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公约》与中国国际商事调解机制的冲突及破解之道

《新加坡公约》是中国发展国际商事调解机制的重要指引性国际规则,但当前中国国际商事调解与《新加坡公约》存在着诸如和解协议的“国际性”界定标准、和解协议审查执行制度、商事调解独立救济功能的认可等方面的制度冲突。建议中国明确和丰富“国际性”和解协议的界定标准,充分利用自贸区制度创新优势“变动适用”司法确认制度,包括扩大司法确认制度的适用范围以纳入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与经个人调解行为作出的和解协议,同时适当调整司法确认程序的审查和执行规则。考虑到国内现有的“大调解”格局,建议以整合型立法模式制定统一“调解法”以规范中国商事调解制度,纳入调解员资格认证与激励约束机制,且构建调解组织商业化管理制度、规范商事调解市场化发展监管体系,为形成健康稳定的商事调解市场提供制度支持与保障。

我国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力问题研究——以《新加坡公约》生效为背景

2019年8月开放签署的《新加坡公约》通过明确肯定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力,正式强调了国际商事调解独立解决国际争议的价值。在我国,商事调解的发展起步较晚,长期以来调解协议仅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地位,国内现行的执行途径与公约构建的国际商事调解协议跨国执行机制存在较大冲突。考虑到《新加坡公约》所体现的全球调解发展趋势,我国应当尽快建立起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内商事调解法律制度,包括加强调解员队伍的建设与制定独立的商事调解法,以良好衔接《新加坡公约》规则。

我国商事调解机制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接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签署,是国际贸易多边合作重要的国际法保障,也是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法律执行力和国际流动性显著提升的标志。为实现国内商事调解机制与公约的对接,中国应在国际商事调解立法、和解协议配套执行机制、调解机构与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协调和完善,同时利用我国自贸区(港)先行先试的制度优势,深耕商事调解试验田,构建既符合国际标准,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商事调解法律体系和运行体制。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际商事调解和解问题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情不同,采用传统纠纷解决方式解决国际商事争议面临司法管辖、法律适用等方面难题。调解制度具有独特的文化优势,是一种高效、便利的纠纷解决方式。然而,通过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其执行力具有不确定性。在我国,经由商事调解机构的调解程序形成的和解协议并不具有执行力,其执行主要依靠诉讼程序或仲裁程序来保障,这不利于调解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我国需要制定统一的"商事调解法",对包括民间调解组织在内的商事调解机构制作的和解协议的效力给予明确的法律保障。同时,要严格实施信用惩戒制度,实现商事调解制度与信用惩戒制度的有机结合,推动有关各方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联合惩戒。

经调解产生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困境与突破——兼论《新加坡调解公约》与中国法律体系的衔接

经调解产生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因缺乏统一高效执行机制而使其高效、经济、友好地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优势难以充分彰显。新近生效的《新加坡调解公约》为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统一高效执行提供了国际法律框架。中国尚未建立完整的调解立法体系,更没有独立的商事调解法,也未形成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调解队伍,还未培育出成熟的社会诚信体系,有碍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为有效应对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困境,在中国已签署《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背景下,建议积极研究该公约与中国法律制度的衔接问题,完善商事调解法律规范并适时制定独立的商事调解法,建立专职调解员队伍,培育成熟的社会诚信体系。

论《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投资争端和解协议的适用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出台和生效,能否缩小投资调解与投资仲裁在可执行性方面的差距,从而增强调解作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方案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取决于《公约》是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于投资争端和解协议。考察这一问题须注意:(1)区分非经第三方调解或在其他法律程序中达成的和解协议;(2)商事保留及事前同意保留对投资争端调解协议能否适用《公约》的影响;(3)在《公约》规定的“最低限度形式要求”之外,缔约国国内程序可能提出的额外要求;(4)与投资仲裁不同,《公约》不适用于营业地设在同一国家的当事人订立的和解协议的执行;(5)执行地国的相关程序规则和公约规定的救济条件。无论如何,《公约》将对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国际投资条约实践及各国国内法体系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后发优势”与中国立场

《新加坡调解公约》是《纽约公约》的追随者和效仿者。通过模仿《纽约公约》的框架结构和规则术语,《新加坡调解公约》意图在国际商事调解领域创建一套和解协议的承认与执行机制。借用发展经济学领域“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理论进行分析,《新加坡调解公约》在绝大多数事项上具有“后发优势”,仅在适用范围、运作机制等少数事项中可能存在“后发劣势”。而且,这些“后发劣势”大多可以通过法律解释等技术手段加以避免,还可以经由公约内置的修正机制予以克服和转化。考虑到该公约自身的优越性及其对中国的价值和影响,中国应尽早批准该公约,分阶段实现国内制度衔接的三项目标,即确保该公约顺利实施、统一中国商事调解制度、加快建设国际商事调解中心。

