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改增”对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投资的影响--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以中国A股市场高技术服务业企业2009—2016的数据为样本,本文采用多时点DID探究“营改增”这一准自然实验对高技术服务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营改增”的实施对高技术服务企业投资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这一结论经过PSM-DID以及更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研究结论证实了“营改增”的落地可以激励高技术服务企业投资水平的提升,为后续深入推进税收优惠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税收激励的就业促进效应--基于“留抵退税”改革的经验证据

以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4—2021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考察了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就业水平,且主要通过融资约束效应、实体投资效应及生产率效应影响劳动力就业;留抵退税政策的就业促进效应对非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及资本密集型行业表现出明显偏好。进一步分析发现,留抵退税政策显著优化了劳动力就业结构,在企业规模扩大的同时,平均劳动力成本与劳动收入份额也随之提高。因此,应进一步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优化留抵退税政策设计;深入疏通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促进企业劳动力就业的传导渠道;制定差异化政策,提高留抵退税政策的精准性。

税收激励促进了外商追加投资吗?--基于增值税改革试点的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外商投资审批(备案)数据库,以增值税改革作为外生冲击,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讨税收激励政策对在华企业外商追加投资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增值税改革显著促进了在华企业外商投资追加。从影响机制看,增值税改革会通过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推动企业市场扩张,进而促进外商追加投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增值税改革对小规模企业、高融资能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活跃度较低企业和低竞争行业的在华企业外商资本追加行为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

增值税减免、企业税负与创新投入——基于2013-2015年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2013-2015年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全国税收调查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增值税优惠对企业税负、销售收入及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优惠导致一般纳税人企业所得税负和实际总税负显著上升,但却会显著降低小规模纳税人实际总税负;增值税优惠显著降低一般纳税人销售收入,但却显著提高小规模纳税人销售收入;增值税优惠显著提高东部企业创新投入,企业所得税负抑制了东部企业创新投入;东部企业税负比中西部企业税负高,但是比中西部企业吸引了更多企业创新投资。因此,应扩大增值税优惠的覆盖面,扩大增值税优惠的对象和抵扣项目范围,兼顾效率与公平原则,降低东部企业增值税负,让中西部地方政府享有更多增值税分成比例,提高创新投入,缩小地区差异。

服务化水平、实际税负与营改增政策的财富效应--基于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文章从微观视角出发,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营改增政策对试点企业实际税负和绩效水平形成的经济后果,以及试点企业的服务化水平对上述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营改增政策有助于降低试点企业整体实际税负;第二,营改增政策实施后,试点企业的实际税负降低使得企业绩效水平提升,实现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财富转移效应;第三,试点企业服务化水平越高,营改增政策降低企业实际税负,进而促进企业绩效提升的效果更加明显,即营改增政策实现的财富效应更强。进一步检验发现,营改增政策有助于促使试点企业改善经营效率,提高自身财富创造能力,增强营改增政策的财富创造效应。

结构性减税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基于“营改增”的实证研究

结构性减税虽然有着拓宽税基和涵养税源的作用,但也给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笔者选取2010—2014年全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财政反应函数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指标进行量化,以“营改增”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结构性减税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营改增”显著提升了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并且政策效应存在滞后性,在政策实施当期表现为微弱的促进作用,而后逐渐增强。异质性检验表明,“营改增”的政策效应在东部地区及第三产业占比较高的城市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西部地区的城市存在抑制作用。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营改增”主要通过企业生产激励效应和地方政府行为扭曲效应两种作用渠道影响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在推进减税政策过程中切实保障地方财政长期可持续性提供经验借鉴。

增值税改革对制造业企业服务化的影响研究--基于“营改增”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营改增”作为增值税改革的重要内容,其政策效应不仅限于减税,更重要的是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本文利用2009~2018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以“营改增”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增值税改革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分组回归的方式考察增值税改革对企业服务化水平的差异性影响。研究表明:(1)增值税改革能够通过增加优质服务要素投入等四个方面提升制造业企业的服务化水平;(2)增值税改革对所有制、生命周期、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以及与服务业的关联程度不同的企业在服务化水平改变上存在差异。增值税改革对制造业企业服务化水平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衰退期企业、高市场化地区的企业以及与服务业关联程度大的企业更明显。

