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咏史、怀古之关系及其诗学精神

咏史诗初期乃诗人读史而兴感慨,以韵语铺陈史事以鉴戒讽诵或借史抒发个人用世情怀;而怀古诗是由山水行役诗衍生而来,重在抒发感怀叹逝之情。咏史、怀古根本之别乃其内容、旨趣之异。怀古诗的出现影响到咏史诗的写作,随着两者的融合、互渗,对后代那些兼具咏史、怀古特征的诗歌再强分彼此,实无多大意义。

从《雪桥诗话》历史书写看其对国家盛衰的思考

八旗作家杨钟羲《雪桥诗话》的写作特点之一就是以诗纪史。《雪桥诗话》以诗歌本事为中心,进而勾勒出清朝历史的发展进程。八旗诗歌是清朝历史真实、生动、深刻的记录和书写,其中杨钟羲对清朝历史的看法,表明他对国家盛衰因由的思考。

论陕北方志存录诗歌的文献价值

现存陕北古代方志中存录了大量的古代诗歌作品。这些诗歌是陕西地域文学与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研究古代文人的迁徙流动与诗歌创作、辑佚与考定古代诗歌作品、某些文学现象的产生与发展、文学时地关系及陕北历史、民俗、地理、矿产、考古等方面的重要参考文献,因此,陕北方志中的文学文献是值得关注的研究领域。

论元散曲家对《史记》人物形象的重塑

元人首创以历史题材为主要内容的咏史怀古散曲,丰富了咏史创作的体裁。受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元代散曲作家往往利用再现《史记》中的人、事来倾吐心中的愤激情绪,正话反说,以宣泄个人的无奈,寻求灵魂的出路。元人接受《史记》的咏史怀古散曲,或颠覆性地重新塑造《史记》人物形象;或表达出在畸形社会土壤里产生的苦闷、消极的艺术情感;或受儒家思想影响,既想入世为民请命,又想辞官归隐、保全其身的矛盾心理;又或为展现自家才情而以《史记》中的典型事件为题材而创作散曲,发思古之幽情。

南社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研究

《南宋杂事诗》和《明史杂咏》是清代雍乾时期两部重要的咏史诗专集,《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是南社刘成禺记载袁世凯帝制史事的咏史诗专著。《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是在前二书直接启发下创作的,其亦史亦诗的体例,群体共构史识的方式,在野独立与当权者离心的姿态,以诗存史的精神等均秉承二书而来。《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因容纳了民主主义的思想,更具有一种批判的锋芒,且以嬉笑幽默出之,自具风格,在咏史诗史及南社诗歌史上也别具光彩。

略论史学视野下的晋代文学——以诗歌和小说为文本对象

魏晋以来,重史的社会风气使得史学在晋代得到大规模发展。晋代文士而兼史家者众多并被社会所认同,文人往往借诗歌抒写现实,发表对历史事件的看法,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能起到以诗观史的效果。与史学著作一样,晋代小说创作也具有劝善惩恶的教化功能,且常以记、志、传等语词为名,史传记言记事的叙事模式和适当的虚构也为小说所借鉴。在创作思想上,当时的小说创作更是遵循史家惯例,广泛搜求资料并力证其可靠性。正是由于史学的巨大影响力,使得晋代文学表现出独特的魅力。

杜诗引《史记》与诗史的相关性

杜甫的诗被誉之为“诗史”,在中国诗歌史上有深远影响,他的诗之所以涵宏深厚,是因为他受到中国文化诸多方面的影响,不仅有《诗经》《楚辞》和汉乐府等文学方面的因素,而且在写历史现实方面的诗篇时,还深受《史记》的深刻影响。在以仇兆鳌《杜诗详注》和《史记》三家注为底本的研究中,不难发现杜诗之所以被誉为“诗史”,是杜甫通过征引《史记》、学习史家笔法以及继承发扬《史记》实录精神等途径而成就的。

郘亭诗论略

莫友芝,晚清诗坛宋诗派主将,郘亭诗近千首。述怀诗,塑造了一位晚清诗坛上具有进步思想、不慕荣利、不求爵禄的诗人形象;纪游诗,表现了时局的动荡,社会的黑暗,人生的艰辛;赠答诗,表达了朋辈友谊,真挚深诚的感情;山水诗,郘亭诗之精萃,以平淡的情态表现强烈的情感;记实诗,再现了清末社会生活,记载了农民起义的史实。

孔子删诗考

"孔子删诗"一说自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以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细读文本会发现争论起于后人误读《史记》,司马迁并未明言孔子将诗歌三千首删为三百首,而是将当时所存之诗稍去其重,刊为定本。"孔子删诗"之真相可求证于《史记.孔子世家》文本及其他相关材料,崔述《洙泗考信录》之见解颇为可取。

试论王闿运的《周甲七夕词》

王闿运的七夕诗突破了历代七夕诗的传统节日文化的题材范围,其创作实践表征了王闿运从传统向新变的突围。七夕诗系统地记录了中国近代的历史和诗人的人生遭际。其七夕诗婉转自然、沉郁典雅的艺术风格又体现了他诗歌艺术的另一种审美追求。

论蔡文姬《悲愤诗》的悲情主题

东汉才女蔡文姬的一生坎坷传奇,充满悲剧色彩,其作品《悲愤诗》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她悲情的命运。运用诗史互证的方法,结合《三国志》《后汉书》等典籍记载,对《悲愤诗》进行细致解读,发现其中蕴含身遭离乱之悲、思亲之痛与别子之悲、众亲皆殁之痛与三嫁他人之悲的悲情书写。《悲愤诗》所描绘的个体悲情主题实为东汉末年社会史实的具体呈现,具有史诗书写的价值。