《新加坡调解公约》背景下国际和解协议跨境执行审查制度探究

《新加坡调解公约》确立了国际商事和解协议跨境直接执行机制,但出于对和解协议监督及维护执行地国家利益等方面的需要,仍有必要建立和解协议跨境执行审查制度。和解协议跨境执行审查制度在审查对象、审查内容、法律效果等方面区别于外国仲裁裁决司法审查制度,兼具支持、监督、控制和解协议质量、权利救济等方面功能。同时,本文从制度模式、基本原则、审查主体、审查范围、权利救济程序等方面对跨境执行审查制度内容进行了分析,并就我国构建跨境执行审查制度作了初步探讨。

《新加坡调解公约》框架下的国际和解协议执行及我国回应

《新加坡调解公约》针对经调解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的执行问题进行了规定。在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问题上,《公约》界定了所适用的和解协议范围,将和解协议视为可直接执行的法律文件并赋予其强制执行力,便利了和解协议的执行,但与目前我国调解协议须经司法确认的制度产生冲突。在和解协议的执行抗辩事由上,我国法律与《公约》不存在实质上的冲突,但在具体抗辩事由上有待进一步的细化;此外,我国法律未对和解协议的执行与其他救济程序之间的关系予以明确。为了更好地衔接《公约》的规定,我国宜从和解协议可执行性这一根本问题出发,明确可执行的和解协议范围及定义,并对和解协议的执行抗辩事由、和解协议执行与其他救济程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予以细化规定,构建与完善国内层面的和解协议执行制度。

我国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问题研究

执行是法律的生命。随着我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跨国经贸往来日益频繁,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国际商事争议的增加。国际商事调解以其特有优势逐渐被各方所认可并已成为解决争议的重要途径。《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颁布建立了国际商事调解协议强制执行机制,我国虽早已加入该公约,但我国目前的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制度尚未得到妥善构建,既缺乏国内法的专门规范,又与《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执行制度存在较大冲突,难以实现有效衔接。我国国际商事调解协议在执行环节面临着调解协议性质认定存在争议、执行前的调解协议审查指导员缺位、调解员资质认证不明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国际商事调解制度的健康发展。从我国现有国情出发,分别从实行国内与国际商事调解协议双轨制、建立国际商事调解协议审查制度、建立调解人才队伍以及完善法律制度以实现优化我国的国际商事调解协议执行制度并与国际接轨。

《新加坡调解公约》下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新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不断发展,贸易摩擦日益频繁,商事纠纷的解决方式也向着多元化发展。不同于传统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方式,调解具有灵活、高效、包容的特点,为很多商事纠纷的当事人所青睐。不过由于很多国家将调解定义为民事合同,其无法被强制执行,因而调解制度难以在国际商事中获得进一步发展。《新加坡调解公约》的产生将改变这一局面,在该公约中,和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使得商事和解协议可以在不同国家间承认与执行。这意味着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同时也意味着国际商事调解独立于诉讼,仲裁,开始向着独立化,体系化的方向发展。我国具有深厚的调解基础,但我国的调解体系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并不相同,因此我国需要采取一系列行动,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尽快与国际规则相接轨。

我国国际商事调解特区立法:问题争议、解决机制及制度贡献

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我国国际商事调解相关法律实践以及各地自贸区相关机制探索正加速开展,但也面临着缺乏商事调解专门立法、主持商事调解的主体资质不明、和解协议执行路径不畅、缺乏跨境执行的审查标准等现实问题与挑战,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商事制度的发展及其与国际主流制度的接轨。新近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以特区立法及授权形式率先对商事调解作出专门规定,赋予了商事调解独立的法律地位,并创设了若干具有引领示范效应的制度举措:创新设立中立评估机制提升调解“效率”,引入司法保全措施确保调解“效能”,增设司法确认程序落实调解“效果”,提倡市场化自主发展推升调解“效益”,有效解决了商事调解的“四效”问题。国际商事调解特区立法的探索性、开创性、系统性建构,在立法理念、条款设计及至现实应用上对我国落地生效《新加坡调解公约》、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商事调解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先期制度参考和经验探索,同时某种意义上也为世界范围内国际商事调解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

商事调解协议效力类型化及多阶段决策研究——以广东省实践为例

国际上基本形成两种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方式:一种是直接执行机制;另一种是转化执行机制。我国商事调解协议效力现状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不足:履行或执行质量不高,与《新加坡调解公约》无法有效衔接,商事调解制度不规范,互联互通不到位。我国目前的商事调解协议效力机制属于转化执行机制。在转化前的法律性质是一种“民事合同”或者“契约”;在转化后形成裁定书、裁决书等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文书。在我国的效力构造中,履行效力和执行效力分属于两个阶段,对应两种不同的法律性质。当事人在商事调解协议效力决策中的考量因素分为商业因素、法治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在分析商事调解协议的效力类型以及当事人选择效力类型的考量因素后,形成的多阶段决策模型能够为当事人提供指引。进而提出四个完善路径:强化调解协议的履行监督与行业治理,接轨国际规则赋予直接执行效力,完善调解机构与调解人员的管理,做好衔接配合和互联互通工作。