经济学与会计视角的反机会主义规则--我国增值税视同销售规则的个案研究

特殊的税法规则产生特殊的规则运行成本,强化了税法与会计的非协调。本文以增值税视同销售规则作为研究个案,从经济学视角提出反机会主义假设,认为作为基础性安排的视同销售规则同时也具有契约性质,在博弈层面上其表现为一个规则性的对策,并由此产生经济学意义上的逆向选择与溢出效应;以会计视角来看,受反机会主义规则制约,会计数据也反映出交易与契约的效率损失。我国现行的会计处理与信息披露制度依然存在不足,降低会计成本与满足更深刻意义的会计信息需求依然值得期待。

征税能抑制企业涉房投资吗--兼论“脱实向虚”的另一条路径

近年来企业过度持有不动产的涉房投资倾向引发广泛关注,也背离了“脱虚向实”的政策导向。文章基于土地增值二次分配理论,利用2007-2019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微观数据考察了持有环节和转出环节税收对企业涉房投资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因为税基不能随房地产市场价值灵活升高,造成持有环节的房土两税表现出一定的累退性特征,从而无法有效抑制企业涉房投资;相比而言,转出环节的土地增值税能够显著抑制企业涉房投资倾向。进一步基于省级宏观面板数据的非对称反应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当前各地区土地增值税的征管力度受到地方政府的刻意操控,出现了相邻省份之间的标杆竞争现象,特别是省份间的竞低效应尤其突出,这对有效发挥土地增值税的作用产生了不利影响。文章的研究对未来进一步完善税制改革和引导企业投资“脱虚向实”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增值税转型与中国新建制造业企业选址--兼论减税政策的红利效应

增值税转型政策实践是否可以释放改革红利,是政策制定者与学界共同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文章基于增值税改革"准自然实验"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考察增值税转型改革对新建制造业企业空间布局行为的影响及差异。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释放的减税效应对新企业落户具有显著的吸引力,且对非出口、小规模、内资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吸引力更为明显;同时,增值税转型对制造业企业选址的吸引力还受到地区集聚经济的影响,在供需可达性和集聚经济更强的城市,其吸引力更强。因此,在进一步优化增值税转型政策及地区营商环境时,不仅要推动增值税实质性减税政策落地,还应根据企业及地区的异质性特点精准设计"减税降费"政策,协同利用好"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促进实体经济空间布局优化与高质量发展。

Principles of Indirect Tax Harmonization in the EU

Since the beginning of 60s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European Community has been voicing its concerns about the need for tax harmonization. First attitudes towards tax harmonization were very ambitious. The aim was not only to reach structural harmonization in the Member States, but also harmonization of tax base and tax rate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nature and conditions of the harmonization process while addressing its legislative modifications. The article analyses and compares the most important indirect taxes （value added tax, excise duties） in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U. Despite decades of efforts to harmonize taxes countries continuously apply national taxes. Heads of the Union argue that this approach can lead to disintegration in the future.

增值税留抵退税促进了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吗?——来自2018年留抵退税改革的证据

以2014—2022年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并以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改革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对照组民营企业相比,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促进实验组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留抵退税政策实施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间接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留抵退税政策影响因民营企业的规模、技术禀赋以及生命周期差异而有所不同,且对规模较小、非高科技领域、处于成熟期和衰退期的民营企业影响效应更为显著。

农产品增值税处理规则的完善

理想的增值税制应覆盖所有商品和服务。然而,基于公平原则和缓解增值税的累退性需要,如何对农产品课征增值税便成为增值税法设计中的经典技术难题。伴随增值税制度的不断发展,很多国家尝试将农产品全面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例如欧盟在统一增值税制度之初便确立了对农产品免税并实行统一比率补偿的处理方法。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关于农产品的增值税处理规则呈现出免税要件界定不清、农产品增值税抵扣不合理以及税收优惠政策实效不佳的困境。增值税法上农产品的处理规则应遵循税收中性和税收公平的基本理念,为此,我国在增值税法上应进一步明确农产品免税要件的界定、改进农产品抵扣机制、完善农产品税收优惠政策。

减税冲击、土地调控与城投债定价

减税冲击会加大地方财政压力,而地方政府隐性担保能力的下降会导致城投债发行利差上升;然而,城投债是地方经济建设的重要融资手段,地方政府有动机采取增信措施来抵消减税冲击的影响,甚至促使城投债利差下降。基于2017—2019年的三次增值税税率下调实践,通过产业结构、减税点数和政策时间构造地级市层面的减税冲击变量,分析发现:减税冲击会扩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缺口,但地方政府会采取土地调控措施来为城投公司提供增信,导致城投债的发行利差不升反降;具体而言,面对减税冲击,地方政府并没有调整土地出让结构、提高工业用地和住宅用地出让价格,而是通过向城投公司注入土地资产、提高商服用地出让价格的路径来提升城投公司的融资能力、抵押价值和信用水平,这也反映出地方政府“以地谋发展”的运作方式已由土地财政转向土地金融。因此,应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打破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和出让环节的双垄断格局;划清地方投融资平台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界限,促进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发展,改变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调控的局面。

