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朱子论“钦”观其“尧舜之道”

为了挑战佛道的圣人观,朱子以“敬”字阐释《尚书》“钦”字,以实现其对“尧舜之道”理学圣人观的构建。从工夫修养看,朱子认为持守“钦”方看得道理尽,指出佛老工夫论过于关注心地、忽略现实的缺失问题。从体用关系看,朱子认为以“钦”体“明”用,反对佛老以“静”释“敬”,以致发展出体用殊绝之弊。从圣贤境界看,朱子认为尧之德“钦”是第一个字,而佛老自谓光明,实是扰乱人伦。总体而言,朱子对“钦”的理学阐释,旨在揭示儒家与佛老何者为本,批判其持敬工夫、敬之本体及光明境界,敞开了程朱理学视域下的“尧舜之道”。

马一浮对《论语》的现代诠释

马一浮是现代新儒家中"新经学"的代表。马一浮将"四书"纳入"五经"系统,提出"六艺统摄一切学术"的观点,充分肯定《论语》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地位。"见性"是诠释的前提和根据,认为六艺统摄于一心,从心性层面以中判西,论证中西文化的义理融通和价值归致。"横说"与"竖说"则是他采取的两种诠释方法。"横说"即以佛解儒,运用佛学思想资源来深入阐发儒家六艺要旨;"竖说"即以经摄子,基于儒家道统源流以文本互证的方式揭示《论语》中蕴藏的六艺之道。马一浮的《论语》诠释彰显其现代"新经学"的思想性质和体系定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论苏轼《论语说》的新异与特色

《论语说》是苏轼学术思想的重要体现,但一直以来因为散佚使得世人难以窥见其面目。现在有幸通过近人辑佚的相关材料,可以看出《论语说》的基本面貌。它明确融佛、道于儒,阐释一些儒学概念;解说中辨析烛微,不为尊者讳;用学者兼文人的眼光审视《论语》,校正了许多错误,拉近了经典与现实的距离,为经典的阐释方式带来许多新奇。这自有其学术史上之价值。

论皇侃《论语义疏》中的圣人观

南朝皇侃《论语义疏》中的圣人观,从先秦圣人观发展而来,经过两汉及魏晋学术的熏陶涤荡,吸收融合佛道思想而成型。皇侃《论语义疏》中的圣人观从内涵、人性论基础和价值启示等个方面都凸显出儒为宗、融合佛道的特征。

刘宗周与证人社

作为明代儒学殿军,刘宗周在学术上开浙东学术中兴之局;在道德上与黄道周并为明季道德完人。他继承东林学派顾宪成、高攀龙的"格物说",倡导"慎独说",成立证人社,与陶奭龄展开工夫与本体的论辩,力图扫除王门后学"以禅诠儒"的空疏之弊,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皇侃《论语义疏》中的性情论

皇侃在《论语义疏》中阐发其性情论,既兼收前贤之说,又融会个人见解,体现出兼容并蓄的诠释倾向。皇侃强调人的道德本性,重视礼义教化,他试图阐明人随世而迁的原因,进而提倡忘情,使情感顺应本性。皇侃借助义疏体例,并通过疏解《论语》文本,建构其性情论。他以儒家性情观为本,并吸纳玄学义理,融合佛家学说,体现出调和儒释道的诠释旨趣。皇侃对性情论的取舍源于他对南朝纵情无度士风的反思及对崇尚礼教等社会现象的投合;他以儒为本、融合玄佛的诠释特色顺应了梁武帝时期复兴儒学、兼尚玄佛的思想风尚,也彰显出个性化的学术追求。皇侃性情论与钟情的士风、吟咏情性的文学观念较为一致,共同反映出南朝重情的时代特色,影响颇为深远。

“以佛解庄”的源流、影响及可行性考辨

“以佛解庄”是庄子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阐释方式之一。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佛教徒借鉴《庄子》哲学以翻译佛经、阐发佛理。在庄佛互渗的思潮中,“以佛解庄”具有天然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的可行性。自东晋支遁肇其端,唐代成玄英绍其续,后世很多学者征引佛经、佛理以解读《庄子》,“以佛解庄”者代不乏人,如林希逸、陆西星、释德清、袁宏道、袁中道、刘凤苞、杨文会、章太炎等。他们通过庄佛思想的对比互证,从以佛经义理附会《庄子》到融合庄佛以敷陈篇章大意,再到引入佛教思想以寻求《庄子》审美境界的突破。总体来说,“以佛解庄”抬高了佛教的学术地位,有助于儒、道、释三者的交流与对话,在异质文化中国化的过程中,“以佛解庄”加速了佛教中国化的思想历程。

以孔释佛还是以佛释孔——康有为、谭嗣同孔教观比较

在对传统文化的梳理中,康有为、谭嗣同将诸子百家都归为孔子之学,致使孔子之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并被称为孔教,以与佛教、耶教(基督教)分庭抗礼。另一方面,他们对孔教与佛教位次的排序截然不同:康有为坚持孔教立场,谭嗣同将佛教置于孔教之上。这使两人所讲的孔教演绎出以孔释佛与以佛释孔的原则性区别。这种分歧在对孔教内容的理解上充分展示出来,致使孔教具有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作为孔子之学现代化转换的最初尝试,康有为、谭嗣同的做法发人深省,孔教称谓引发的儒学是否是宗教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

东亚儒佛论诤与会通的思想史考察

本文旨在探讨自东汉末年佛教来华之后,东亚地区儒佛互动的问题,尤其是儒佛之间长达两千年的论诤及会通。本文从东汉末年开始,回顾了东亚儒佛论诤的起源、发展与主要议题,以及儒佛双方人士在论辩时所采取的主要论述策略。在中国,历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诤,儒佛各自关于家庭伦理(孝与出家)、政治伦理(沙门与王权)、华夷之辨、形神关系,以及因果与轮回等问题的论述,不仅在中国社会中持续发展,并传入朝鲜与日本,产生回响。从中国、朝鲜再到日本,佛门中人的论述为儒者开启了新的知识与视域,从相互攻诘论辩之中增益双方之互相了解,并走向儒佛思想的会通。本文还进一步从中、韩、日三地的儒佛论诤史来看儒佛双方人士所运用的论述策略及其效果。

“以老解庄”及其学术价值探微

司马迁将庄子与老子同传,并认为《庄子》“要本归于老子”,《汉书·艺文志》将老庄并列为道家。这种学术渊源上的归纳与评判传统,启发了后世学者自觉地引用《老子》以解读《庄子》,遂产生“以老解庄”的阐释现象。自西晋郭象肇其端,此后成玄英、褚伯秀、陆西星、释德清、陈继儒、焦竑、王夫之、马其昶等学者皆踵武之,形成蔚为壮观的学术潮流。“以老解庄”的阐释现象既与时代背景与学术风气有关,又自有其思想渊源与哲学基础。但有些学者对老庄之间的关系过度阐释,甚至将《庄子》视为《老子》的注疏,则又误入歧途,遮蔽了《庄子》的真义。“以老解庄”对于解读“三教合一”的思潮、探究《庄子》的儒学化进程、反思古代庄子学史以及剖析《庄子》本义等方面贡献良多。学界应该尊重文化思想的多元发展,秉承平等的沟通交流精神,进而考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