进其健康发展,并确保研究参与者的权益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通过研究,希望能够进一步提高卫生管理研究的伦理水平,推动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数字档案共享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冲突及其调和

数字档案资源共享与档案个人信息保护均是档案信息化建设中的重要内容,然而在档案工作实践中,二者之间存在冲突,表现为数字档案共享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存在个人知情不足、内容难以遗忘、保护责任缺位等问题。调和冲突需要从档案个人信息类型和档案机构保护职责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在公共利益和个人权益的平衡原则下,根据数字档案中个人信息承载的利益形态将其分类,并让个人基于不同个人信息类型来行使权利;二是在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的转变理念下,梳理档案机构的个人信息保护职责,并结合数字档案共享过程进行职责配置。

基于用户兴趣模型的大学生就业信息推荐方法

为提高推荐就业信息与大学生偏好就业信息的匹配程度,文章将个体就业需求作为前提条件,设计一种基于用户兴趣模型的大学生就业信息推荐方法。首先,利用兴趣模型中的关联规则,对高校提供的就业信息中兴趣特征点进行匹配;其次,在既定的分类规则下,根据就业文本信息的内容对其进行类别划分;最后,根据用户浏览高校就业信息、在就业招聘界面的停留时间等,针对大学生偏好进行计算。对比实验结果表明:本文中设计的推荐方法应用效果良好,按照规范使用该方法进行大学生就业信息推荐,能够增加推荐就业信息与大学生偏好就业信息的匹配程度,为大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就业服务,提高大学生就业质量。

从创设型机制到支撑型机制:数字时代信息财产法律保护的范式转型

与有体财产不同,信息财产的法律保护机制遵循着秘密—公开信息的二分,仅秘密信息可通过保护对客体的事实控制来保障利益实现,即支撑型机制;公开信息则主要依靠法律创设排他性权利加以保护,即创设型机制。受限于权利法定原则,创设型机制需因应技术进步不断作出调整。伴随着数据成为新生产要素,国内主流观点主张在数据之上设立新的排他性权利,美国、日本等国的数据保护实践却选择对支撑型机制进行扩张,基于企业对数据的事实控制建构保护制度,这为信息财产保护提供了新范式。在数字环境下,信息与其含义、主体及物理载体逐渐分离,企业对信息的私力控制范围进一步拓宽,支撑型机制适用范围扩张,且相对于创设型机制更具效率优势,传统秘密—公开信息的二分方式已不再适用。为弥补技术变革环境下法定知识产权僵化和滞后的缺陷,应构建更具包容性和现代性的支撑型机制,在商业秘密制度基础上建立合法控制信息保护制度,对向有限主体提供、采取相应控制措施并因此具有商业价值的信息,禁止他人未经许可的获取、利用、公开行为。

智慧社会发展背景下智慧图书馆用户信息保护问题分析

在智慧社会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图书馆智慧服务也正逐步实现泛在化,智慧图书馆在迎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需要面对用户信息保护的挑战。本文分析了智慧社会对智慧图书馆用户信息保护的难题,并从法律层面以及理论与实践方面对智慧图书馆用户信息保护工作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旨在促进智慧图书馆建设进程以及保护用户个人隐私信息不被泄漏。

生成式AI赋能图书馆中的读者信息分类保护

生成式AI的技术发展与应用推广为图书馆数字化建设提供新契机,但也给读者信息安全带来挑战,表现为不当处理读者信息的规模更庞大、行为更复杂且场景更多样。而现有的读者信息保护制度对此存在应对局限,生成式AI所涉读者信息承载利益呈现失衡状态。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结合《公共图书馆法》中的读者信息类型形成分类保护规则,以此平衡生成式AI对读者信息的利用诉求与保护需要。其中,读者隐私信息需要强化保护,生成式AI应当严格落实保护隐私信息的知情同意与目的限制等规定;读者个人信息需要有限保护,生成式AI可以灵活遵循个人信息处理规则;读者借阅信息需要弱化保护,生成式AI对借阅信息的处理活动得到鼓励与支持,但需履行防止滥用的信息保护义务。

