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治理中“德法合治”的命题逻辑与实现路径

法治是现代化农村基层治理的显著特征,而当前农村基层法治建设仍有待进一步提升,落实“德法合治”是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在主体逻辑上,“德法合治”是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一种表达形式;在应用逻辑上,“德法合治”是有效协同解决农村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领域事务的基本路径;在规范逻辑上,“德法合治”要求基层村治沿着制度性规范和社会性规范相辅相成的轨道前进。在村民自治基础上不断发展“德法合治”实践,既有助于提升基层农民群众的法治信仰和道德素养,同时也是有效实现由“送法下乡”促进乡村善治的可行之策。从实然层面看,农村基层治理中“德法合治”的实现思路,需要我们从观念、规范、环境、保障等四个维度加以筹划。

诉源治理导向下的村级组织调解优势与实践

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实现纠纷的源头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通过法律规则内化、民间权威整合与体制资源衔接,村级组织调解优势进一步凸显。同时,乡村纠纷治理也以强化村级组织功能为突破口形成了整合型纠纷解决机制,助推基层多元纠纷解决体系由“平面结构”向“立体结构”演进。具体表现为:1.村级组织调解嵌入到正式解纷制度之中,借助体制性身份的赋权,村干部具备了更强的纠纷调解能力与调解权威;2.村干部既可以立足国家法治权威并灵活援引人情、面子、道义等地方性知识实现矛盾纠纷的化解,又可以通过制度渠道调动正式法治资源,形成融合法治规则与基层治理目标的情、理、法纠纷调解连续体,从而达到“息讼止争”与依法治理的平衡,缓解纠纷治理目标与法治化要求之间的张力;3.村级组织调解定位的变迁集中体现了国家法治与乡村司法的进一步衔接与融通,有助于多元协同型诉源治理格局的形成。

乡村治理中的“三治融合”:地方实践、基本共识及规则安排

“三治融合”源于浙江桐乡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地方实践,具有浓厚的地方实践经验色彩。各地“三治融合”的共同点是通过内部自我创新与外部制度供给的联动,形成因地制宜的“三治融合”实践经验。在当前治理环境下,将“三治融合”从地方实践经验提炼形成规则安排,才能实现乡村治理的长期稳定。在桐乡、枫桥、曲阳、象山四地“三治融合”的实践经验中,其治理成效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认可,其在增强利益机制建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和治理要素流通等方面经验上均有可取之处。基于四地经验,得出“三治融合”的基础性原则、主体定位重构和创新机制保障等基本共识。以此为基础,从规则目标、手段和体系三个方面提出完善整体规则安排的建议,在规则框架内推动“三治融合”制度化发展,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国家权力视野下的乡村治理与基层法治——鄂西L县网格化管理创新调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大命题。鄂西L县自2013年底,开始全面推进乡村网格化建设,搭建管理信息化平台,拓展出"十户联防""民生110"和"律师进村面对面"等治理举措,大量使用网络、通讯等科技手段。这代表了后税费时代国家权力以技术治理的方式"重返乡村"的趋势。就L县的经验而言,不可过分迷信技术治理,一方面,技术治理只构成国家权力在乡村运作的一个维度,有其问题和限度;另一方面,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它又面临法治化要求的严格约束,形成了与基层法治的潜在张力。因而,国家基层政权的运行,应当遵循以法治外壳包裹国家权力政治性的原则。挖掘网格化管理的潜力,重视基层组织建设,最终,与技术治理相配合,重塑乡村治理的多个维度。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法治保障问题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立足于国情民情,顺应广大农民的新企盼,推动我国农业农村的新发展,坚定不移地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面临的主要法治问题为:农民法治观念较为淡薄,涉农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完善,农村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力量薄弱。为此,应采取以下措施:加大法治宣传力度,营造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良好法律氛围;坚持立法先行,形成完备的"三农"法律法规体系;加强机构建设,夯实依法振兴乡村的组织基础。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基层治理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对成都市郫都区宝华村的案例分析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促进要素配置市场化和盘活农村土地资源的重要举措,各地的改革实践中村两委和集体资产管理公司分别在治理过程和交易流程中发挥核心作用,且两者通常融为一体,形成以“村两委—集体资产管理公司”为核心的横纵交错的“十”字基层治理结构。基于扎根理论对成都市郫都区宝华村的调研分析发现,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基层治理以“村两委—集体资产管理公司”为核心,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形成全域治理体系以自治为基础,治理手段科学性与艺术性并重;以法治为根本,入市交易从隐形流转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以德治为引领,地方精英通过“优生带差生”“党员带群众”等推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应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契机,通过村民自治进一步夯实和发挥村两委与集体资产管理公司的核心作用;以土地管理法和自然资源、农村农业等相关部门出台的规章制度为准绳,通过法治进一步规范各主体行为和各环节流程;以培育和引导新乡贤为抓手,通过德治进一步发挥和强化家庭条件较好、威望较高的乡村精英的示范作用。

