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扩围”对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影响分析

通过微观模拟方法,就1995—2010年增值税"扩围"对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进行模拟测算。结果显示:就整体影响而言,增值税"扩围"对收入分配的逆向调节有所减弱;就增值税和营业税各自的累进性而言,对低收入者的负面影响均较大,且消费项目间调节的差异较为明显。在继续实行增值税"扩围"的过程中,需要考虑消费项目对居民收入分配所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非对称地调整行业间税负。

增值税扩围改革试点的选择:方法探讨与实证检验——基于聚类分析的结果

增值税转型实施后,增值税的扩围改革提上议事日程。2011年《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的颁布,2012年1月1日增值税扩围改革在上海交通运输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试行,都标志着国家推行增值税扩围改革的决心。该文以2010年31个省市的样本数据为基础,从增值税扩围改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出发,并结合试点方案,运用SPSS的K-Means聚类分析对其进行分层,最后提出应合理选择增值税扩围改革的试点地区;在增值税扩围改革中,应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推广。

增值税扩围下的地方税问题研究

地方税是地方政府固定收入的税种总和,划分中央和地方税的理论依据主要包括公共产品层次理论和税收职能理论。目前,我国地方税主要由地方增值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税种构成。2004—2009年我国地方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均超过80%,2010年则下降至50%以下。增值税扩围后对地方税收入、地方主体税种选择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分成比例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应规范地方财政支出,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体系,缓解地方财政风险;构建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配以辅助税种的地方税模式。

“扩围”改革后引入双元增值税模式的探讨

我国当前的增值税"扩围"改革应解决地方财政和税务机构的设置问题。借鉴相关国际经验,依据消费性增值税目的地原则和我国增值税的定义,将双元增值税引入我国,并提出该模式下适合我国的跨省交易解决方案。从省内和跨省交易两个方面,以算例形式从理论上论证该模式在我国两级政府和两大税务机构之间运行的有效性,得出其能够作为我国增值税"扩围"改革后的征管模式的结论。最后,建议我国建立健全两大税收清算体系和增值税发票管理体系。

税收激励政策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增值税税负的视角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税收激励政策是支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为此,在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背景下,从税收激励政策的视域探究制造业企业绩效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2010—2021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服务业“营改增”扩围和增值税税率下调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服务业“营改增”扩围通过减轻制造业企业增值税税负,能够有效地提升制造业企业绩效,因而对制造业企业的发展具有间接激励作用;增值税税率下调能够直接提升制造业企业绩效,因而对制造业企业的发展具有直接激励作用。同时,服务业“营改增”扩围和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不同年龄企业、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影响均存在差异。因此,我国应适当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提升制造业企业绩效;进一步完善增值税制度,畅通增值税抵扣链条;继续下调增值税税率,全面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实施差异化的税收优惠政策,营造良好的经营和投资环境。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税收激励与居民消费扩容提质——来自“营改增”的经验证据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促消费扩内需将发挥基础性作用。减税是降低市场主体税收负担、扩大内需的重要政策选择。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采用“营改增”准自然实验的证据,考察减税对我国居民消费扩容提质的作用机理和政策效应。结果表明:“营改增”显著地促进居民消费,提高了家庭平均消费倾向和消费升级指数,具有扩容提质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营改增”从供需两端刺激居民消费,遵循价格机制和收入机制,收入机制的消费升级效应更为持久;“营改增”政策在不同收入组别家庭间的消费效应具有异质性,对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扩容提质效应更大。因此,建议降低企业负担,助力居民就业和增收;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激发社会消费潜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可及性,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促进现代生活服务业发展,优化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供给。