营改增背景下考虑双向期权柔性订购契约的供应链信用融资决策研究

本文针对营改增背景下考虑双向期权柔性订购契约的供应链信用融资决策问题进行研究。首先,本文明晰了考虑双向期权柔性订购契约的供应链两阶段信用融资模式,其次采用逆推法,建立营改增前后供应链各主体在不同信用融资模式下的最优决策模型,并对模型中期权执行价格、税率等决策参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最后通过仿真分析对比研究营改增前后供应链各主体的最优决策变化以及营改增政策对供应链融资均衡的影响。研究发现,双向期权价格、看涨期权执行价格的增加均会使零售商的订购数量减少;看跌期权执行价格对零售商订购数量的影响则相反。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机制减轻了生产商提供双向期权柔性订购契约的税负压力;营改增后的生产商信用融资模式下,增值税率的变化不会直接影响零售价格及零售商双向期权订购方式下的订购数量;当零售商采用双向期权柔性订购契约时,生产商信用融资模式较银行信用融资模式更具成本优势。

电子发票与涉税数据保护

随着“以票控税”向“以数治税”转型的时代来临,电子发票是财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内容,在税收征管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是,我国电子发票的配套制度不够完善,缺少涉税数据保护的具体规则。从概念界定、权力结构和责任与归责机制看,数据保护的一般性规则在电子发票涉税数据保护中具有局限性。电子发票的参与主体多样,适用环节逐步扩大。因此,在涉税数据传输过程中,应当平衡公共价值与私法权益保护,注重个人信息与商业秘密的保护。根据域外经验,在发展诸如区块链、云服务、智能合约等技术的同时,应当遵循技术中立原则:如欧盟在电子发票涉税数据保护中,遵循目的限制原则、比例原则和数据最小化原则;《瑞士增值税法》也规定了涉税数据保护规则。建议将涉税数据保护纳入立法考量,通过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发票管理办法》来保障涉税数据安全。

外贸内卷化、出口退税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长期以来,我国出口企业面临来自国内外同类企业的双重竞争,容易出现为抢夺代工订单和抢占市场份额而竞相压价、生产低端同质产品的“外贸内卷化”现象,这是推动我国经贸高质量发展亟需探讨的问题。以微观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外贸内卷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进而分析出口退税政策在这一过程中是否能够起到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外贸内卷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有负面影响,而出口退税政策有助于缓解这种负面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出口退税通过企业利润提升效应和一般贸易占比提升效应帮助企业缓解外贸内卷化的负面影响。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实行不完全且有差别的增值税退税政策,以更好地发挥其引导企业出口行为选择的作用,走出外贸内卷化困境。

“留抵退税”政策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业绩影响估测研究

选取2015—2021年上证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DID双重差分和多元回归模型,探究2018年实施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12类40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业绩影响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与提高主营业务专注度,对公司业绩有积极正向支持作用。这为我国进一步推进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为现行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公司提升经营业绩提供决策依据。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提高企业的研发能力了吗?——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我国2014-2021年A股制造业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2018年实施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能否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实证结果表明,享受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企业,研发能力显著提升,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得以验证。理论逻辑在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增加了企业现金流,增强企业抵御风险能力的同时也会降低企业的研发风险,企业的研发意愿增强,研发能力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另外,制造业企业需要购进生产设备进行研发活动,而现金流的返还让企业不再担心会因为采购机器设备而产生大量的留抵税额;企业生产模式和生产理念的转变,也会更偏向于进行研发创新,提升自身的研发能力。在产权性质方面,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仅对非国有企业研发能力有激励作用;在成长速度方面,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成长速度快的企业提升研发能力产生了积极效果。

增值税减税对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增强生活性服务业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税收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一直备受关注。基于生活性服务业A股上市公司2015—2022年的数据,考察增值税减税对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减税能够提高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加人力资本两条途径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扩大增值税减税政策适用范围,增强政策普惠性;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缓解企业融资困境;增加企业人力资本投入,提高人力资源质量;优化增值税减税政策设计,采取差异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