推进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探析

推进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既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面临着诸多挑战。推进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需要遵循民主与集中相统一、规范与灵活相统一、公平与效率相统一和理性与感性相统一的原则。促进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一要加强农村法治宣传和服务,提高基层民众的法治思维;二要加强顶层设计,明确农村各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及相互关系;三要重塑农村社会关系,构建法治和礼治相结合的新型农村社会秩序,让法治观念渗透到农村基层,让法治原则成为基层民众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切实推进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

内在机理与规律认识: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的体制变迁——基于政策范式的理论视角

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经历了"统制""管理""治理"范式阶段,成为一定时期内国家进行农村建设的有效治理体制。文章认为进一步对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变迁的实质、根本保障、核心目标、基本要求等规律进行归纳总结,应能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执行与深化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创新提供有益的借鉴。

全面依法治国视阈下的农村基层依法治理

农村基层依法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不可或缺的内容,是实现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规范乡村"小微权力"运行的迫切需要。当前,农村基层依法治理存在着党组织和村委会关系不顺、普法宣传教育缺乏实效、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不足和依法治村能力尚待提升等系列问题。农村基层应坚持党的领导、村民自治和依法治村的有机统一,立足村民需求,更新宣传内容、创新宣传教育方法,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于村务运行全过程,通过推进法律顾问制度、村"两委"配备法学专业人员和设立乡村巡回法庭等措施全面提升农村基层法治气质,实现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农村基层法治建设的困境与出路——以某市农村“精准普法”为例

某市力推大学生志愿者下乡"精准普法",并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然而其过分依赖制度强行输入式路径,罔顾转型中国农村宗法残余严重、基层自治虚化等社会实情,导致该路径效能低下,反而进一步加大了农村基层法治建设的困境。惟有立足农村社会生活的实情,为农村基层自治提供智力支持,促进制度理性与社会土壤的耦合,方能为农村基层法治建设的困境找到一条相对合理的出路。

“契约”乡村在法治之前

中国乡村人口长期占全国总人口半数以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法治化就是乡村法治化。法治化需要相应的社会结构与思想观念以配合,即需要二者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型。身份社会的社会结构是集体等级式的,思想观念是单一、非独立的;契约社会的社会结构是个人平等式的,思想观念是多元、独立的。我国传统社会是"身份性"的,其转型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集体化运动的阻滞,直到改革开放才步入正轨。"身份性"严重的乡村地区,天然与权力统治相契合而排斥法治,于是有学者提出了"送法下乡"的范式,即法治应在传统中汲取资源,但该范式并未分清乡土社会中的"身份性"要素与"契约性"要素,而这一区分,有助于缓解国家主导法治化导致的弊病。