基于多空间属性信息融合的序列推荐

序列推荐旨在从用户的历史行为中建模用户不断变化的兴趣,从而做出与用户兴趣相关的推荐。近年来,物品属性信息被证明可以提升序列推荐的性能,很多工作基于属性信息融合去提升序列推荐的性能,都取得了成效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它们没有显式地建模出用户对物品属性的偏好或者只建模了一个属性偏好向量,无法充分表达用户的偏好。其次,它们的物品属性信息融合过程未考虑用户个性化信息的影响。因此,针对上述不足,提出了基于多空间属性信息融合的序列推荐(MAIF-SR)。文中提出了多空间属性信息融合框架,在不同的属性空间下融合属性序列并建模出用户对不同属性的偏好,用多维兴趣充分表达用户的偏好;设计了个性化属性注意力机制,在融合信息的过程中引入用户个性化信息,增强融合信息的个性化效果。在两个公开数据集以及一个工业私有数据集上进行实验,结果表明,MAIF-SR优于用于对比的基于属性信息融合的序列推荐。

信息信义关系:数字经济时代信任关系的重建与选择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与用户之间已形成持续不平等的信息关系,用户信息权益保护问题成为数字时代的重大课题。重建信任关系,是推动信息秩序良性发展的第一要义。信息信义理论和数据信托理论,前者可用于用户信息保护,后者更适用于数据共享治理。在平台与用户直接信息交互的场景中,通过嵌入传统型、专业型、守密型和影响力型信义关系,信息信义关系的创新方案得以全面证成,数字经济时代的信任关系得以有效重建。但信息信义关系在具体适用时仍面临信义义务冲突、私力救济不足和信息垄断风险等困境,该方案还需在未来实践中不断修正。

个人信息公益诉讼:垃圾信息治理困境的纾解之道

以垃圾信息为代表的信息治理始终是国家通信领域治理的重点方向。当前,我国在民事维权和行政执法方面不断加大对垃圾信息治理的制度供给,但治理收效甚微。基于垃圾信息对公共利益的侵蚀趋势、公益诉讼实施权配置的经济效率及其协同优势,个人信息公益诉讼成为信息治理的新路径。应当明确民事与行政公益诉讼的双重路径,激活社会组织在垃圾信息治理中的功能作用,协调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诉讼顺位,并建立公益诉讼赔偿对私益损害赔偿的流动补充机制,构筑兼顾私益救济与公益保护的多主体联合治理机制。

检察公益诉讼视域中个人信息保护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了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检察机关在办理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案件中存在案件线索选择、证据收集等诉前办案难题,以及起诉法律依据、起诉标准“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界定、起诉主体顺位等起诉相关问题。产生上述难题的主观原因,一是未及时调整观念、没有充分借助外部力量,二是自身素能尚需提升、能动履职不足;客观原因主要包括立法粗疏、公益诉讼的特殊性等。为解决上述难题,检察机关应当注意借助公安机关、法院、其他行政机关之力获取证据;检察机关不能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而只能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但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规定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不应作为消费者组织或者其他组织的后置起诉主体;如果检察机关既可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又可提起行政公益诉讼,那么一般情况下先选择行政公益诉讼;对于财产损害赔偿,建议探索适用法定损害赔偿数额标准;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应考虑侵权人的过错性质及其程度,侵权行为的动机、手段或方式,个人信息的隐私性等因素。

个人数据保护域外管辖的合理性原则

随着全球数据跨境流动的深入推进,各国在个人数据保护领域的域外管辖实践逐渐增多。合理性原则可作为国际层面协调各国解决域外管辖冲突的重要理论和方法论指导。立足于既有理论与实践,合理性原则可结构化阐释为形式上的可预见性要素和实质上的利益衡量要素。可预见性要素包括密切性和客观性标准,要求域外立法管辖的连结点符合密切性和客观性要求。利益衡量要素可分为直接和间接利益衡量,要求一国执法或司法机关在个案中衡量各连结点管辖国利益强弱,遵从更强利益管辖国管辖。直接利益衡量下,管辖利益强弱次序排列大致为数据控制者所在地、数据主体所在地、数据处理行为地与数据来源地。间接利益衡量作为直接利益衡量位序排列的纠正机制而存在,促进实质正义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