印度商事调解规则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印度与中国同为签署了《新加坡调解公约》但未批准实施的国家,但印度商事调解立法走在世界前列,1996年《仲裁与调解法》是其商事调解规则的主体。当前我国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在制度衔接上存在诸多问题,对《仲裁与调解法》调解部分梳理研究后发现,印度对“评估性调解”的偏向性和调解文化都与我国类似,借鉴印度商事调解规范以完善我国商事调解制度具有可行性。在总结《仲裁与调解法》下调解规则特征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商事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优化建议:以修订案的形式将商事调解规则纳入我国《仲裁法》;有条件地承认和解协议的强制执行力以破除“双轨制”与“双重审查”的执行困境;建立个人调解员制度以推动调解员认证标准与职业守则的统一。

我国商事仲裁与商事调解衔接制度的法律问题探析

诉讼、仲裁和调解是解决国际商事争端的主要手段。诉讼和仲裁分别有《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和《纽约公约》作为各自跨国承认与执行的国际法依据。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贯彻落实,以及《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签署生效,调解在国际商事争端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仲裁和调解作为非诉纠纷解决方式,二者具有诸多相似点但又存在差异。目前我国对商事仲裁和商事调解衔接制度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仲裁法》第51条,《仲裁法(征求意见稿)》则进一步明确了调解协议的制作程序,但对仲裁员与调解员的身份是否可以混同、调解期限等问题并未提及。本文旨在分析我国商事仲裁和商事调解之间的关系,介绍商事仲裁与商事调解的衔接模式和实践,对我国商事仲裁与商事调解衔接制度中的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和总结。

《新加坡调解公约》下中国执行国际商事和解协议路径探索

《新加坡调解公约》赋予经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以跨越国界的强制执行力。中国已于2019年8月7日签署该《公约》,正面临着如何理解《公约》的直接执行模式、如何对接中国的司法程序这两个紧要问题。本文首先剖析《新加坡调解公约》规定的执行模式,继而探讨中国已有的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是否可以作为《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适用通道,最终提出中国应当构建独立的《新加坡调解公约》审查执行程序,并提出了设计具体制度的三大原则,以及配套的风险控制机制。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解读及中国商事调解制度的衔接

国际商事交往的日益频繁不可避免会有摩擦产生。传统的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方式包括诉讼、仲裁、调解等,其中调解方式既有快捷、包容、便利的优势,又有缺乏强制执行力的劣势。《新加坡调解公约》赋予了调解以执行力,以多边的方式来解决调解达成的国际和解协议的跨境执行问题,中国已签署了该公约。本文分析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创新设计,解读了公约适用的和解协议的条件、他国可以拒绝救济和解协议的情形等,并对中国商事调解制度的搭建及与公约的衔接提出建议,以促进中国商事调解制度的完善及与《新加坡调解公约》更好地衔接。

我国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机制研究

我国现行商事和解协议可以通过当事人平等协商、调解、诉讼和仲裁程序中达成。通过协商和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主要依据当事人自动履行,在诉讼程序和仲裁程序中达成的和解协议可以得到法院的执行。《新加坡调解公约》项下的国际和解协议指在独立的调解程序中达成的协议,由缔约国按照当地程序规则和公约规定的条件执行。本文结合我国有关执行商事和解协议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就《新加坡调解公约》项下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在我国执行中所涉及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东道国政府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和解协议的性质、公约项下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在我国的执行程序和执行条件、以及关于我国是否应当在近期内批准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等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作者认为,无论我国在近期内是否考虑批准加入该公约,都应要尽快做好建立和完善我国商事调解法制的各项准备工作:在立法层面上尽快制定和出台规范商事调解制度的法律规则,在司法层面上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执行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各项程序规则及相关配套措施。

《新加坡调解公约》背景下中国商事调解规则构建

《新加坡调解公约》(下称"公约")的生效标志着国际调解机制的独立化、统一化和制度化,其作用不仅限于统一国际和解协议的执行机制,还将对各国国内调解制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在国际和解协议的概念、调解程序规则、调解员守则、和解协议的执行机制和司法监督上,与公约和《调解示范法》所代表的国际标准有一定的差异。即使短时间内商事调解立法不能出台,中国也至少可以从衔接国际国内和解协议执行机制、调解员行为准则、补充和解协议司法监督等方面来积极应对公约的生效,与国际规则对接。中国应当借此时机,完善自身的商事调解机制,同时积极融入和参与构建国际商事调解机制。

《新加坡调解公约》背景下我国商事调解协议执行力问题研究

《新加坡调解公约》建立的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直接执行机制,充分体现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理念,强化和发展了调解快速、便捷的优势。一直以来,我国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只承认商事调解协议具有普通民事合同的效力,实行商事调解协议的转化执行机制。商事调解是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和正当程序为理论基础的纠纷解决方式,合法性是其基本原则之一。商事调解和法院调解、仲裁调解的原理相通,其纠纷解决结果的效力也应当保持一致。为给《新加坡调解公约》在我国的落地创造有利条件,本文深入探讨了赋予商事调解协议执行力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并认为首先赋予国际商事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是目前最为可行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