乡村治理法治化问题及对策探讨

当前农村乡村治理法治化的水平依然存在不足,和我国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目标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需要长期坚持,努力将涉农法律法规进行完善,将农民各项权利进行明确、将普法的形式进行创新,积极培育农村法治文化;加强基层干部法治的观念,改变基层政府的执法方式,这样才能帮助法治乡村建设的目标得以实现。本文结合我国乡村法治化治理的现状,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分析,探讨如何加强乡村法治化治理。

由城乡分治到城乡融合:“两委”组织法修订的若干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订提到议事日程,受到立法部门和学界关注,一些问题值得重视并可形成共识。在修订的方向上,“两委”组织法应顺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趋势,促进基层治理由城乡分治逐步走向城乡融合,促进村庄治理由政经一体逐步走向政经分离。在修订的原则上,“两委”组织法最好是能改则改、应改尽改。关于法的名称,居委会组织法不应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而应当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应起来。关于章的标题,“两委”组织法应突出组织法的特征,在语言文字形式上协调统一。关于条的表达,“两委”组织法,对于同样的事项、同样的规范,完全可以也应当用同样的表达。

基层政社权责嬗递的联动逻辑、实践样态及融合治理

基层政社权责关系治理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地区政社权责嬗递历经政府向社会尝试放权、政府向社会扩大放权、政府向社会收缩放权3个阶段。整个过程呈现出行政吸纳自治的实践样态。乡镇政府负担在行政吸纳自治的政社权责嬗递中形成,主要表现为工作任务量大和工作人员思想压力大。政策文件和网格化管理机制为乡镇政府权责扩大、社会权责缩小提供了实现载体,而基层事务宽泛化、政策刚性扩大化、监督考核过密化和政社权责模糊化是造成权责转化、负担加重的深层逻辑。为乡镇政府减负应坚持国家社会二元合一的价值理念,在渐进解决基层事务宽泛化、政策刚性扩大化和监督考核过密化等体制性问题基础上,将破解政社权责模糊化作为切入口,以村民自治能力为准绳重构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权责体系。与此同时,通过党建引领和健全“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融合治理方式为村民自治提质增效。

乡村基层执法的空间制约与机制再造

中国的基层执法深受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态的影响和塑造,“治理空间”可以同时容纳这两种因素,是理解中国基层执法的新视角。乡村治理空间为基层执法提供具体场景,其“拥挤社会”特性和“权力分散”特性,严重制约着基层执法能力。空间区域化机制通过建立综合治理(执法)体系,实现了执法机构的统合和区域化;通过将村级组织、村干部、网格员等纳入执法体系,实现了执法空间的分界和局部化;通过对时间和资源进行情境化配置,实现了时空分区。区域化机制重构着乡村治理空间,回应了基层执法权薄弱和执法能力不足的问题,通过再造基层执法,提高了基层执法效度。

基层社会治理与乡村法治建设的理性思考

基层社会治理与乡村法治建设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中国社会有效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础,更是本土化的中国社会建设和法治中国建设的最终落脚点。基层社会与乡村社会稳则中国整个社会稳。基层社会治理与乡村法治建设是一个需要理性思考、不断变化、深入研究、整合资源、与时俱进、法治评估,以及凭借大数据时代国家战略的'互联网+'行动计划等综合为治的动态过程,传统思维和单一化的习惯规则的工作方法及各种简单粗暴的暴力执法与非暴力的经济补偿手段,已难以适应现阶段中国基层社会建设的根本需求。我们首先要认识和掌握当下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与乡村法治建设的实质性问题,在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基础上,吸取或借鉴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法制文明成果与理性化的经验智慧,以中国本土法治文化的力量推动法治中国建设事业,最终开创中国本土法治方略指引下一切为民的基层社会治理与乡村法治建设的新局面。

民族地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探索——基于“法治中国”背景下广西田林县“农情乡解”的实证研究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法治中国"建设的路径选择,民族地区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百色市田林县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工作中,结合当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社会实际,探索建立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开展"农情乡解"工作实践,构建因地制宜、多元合力、为民解忧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体系,是民族地区探索构建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