“诗史”精神重放光辉——论宋末诗人对杜诗的接受

南宋末年,在文天祥以身殉国、忠义存诗存史的影响下,一大批南宋遗民、诗人奋起直笔,模仿杜诗,以诗存史,而且往往在诗前另以序言辅以记史。

英藏敦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英藏敦煌文书本事考

敦煌写本的释录考证工作是敦煌学研究的基础。本文是对英藏敦煌文书《斯五二九背失名行记》和《斯六一九读史编年诗》的本事考。《失名行记》记载了一位唐代晚期僧人的游历经过 ,内容包括游历路线、沿途所过州府名称、称山位置、寺庙掌故以及古迹佚闻等。所涉范围包括当时唐朝廷所辖的中原大部分地区 ,北到幽燕 ,南至闽粤 ,东临海溟 ,西攀华岳 ,对佛教在中原地区的发展史和唐代晚期中国佛教发展状况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读史编年诗》为一部编年诗集残本 ,据序言其诗取前代史事 ,自初生至百岁 ,岁赋一首、两首 ,本凡百一十首。现残存一岁至二十八岁 ,共诗三十六首。记载从黄帝战蚩尤到唐代古代正史及传说中圣贤、君王、将相、文人、孝子、释老等事迹。本文即是将诗文中事迹还原到正史中 ,以中华书局标点本为依据 ,参考其他参考书和辞典 ,找到其根源出处。

唐宋诗人对《史记》范蠡形象的接受——以史记咏史诗为探讨中心

司马迁《史记》的《越王勾践世家》和《货殖列传》在《国语·越语》的基础上对范蠡有了更全面的记载,塑造了栩栩如生的范蠡形象,成为历代文人了解范蠡其人其事的重要途径。诗人们也纷纷有感而发,创作了许多以范蠡为创作主体的咏史诗。以唐宋两代诗人歌颂范蠡的咏史诗为切入点,通过分析这些诗歌对范蠡建立功业的称赞,对其功成身退的向往等,探讨唐宋诗人对范蠡形象的接受情况。

朝鲜李民宬对杜诗的接受

李民宬是朝鲜王朝中期著名的诗人、外交使臣和儒学家,曾作为书状官随朝鲜使团出使中国,其诗风深受盛唐诗歌和儒家思想影响。他提倡杜甫"以诗记史"的叙述方式,推崇雄浑和"瘦硬"的笔锋,突出"骨气"和"灵气",丰富了其"物守其则""感物动中"的诗学思想。他尤为赞赏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从中阐释出"诗史并叙"的创作理论,秉承"传心入德"和"忠厚责人"的儒家思想,颂扬了朝鲜王朝"事君有义"和"君臣有义"的民族性,在其原有的"伦理现场"上推陈出新,使得杜诗在更为广泛的领域传播。

论高珩的诗学观与诗歌创作

高珩是明末清初山左诗坛的一位重要诗人,他对诗歌功能的认识有较强的功利性,认为诗歌娱心。高珩对明七子和晚明以来的诗坛论争进行了思考,提倡自然"元音"。他的《栖云阁诗》取法白居易,随性自适又受到佛老思想的影响,歌行创作反映明清易代的巨变,有以诗存史的意义。

成化十九年《撒马儿罕贡狮图》试释

成化十九年,撒马儿罕苏丹阿黑麻遣使贡二狮。此事载于《明史》《明实录》和《大明会典》。描绘此次贡狮的《贡狮图》,及诗堂之成化《御制狮子赋》,皆未见文献著录。此图流传西方,经嘉德艺术中心在北京展出国人始得一见。笔者抄录《御制狮子赋》,发现蕴藏若干史实。根据动物学,判定图中之狮子为一岁左右雄狮。此图系贡使抵京后所绘,出于宫廷画家手笔。根据贡使之行径,臆断贡使一行人或为商人冒充。

子美集开诗世界——杜甫诗歌叙事研究

杜甫的纪游诗中空间位移与时间顺序感更强,即"叙"的意识加强了。其自传诗虽然还带有古乐府叙事以概述为主、情节模糊的特征,但是诗中有了动作一贯的行动者(角色),有情节发展,有时间的流动,叙事性大大加强。其反映战乱的诗已尽量除去情绪化表达文字,加强客观"叙事"成份,在一定程度上以"再现"生活场景取代直接抒情。"诗史"云云,它只是杜甫在诗歌中成功地运用叙事策略而带来的一种貌似客观中立的表达效果。叙事性为杜甫诗歌带来了全新的审美体验,它不仅为唐诗语言的通俗化提供了内在的必要性,特别是《新安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等诗中"外聚焦视角"的创造性运用,也为唐诗探索出了新的表现手法,也为中唐叙事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诗中的心史:清初江南遗民诗读解

清初,江南地区的明遗民抱持着对故国旧君的追思悼怀,接续不断地在各类题材的诗歌中宣泄无处排遣的悲伤挣扎心绪。在时事类诗歌中,以韵文形式线性地实录易鼎史实,并呈现出糅合了追忆故明、思恋家乡、感喟时事、省思人生的隐微心迹。在感怀类诗歌中,思绪中的故国记忆与置身清朝的现实处境生成了巨大张力,撕扯着明遗民紧绷且脆弱的神经,以及那无时不在的悲痛。在咏烈女类诗歌中,江南女性毅然殉节与男性的犹疑畏葸形成鲜明对照,彰显了士人品行的臧否取舍。借助诗歌的窗口,可剖解出清初江南地区明遗民群体的易代心史。

论元好问及其丧乱诗

元好问是金元易代之际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他的诗作颇丰,奠定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的丧乱诗深刻地反映了国破家亡、人民流离失所的现实,不仅抒发悲愤的情感,还具有以诗存史的价值。元好问丧乱诗的形成与其所处的家庭文化环境和社会生活环境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